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階段，地方青少年學子的外出“深造”，通常包括兩個梯級，一為府縣地方之外，二為國外。而與全國多數有學子出洋的地區一樣，其時溫州地方讀書人身至域外，年紀較輕者尚有“求學”之舉，年齡較大者則多系“游歷”。現今存留了一些當時的地方士人出國游歷的資料，這些人并未兼具“留學生”的身份，但對當地的中國乃至溫州留學生有過一些觀察描述。其中樂清劉之屏曾擬于壬寅年（1902）游歷日本，“困于資而中折”，之后可能在癸卯年（1903）成行；瑞安項崧乙巳年（1905）曾赴日游歷，但二者存留史料甚少。瑞安黃紹箕于丙午年（1906）六至十月赴日考察，但他是以總領一省學務之“官員”（湖北提學使）的身份出國的。瑞安郭鳳鳴受孫詒讓推薦，至上海江浙漁業公司協理工作，1906年公司總經理張謇派員參加意大利萬國博覽會，郭氏“自備資斧請偕”，進而在歐調查實業狀況。對此，因與題旨關聯不大，本部分均不予討論，主要討論宋恕、劉紹寬與黃光的案例，三人均為平陽縣人，游歷的目的地均為日本。

　　先是宋恕。早先在上海期間，宋與日人來滬者，如山根虎臣、岡千仞、館森鴻等即有交往，唯因宋不通日語，此類交流多以筆談方式進行。相對其在津、滬、杭等地的經歷，宋對鄉里學務介入不深，不過在一些地方士人眼中，他仍屬于早年見過世面、甚為了解外國情況者，這里的“外國”自然也包括日本。至1902年，居鄉的孫詒澤還曾寫信向他請教：“彼邦《公學章程》如有藏本，幸乞賜覽！現坊間有《日本游學指南》一書，其所列章程是否確實？務使示知。”而他實際游歷日本，則要到1903年。宋于該年五月間抵東，閏五月初抵橫濱，與早先來此的孫詒棫同往東京，之后便住在孫寓。在日期間他與家人頻繁通書，而因身為孫鏘鳴的女婿，其留意最多的在東學生，便是與之同住的鏘鳴少子孫詒棫。

　　該年宋恕42歲，孫詒棫（1880-1925）僅24歲。其實孫詒棫早先已成生員，但向不喜八股，如前所述，辛丑年得知八股廢，還曾火燒時文刻本。1902年居鄉的孫詒棫改名孫任，字季重（原字季芃），并在給宋恕的信中稱：“《新民叢報》已閱過兩號，余尚未寓目，渴望無似！近來風氣大開，譯籍日精，我黨生今日之世界，豈非極樂之大幸福乎！……敝邑士氣大振，甲乎我郡，《新民叢報》亦買至四十余份，……游學日多，成效既著，洵可羨也。弟自去年發愿游學日本，至于今日無一日不神往。渺渺扶桑，我心依依，阻力膨脹，抵力棉[綿]微，洵人生一大恨大憤事也。”對外面的“新”世界懷有無限向往。其兄詒澤亦稱，詒棫與詒澤之子延曙均“慨然有同東之思想，然其志雖大，此血氣之盛耳，未敢令其前行”。據詒棫后來所述，此次東游之費，系“庶伯母、嫡母及容兄成之”，“容兄”即其堂兄孫詒讓，孫詒棫向他借了一百元，共向家人借得二百五十元，作為旅東之費。

　　癸卯年正月間，孫詒棫終得成行；閏五月間，宋恕入住其東京寓所。該寓所似是一間小客棧，初到的宋恕尚未摸清狀況，徑自評論道：“溫州留學生獨季芃最能刻苦，平日于點心水果從不稍買，亦不出門乘車，真學界之志士矣！”

　　后二人一同往看大阪博覽會，游京都。然而在此期間，宋已察覺孫的精神狀態有異，一月以后給妻子的信中稱，孫詒棫“在此頗抑郁，曙（指孫延曙——引者注）來難矣！”宋自己在日本，始終游興頗濃，且與日本學者頻相往來。而據他所稱，孫詒棫“與留學生，除本郡人外無一往來”。9月初宋復作信稱：“芃不與日本人來往，亦少與我國人來往，終日在內，與去年漸若兩人，熱極而將冷矣。”據此，可能孫詒棫數月以來一直未曾正式入學，當時留學生統計表中孫的“預備入校”，或即是指此“無學可上”的狀態而言。

　　同期宋在家信中，對當時同鄉留學生的總體狀態也有過描述，稱：“溫州人在此共二十人左右，惟我留辮舊服，王魯帆（一作魯璠，即永嘉籍留日學生王鴻年——引者注）留辮而亦改服，余皆斷辮且改服矣。端卿、同莊（瑞安籍留日學生黃曾鍇、林大同——引者注）之歸，皆以數元買假辮用之。”而這一外貌上的變化，并不意味著精神面貌的大變化，宋后來復稱：“日人輕視中國人，成城學校、弘文學院之類均專為中國留學生所開，……斷發易服，大半取便于宿娼；愛國救民，不過求銷其報紙。……此間一千留學生中，如芃之真有熱心者殆不滿二十人，如之何不冷？”這里或有在妻子面前，為妻弟說好話的意味，但宋總體上對包括同鄉學子在內的留學者持批評態度，應是確鑿無誤的。這種批評且包括政治層面，如家信中曾稱：“現《江蘇》雜志、《浙江潮》等皆為大逆之報，明反皇朝，可囑曙不可買閱。”而孫詒棫似曾給《浙江潮》投稿，宋特意在家信中托妻子請其兄孫詒澤等出面，致信勸誡詒棫“不可再入演說所、再作《浙江潮》”。與日人筆談過程中，宋還提及孫詒棫“不服皇清”，乃是“不知天命”。

　　在另一面，孫詒棫“游而不學”的狀態亦是宋恕時刻擔心的。至9月18日，因客棧裝修房租漲價，溫州人均搬離原先寓所，宋與孫詒棫始異處而居。孫詒棫由此移入神田區勸學書院，開始向日人平林氏學日文。但學習時間似乎不長，不久宋恕即在家信中稱：

　　芃為彼都現象所震奪，頗有如癡如醉之狀，毫無興致，寸步不出游，終日悶坐。且學語太不近性，雖已半年，且從過數師，于日語仍未有門徑，早生厭倦，又不肯入學校，我甚為之惜。且性太孤冷，不出門訪一同國之學生，本國普通話亦未有門徑，雖與我同往看博覽會，而亦毫無興致。如芃之天性，決不宜于出門，看來今年以后彼無出門之念頭矣。我再三勸其入學校，芃總不肯，察其心甚灰冷，與去年忽又如兩人。由其天性太厚，故不耐稍受摧折也。（本年芃到日本，大受溫州同鄉諸學生王君魯璠等摧折，近日至無一人與芃往來稍密者，皆以“癡人”冷笑之，可憐！）芃又太不解待客之例套……而日人亦最重儀節，故亦甚少相投之人，現惟勸學書院之主人待渠尚有情致耳。要之，芃于世故人情實為絲毫不解者，故出門處處掣肘。我雖屢加規勸，而無奈渠總不能有進步，且研究之性質亦短，于講海外實學去之亦尚遠，而又不肯安心作閑散人，將來恐不免有抑郁成疾之事也。

　　在宋看來，孫詒棫到日本后旋由“極熱”轉入“極冷”狀態，且被早先到東、并得正式入學的王鴻年等同鄉人嘲笑與孤立。之后宋又在家信中稱，孫詒棫始終不肯出門，“謂：‘出門數步，只須見滿街女學生，便悶不可言。’蓋渠遇日本每事必回念本國而生比較之慨，所以悲不自禁也。”久留仍將無益，于是11月底，宋又移回孫詒棫居處，旋與之一同回國（癸卯十一月）。后在致孫詒澤的信中宋恕稱：“季芃今年之游，于人情世故大有進境，從前癡想盡撇霄外，人固不可不游歷也。”這應只是一些安慰的話，孫詒棫此次赴日，基本一無所獲，這一點他自己后來也坦率地予以承認，稱此番“宏愿無成，虛費其金”，僅買得一“厭世達觀之價值耳”。

　　然而，孫詒棫之后也未如宋恕所設想的那樣，再“無出門之念頭”。乙巳年十二月，在前次路費尚未償還的情形下，他又向宋恕借得洋二百元，再次東渡日本。據他自稱，此次東游主要是為著三部書，“臚舉浙才，宣大遺小”的《浙史》，“搜擇域中古今有關種族、政治、學術、風化者”的《夏史》，以及“辨擇宋、明遺民知保種者”的《痛史》。也即孫詒棫意欲靠著明確反對滿漢種族之辨的宋恕資助的學費，“寢食于海外諸圖書館”，以撰作顯帶排滿氣味的著作。在日期間，他還改名孫遺，字遺之，并在致宋恕的信中提及《民報》，稱“其中論議漸合論理”。此番游歷，孫詒棫似同樣未曾入學，且三書未見寫成，其第二次留日的表現，可能依然未合親友的期許。但此番他到底還是在日居留到了丁未年（1907）五月，方才動身回國。

1896年9月25日（光緒丙申八月十九日），宋恕（1862-1910，后排左三）與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孫寶瑄、吳嘉瑞、胡庸共七人合影于上海光繪樓。

　　相比之下，1904年赴日游歷的劉紹寬（時年37歲），出洋的目的要更為明確，即是為考察日本學務，以為地方借鑒。劉紹寬的四弟劉福泉原議往日本留學，但不久以經費難籌罷議。該年八月初二日，劉紹寬與同鄉友人陳慕琳一同起程赴日，八月廿一日抵達東京。對于當時的留日學子，劉亦有所接觸，如在出行的船上，就有兩名平陽籍留學生殷汝驪與宋誠。八月十七日他又評論稱：“此次同舟華人四十余，商人惟二三而已，余皆游歷員及留學生也。然則吾國學界膨脹之力，固較前為巨已！”抵達東京當日復稱：“詢悉吾甌留學者，現有三十余人，而瑞安實居三分之二，學風之盛，非特為吾郡之冠而已。”廿二日日記中更是提及：“余察中國游學于東國有五善：地屬鄰國，來往甚便，學費不巨，一也。學科參酌歐亞，編制完備，于中國最適宜，二也。學生來此，能顧名譽、顧國體，三也。既無上海繁華之氣習，又多外界激刺之感情，愛國之心易發，而公德亦易培養，四也。中國二十二省，為二十二國界，來此則彼此交際，反易團結，五也。”廿六日又記：“中國派遣出洋學生，多以無出身為嫌，即中國各學堂亦然。不知學問培養智識道德，即培養心志，與飲食培養口體一也，豈待利祿激勸哉！”稱留學易于培養國族情感，又強調留學生務必一心向“學”。只是浙籍學生入學率，在他看來依然偏低，如《東瀛觀學記》八月廿二日稱：“惟浙江現無官派，其自費者不能開班，率附他省，頗費周折，故學之者甚鮮。”

　　之后劉及其友人在日考察學務及法院、博物館等近代機構設施，并到處搜書購器，以為地方學堂之用。其間他也曾與日人議及留學問題，因其不通日語，交流的具體方式，據說是清國外務部派至日本調查學務的“北京吳翰林某”帶有翻譯一人，劉氏稍后得以隨從考察。九月初二日，劉氏參觀麹町區日比谷町第一中學校，校長勝浦鞆雄對他說：“中國派遣留學生者，大率年已長成，來習速成師范，為一時彌縫計，非百年之計也。應派遣年少者來入中學，寬以歲月，使于各學盈科漸進，以底于大成。”在此劉氏未留評論，但此條既已記入日記，復記入所作之《東瀛觀學記》，足見劉對該意見的重視。至民國年間，他對此條復作按語稱：“此說極是，今中國學、政兩途，無一不壞于速成，真是補苴茍且之計。”

　　九月十六日，劉紹寬參觀士官學校畢業試，稱中國留學畢業生92人，浙江17人，溫州4人（林調元、黃瓚、陳蔚、游壽宸）。十月初四日，又在同鄉留學生許燊、林大同等的陪同下至三省堂購買中小學課本。十月初七日，與溫處留學生在神田錦輝館會議，贊同設立溫處學務分處之議；廿二日即起程回國。回溫州后，劉將在日所記選編成一部《東瀛觀學記》，請孫詒讓作序。書中重點介紹日本的興學經驗，對留學生的狀況只是簡要描述，并未見太多評論。

左：溫州市圖書館編《劉紹寬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2月版。右：左書內頁，劉紹寬（1867-1942）像。

　　最后要舉的例子是平陽士人黃光。丙午年（1906）秋，他與同縣友人姜會明（字嘯樵）出游日本，歷時五月。當時黃35歲，系一不甚年輕亦不甚老的年紀，而此行的目的之一，則是送其子黃弢赴東讀書。此后姜氏亦“留學法政”，黃光先行歸國。在日期間他作了不少詩，后結集為《櫻島閑吟》，唯因“語多忌諱”，至1930年代方得面世。黃、姜二人此行主要是游覽名勝古跡，而對關涉甲午中日戰爭、日俄戰爭的景點（如馬關春帆樓等）亦頗關切。其間東京神田錦輝館有革命黨人聚會（似即章太炎獲釋后的歡迎會），黃光對此評論稱：“生子當如孫仲謀，章華才氣亦鸞儔。錦輝夜半雄談會，莫忘中邦泣楚囚。”對孫文、章太炎等人的革命行動甚為嘉許。另外似還曾與宮崎滔天會面，并稱“孫、康兩黨人之在東京者，均甚落拓，余常晤之”。

　　至于留學生，他曾與留日平陽學生宋誠、楊悌等有過往來；敘及湖南一留學生“突然回國”（似即劉道一），黃判斷其“必有所為”。不久即爆發萍瀏醴起義，消息傳至東京，瑞安留學生王鼐卿“宣傳最力”，曾炫耀自己因此“待遇增厚”，被日人尊稱為“御座”，黃則對此置之一笑。旋又作詩稱：“幾人壯志赴扶桑，虛牝黃金亦可傷。”詩末注：“留學者惟華人最奢侈。”復稱：“入唐求學多成器，此日留東意在何？公子裼裘儂改服，恐謀邦內動干戈。”對日人昔派遣唐使至中土學習，今日中土學子反而大批赴日學習、卻又不甚珍惜此學習機會表示感慨。總的來看，此時的黃光固然與同鄉宋恕有異，明確傾向革命，但對留學生的“本職”——在外求“學”的情況，亦表示了些許擔憂。

左：馬允倫編《黃光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右：左書內頁，黃光（1872-1945）像。

　　以上大致描述了其時關乎學堂教育的資源分布情況，及地方士人對此的態度。概言之，在科舉時代，由于文教與行政雙重意義上的邊緣性，溫州士子同樣具有“外向性”，但這主要限于“掄才”環節，“育才”環節的一些表現，如在杭、滬等地的書院求學等，基本是由掄才環節衍生而來的，故基本是個別、零星的。在新學制下，這一“育才”環節的外向性，乃至為制度所要求與“強化”；關乎溫州地方的、區域性的文教資源分布不是走向平均化，而是顯露出更為嚴格的縱向級差。可是，操持地方學務的老輩士人對此亦非拒斥，而是主動促成晚輩學子之外送，這既關乎他們對于外界國族形勢的判斷、對學堂為“國”育才的期許，也關乎其在鄉之傳統特權地位的傳衍。只是問題在于，一方面，相對老輩的士人無論支持排滿革命與否，往往強調學堂生首先應專注于求“學”這一“本職”；在另一面，進入國內通都大邑乃至國外的學堂，往往意味著求取本地教育無法達致的高水準之“新學”，新舊學之間，及學業與其他訴求間的關系具體如何對青少年學子構成考驗，這些老輩地方士人似乎已難給出清晰且前后一致的估測。年齡的差異遂與地理因素相結合，使得這種苦心營構的連續性頗易受到外界輿論影響，而讓位于在“同質”與“異己”之間擺蕩不已的籠統評判。就此而論，代與代的同質性建構，并非迅速遭到放棄，而是“逐漸”顯現為一種“貌合神離”；一種類似后世所謂“代溝”的觀感，更多還是在這些老輩地方士人對自身階層認同之延伸性的強調或想象（而非對傳統階層認同之“末運”的明確肯認）中，得以萌蘗并不斷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