古人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國傳統社會中，在國家治理方面有過不同主張，涉及國家發展和社會民生等許多重大問題。很多思想家提出的治理觀點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并體現出強烈的把握和推動社會發展的自覺意識。

　　其中一些爭論的問題歷朝歷代反復出現，重溫這些爭論，可為今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歷史借鑒。

　　尊王抑霸還是王霸并用

　　這是一個涉及國家發展道路與目標的爭論。對此，儒家、法家等提出了不同的理想模型。

　　王道主要是指通過實行仁政，以德治為主要手段，達到“王天下”；而霸道主要是指通過強制手段，武力征服，達到“霸天下”。《管子》提出王、霸乃國家治理的戰略目標。孟子提出了王道與霸道在實現手段上存在根本區別，即王道是“以德行仁者”，而霸道則是“以力假仁者”。霸道的目的比較明確，就是富國強兵、稱霸天下，短時間內對增強國家經濟、軍事實力有利。

　　而王道的目標則深遠得多，王道希望在社會道德文明和精神文化建設上有所成就，并培養塑造出大量賢人乃至圣人，為實現天下為公、各盡所能的“大同”社會打下堅實基礎。“大同”之世的理想體現出儒家在身心和諧的基礎上，讓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生的追求。

　　是古非今還是是今非古

　　關于治理效果如何，古人沒有更多的橫向參照物可比，大部分情況還是將以前的社會治理狀況作為理論和實踐上的比較對象。

　　春秋末至戰國時期，各家往往以早期記載的五帝、三代作為理想標準，衡量各諸侯國的治理效果。孔子欲恢復周禮，表明他心目中是認可周代文武之治的。但是，注重歷史變化的一些思想家則較為關注當前的現實。荀子就反對孟子言必稱三代、盲目崇拜先王的歷史觀，而大講“法后王”，認為今勝于古。韓非子同樣反對循固守舊，認為圣人是“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的。

　　漢代儒家的古今觀主要是秉承了孔、孟先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是古非今論，而東漢前期思想家王充則旗幟鮮明地提出“漢盛于周”的歷史發展標準。宋代以后，又多了個漢唐評價標準。到底三代與漢唐孰優孰劣，人們也辯論不已。其實，爭論背后的實質是用什么樣的模本看待當時的治理成效。

　　重農抑商還是農商并重

　　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經濟為主，商業經濟在國家經濟中亦有重要地位。在發展政策上，怎樣對待這兩種行業，歷史上有過不同觀點。

　　一種是重農抑商。戰國初期李悝就提出了“重農抑奢，禁技巧”的觀點。農業是傳統社會主要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大事來抓，努力督促和組織農業生產。與此同時，國家在經濟政策上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即保證經濟政策向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方面傾斜。還有一種是工商皆本。

　　《史記·貨殖列傳》指出“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頗有支持工商業發展的色彩。明清時期的一些思想家明確提出了工商皆本、農末相資、士商同道的觀念，從均衡社會財富分配、刺激經濟生活等角度肯定了工商業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但這些觀點并沒有改變明清王朝從總體上控制、打壓工商業的政策。如何處理好農、工、商的關系，積淀著中國人的治理經驗和智慧。

　　維護現狀還是改革變法

　　經濟基礎隨生產力發展而不斷變化，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部分是維護現狀還是改革變法？守舊者往往以祖宗舊制或假借“天意”來阻撓改革創新，而革新者則以時代變遷為由，力主改革。

　　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幾次比較有代表性的改革浪潮。第一次是春秋戰國到秦漢之初。這次變法改革要求打破西周宗法血緣禮制的統治秩序，代之以“法治”秩序。商鞅改革成功地奠定了秦統一的基礎。第二次是在宋朝內憂外患的局面下，士大夫中又一次興起改革浪潮。

　　先有范仲淹倡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更張建議，后有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口號的王安石改革，但是改革效果并不理想。第三次是明朝時，面臨國家財政困難，張居正又推行了改革。這些改革往往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在怎樣改、改什么、什么時機改等問題上引發很多爭論。

　　以德治國還是以法治國

　　德治和法治之爭涉及上層統治者用什么樣的手段去治理百姓、維持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問題，它貫穿到以后歷代歷朝的治理理念中。

　　自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治國之道，中華民族便逐漸形成了重德治教化的傳統。孔子提出了一個倫理與政治相結合的治世方略，認為從長遠來看，道德比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更為有效。孟子進一步提出“仁政”思想。荀子吸收了法家思想，既隆禮又重法，認為“治之經，禮與刑”，但還是以禮為重。西漢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輔的主張。

　　此后，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主張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觀念。而管子和韓非子都提出了“以法治國”思想，認為“法”是衡量人們言行是非、曲直功過的客觀標準，是普天下之民眾應該遵守的行為準則，是保證國家平穩順利發展的根本保障。當然，從歷史經驗看，不論是只用德治還是只用法治，都無法保證王朝的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