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圖》絹本。設色。縱26.4厘米，橫140.8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此卷見于《石渠寶笈續編》李公麟《李密迎秦王圖》。當年感到圖寫唐人故事，而作宋人衣冠于理不合，因暫擬為宋人畫《人物故事圖》。

　　1972年《文物》第八期，發表了徐邦達《〈宋人畫人物故事〉應即〈迎鑾圖〉考》一文。他根據朱彝尊《書曹太尉勛迎鑾七賦后》，又查核了曹勛《松隱集·卷一》所載此賦全文，前有序，略云：紹興十一年（1141）十月，宋高宗派何鑄、曹勛至金國，請還宋徽宗和鄭皇后靈柩及韋太后（宋高宗母）南歸。十二年（1142）七月太后自東平登舟，九月，上迎于臨平。賦分“受令”、“使令”、“許還”、“回鑾”、“上接”、“身退”、“閑居”七段。又考《宋史·韋賢妃傳》：“金人遣其臣高居安、完顏宗賢等扈從以行。（紹興）十二年四月，次燕山，自東平舟行，由清河至楚州（江蘇淮安），既渡淮，命太后弟安樂郡王韋淵、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迎于道。帝親至臨平奉迎。”又考《宋史·曹勛傳》：“……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命勛充接伴使。”

　　因此，考知此圖描寫的內容為迎接徽宗、鄭皇后梓宮與韋太后還歸的故事。圖中右方朱衣騎白馬、張著一雙圓蓋，輔翼著掌扇、雙旗的人，即為安樂郡王韋淵；左方向右青衣騎馬先行的，即為接伴使曹勛；棕頂大肩輿中坐的是韋太后；后面并排兩輛牛拉的平頭車中載的是宋徽宗和鄭皇后的靈柩。圖中地點，應是在淮河南岸。證明是圖即曹勛《迎鑾七賦圖》中的第四節“迎鑾”。

　　謝稚柳對徐邦達的觀點有幾點獻疑。

　　1.《宋史·志·禮二十五》：“金人以梓宮來還。將至，帝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安奉于龍德別宮。”又據《宋史》（同上），奉迎徽宗梓宮，是遵用安陵故事的大駕鹵簿和“兇仗”，而絕不是兩輛牛拉平頭車。

　　2.據《中興小記·卷三十》：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先是迎護梓宮，……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為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王慶曾）為迎太母禮儀使，并往楚州（今淮安，為宋、金分界處）迎接。”

　　又按王明清《揮麈后錄》：“紹興壬戌（1142）夏，顯仁皇后自虜中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迓于境上。”又按《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一》：“太后自清河而下，是時官吏迎接者，皆列在楚州。沿淮既入境，即登寶舟，朝夕倍道而進。”可知高宗是在水上奉迎太后的。而高宗迎梓宮是乘輦于臨平，“登舟易緦服”，可知高宗也是在水上奉迎梓宮的，也可知梓宮從楚州是用船運至臨平的。由此可以推知到楚州奉迎的一行官吏應是隨從舟行到臨平，這樣便不可能發生右韋淵、左曹勛的場面。奉迎梓宮與韋太后的鹵簿、儀仗不在楚州，而是從臨平開始，高宗與奉迎的一行官吏都是隨從到臨安的。

　　奉迎梓宮是喪事，要服緦，用大駕鹵簿，用兇仗；而奉迎太后是喜事，是用儀衛，用黃麾儀。所以分別派遣兩個禮儀使。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四六》，高宗至臨平奉迎太后為八月辛巳，奉迎梓宮為八月戊子，前后相距七八天，可見是先后分別奉迎的。曹勛是親歷其境為接伴使，他的《迎鑾七賦圖》，絕不能以龍輿居前，梓宮牛拉車在后，鹵簿、兇仗、儀從器物、黃麾儀概行蠲免，使歌哭相雜，糅雜成圖，作如此不符事實的鋪陳。

　　宋人畫《人物故事圖》，過多地保留著唐宋之際的繪畫習尚，說不上近于哪一派，當時李唐畫派的南宋院體似尚未風行，可能是職業作家的手筆，至于此圖所描寫的究為何人故事，尚有待進一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