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野潤治是日本近代史的著名學者，1998年從東京大學退休后，現為東大名譽教授。他的著作《未完的明治維新》出版于2007年，聚焦1864年到1880年日本的歷史巨變。在這本書中，坂野潤治深入政界內部，講述了政治家之間的博弈，使讀者對明治維新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近期，《未完的明治維新》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翻譯出版，本文系“尾聲”一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F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書分析了從元治元年（1864）到明治十三年（1880）這16年間的幕末、明治史。對于這段歷史，筆者的第一印象是，無論從好的層面來講，還是從壞的層面來講，明治維新都是一場“武士革命”。

　　“強兵”“富國”“立憲制”“議會制”是這一時期的4個政策目標，而薩摩、長州、土佐等藩領導者各自有著各自的信仰。

　　西鄉隆盛的團隊希望使日本成為東亞的最強國；大久保利通的追隨者希望由政府來發展日本的近代工業，建設鐵路、港口、道路等基礎設施；以木戶孝允為中心的團隊一方面想要建立健全的中央財政，另一方面為了阻止中央集權政府濫用權力，最為重視憲法的制定；而板垣退助率領的土佐政治家則希望通過議會，而非憲法來限制中央集權政府。

　　這四個團隊的共通之處在于，他們在致力于實現各自路線的過程中，從未想過借助納稅人即農民的力量。

　　“強兵”路線的核心是讓日本與中國這個東亞強國在戰場上一決雌雄。需要注意的是，與1930年代不同，這一時期的日中戰爭構想只是打算讓日本在戰場上竭盡全力和中國決出勝負，然后締結議和條約。強兵派還沒想過占領中國的領土，也還沒有占領中國領土的實力。

　　姑且不討論這個問題，言歸正傳，強兵派只打算率領參加過戊辰戰爭的武士、士族軍團和中國一戰。該派實權人物桐野利秋“對征兵主義最為不滿”。

　　即使是貌似最接近農民的板垣退助等人，也沒考慮過讓農民成為“民選議院”中的成員。板垣退助等人主張的是所謂的“士族民權”，他們于1881年創建自由黨，可不是為了實現召開國會以減輕農民租稅這樣一個“淺顯”的目標。

　　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考1884年自由黨大會召開前，千葉縣代表與自由黨總裁板垣退助之間的問答。1884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廢除了逐漸削減地租的公約，把地租固定化。恰好在3月13日，自由黨大會于東京召開。千葉縣代表與板垣退助的問答就發生在3月13日之前，該史料充分反映了板垣退助的“士族民權”思想，非常耐人尋味。相關內容如下

　　關于本次修改地租條例，君塚省三（千葉縣人）向板垣曰，政府委實不講道理，愈發不能信任。吾輩今朝已打算攜帶減租請愿書，交付太政官，忽聞政府修改條例，大為吃驚。然則無論如何修改，絕非僅止于原狀，必將徹底修改，吾輩應如何是好？

　　對此，板垣退助的回答值得特別注意。

　　垣曰，減租原本乃各地有志者專門盡力之事，自由黨不敢參與，故不可在此席位（自由黨大會）談論。

　　1890年，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政府和自由黨圍繞削減地租問題展開攻防。對于了解這一史實的人們來說，他們恐怕難以相信，六年前，即1884年，自由黨總裁居然直截了當地拒絕討論削減地租的問題，理由是不符合自由黨大會的議題。

　　可是如果有人像筆者一樣追溯到“幕末議會論”的演變，應該能充分理解板垣退助的立場。幕末政治家之所以提倡“藩主議會”（上院）和“藩士議會”（下院）的必要性，是因為這是一個可以抑制幕府及各藩藩主的專制、推動大家集思廣益的制度，是一個可以使日本與歐美關系對等的制度。他們提倡“幕末議會論”，是為了動員全體武士階級的意志，進而推動日本的近代化。至于幫農民減稅這類“低維度”的問題，并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

板垣退助

　　關于這一點，木戶派的“憲法制定論”同樣如此。如果讀者還記得第八章中介紹的井上馨建議書，應該就能立刻明白木戶派的想法。木戶派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天皇、政府、議會權責分明的國家秩序，即使需要圍繞這個目的展開“眾議”，也要把“眾議”的參與者限制在聚集了舊大名（華族）和舊武士（士族）的“上院”。等到制度完備、“下院”的權限被嚴格限制之后，農民等才能把代表送到“下院”。事實上，1889年2月成立的明治憲法體制與該派的這一主張非常接近。

　　至于主張通過工業化來改善國民生活的富國派，從他們推進政策的方式來看，他們徹頭徹尾主張武士、士族專制。如第八章所述，五代友厚作為該派核心領導人之一，認為：“如我國之野蠻情形，唯有以專政推進，引導開化進步，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睂嵲跊]辦法解決財政問題時，為了確保殖產興業的資金來源，他會毫不猶豫地提出給農民增稅。

　　總而言之，無論是“強兵”，還是“富國”，無論是“立憲制”，還是“議會制”，這4個政策目標全部由武士（士族）的代表主導推進。人們常常把西鄉隆盛稱為“不平士族”（心懷不滿的士族），把板垣退助的主張稱為“士族民權”。按照這種講法，我們可以把大久保利通稱為“富國士族”，把木戶孝允的主張稱為“士族立憲”。

　　不過，筆者的意思并不是說，因為明治維新是“武士革命”，所以有其局限性。事實上，是他們迅速懂得歐美“富強”的原因，甚至在幕末時期就明白了立憲制的必要性；是他們推翻了幕府，廢除了藩制，消除了武士特權，制定了國民皆兵、國民皆教育的制度；是他們移植了近代工業，建立了立憲制的基礎。“武士革命”確實是一場偉大的近代化革命。

　　他們在幕末時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1868年推翻幕府，1871年廢除藩制，這些行為都是出于他們自己的意志。直到這個時候，他們的目標還很統一，堅定地信賴著彼此。

　　如果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板垣退助等人不曾是“武士革命”的“同志”，那么在走下一步棋時，他們彼此間必然會非常慎重。如果德川慶喜的敵對勢力尚在，那么西鄉隆盛不會因為在1873年10月的“征韓論政變”中落敗而率兵返回鹿兒島。事實上，在1874年“出兵臺灣”時，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未曾因東亞政策而彼此對立、互不相讓。有些人在面對敵人時會耐心、理智地采取行動，可是面對“同志”時，卻往往任由憤怒影響自己的行為。

　　同樣，1874年1月《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的出現也和這個因素有關。倘若板垣退助等人真心考慮讓納稅人享有參政權，該建白書就和1867年的“薩土盟約”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畢竟當時的納稅人只有農民，而“薩土盟約”主張的兩院制卻只打算讓武士享有參政權。

　　筆者已在前文指出，板垣退助等人所謂的“民選議會”其實是“士族議會”，其本質與“幕末議會論”相同，只不過為了凸顯自己的博學，才采用了“民選議院”這個稱呼。面對維新革命的同志，他們表現得有些傲嬌。

　　當筆者把明治七年1月的《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和慶應三年六月的“薩土盟約”聯系在一起時，大家可能會覺得有些突然。然而如果用西歷來標注年代，那么前者發生于1874年，后者發生于1867年，中間僅僅隔著不到7年的時光，也就比小泉純一郎執掌內閣的時間長一點。1873年10月的西鄉隆盛沒想到自己會在“征韓論政變”之后離開權力的寶座，翌年1月的板垣退助也沒想到自己會在提交了《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之后遠離權力的中心。然而歷史太過殘酷，他們被迫成為在野勢力。

　　不僅是西鄉隆盛和板垣退助運氣不佳，把制定憲法放在第一順位的木戶孝允同樣欠缺運氣。木戶孝允沒有具體考慮開設議會的日程表，與此相反，板垣派雖然把農民參加議會的問題放到遙遠的未來考量，卻迫切期盼著能盡早召開士族議會，而且他們把士族議會定位為“下院”（“民選議院”），而非“上院”。盡管木戶派與板垣派的立憲制構想相去甚遠，他們還是較易展開合作。其后，木戶孝允和板垣退助相繼返回政府，進而推動明治天皇在1875年4月頒布了《漸次建立立憲政體之詔書》。

　　既然選擇了合作，就該竭盡全力維持合作。然而板垣退助卻又一次選擇靠近維新革命的“同志”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則選擇相信大久保利通。最終，這個讓板垣退助與西鄉隆盛斷開聯系、讓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背道而馳的“大阪會議”體制僅僅存活了半年時間。

木戶孝允

　　“大阪會議”體制的瓦解并不僅僅給板垣派打下了在野勢力的烙印，木戶派的“憲法制定論”也幾乎被明治政府淡忘。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878年大久保利通身亡、同年7月井上馨從倫敦回到日本。在大久保派五代友厚的信件（1878年7月）當中，有一句話充分反映了這一現實。

　　民權云云之論，真無主張民權之仁，實為符合立權〔憲〕政體布告之宗旨。

　　引文中的“立憲政體布告”是指本書第五章所探討的《漸次建立立憲政體之詔書》（1875年4月14日）。該詔書才是木戶孝允和板垣退助在“大阪會議”上聯手取得的最大成果?？墒菍τ?878年7月的明治政府而言，詔書本身雖然出于好意，卻給政府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以上三股勢力相繼遠離權力的中心，有的演變為在野黨，有的成為體制內的在野勢力。于是，自1876年起，明治政府開始實施所謂的大久保獨裁體制。然而，該體制之所以給人以“獨裁”的印象，不過是因為大久保派在政府中陷入了孤立的狀態。1876年之后，大久保派要想在權力中心繼續存活下去，唯有取得“殖產興業”的成功。

　　1875年江華島事件發生之前，深受大久保利通信賴的松方正義發出警告，指出一旦再像“臺灣出兵”那樣征戰，國庫里的金銀將全部流失，只剩下紙幣。江華島事件最終沒有引發戰爭，但是日本派出了5艘軍艦，對朝鮮開展了炮艦外交。1876年4月，大久保利通宣布從此全力發展“殖產興業”時，日本的紙幣已經開始缺乏金銀等硬通貨的信用背書。在把近代工業移植到日本的過程中，國際收支已惡化到需要募集外債的地步。如第八章所述，1877年前后，接二連三的事件導致事態進一步惡化。比如1876年末發生的反對地租改正的暴動，又比如1877年爆發的長達半年的西南戰爭。前者導致政府每年減少了將近700萬日元的地租收入，后者導致政府短時間內花掉了四五千萬日元的軍費。盡管1878年5月發行的“起業公債”募集了1000萬日元（實際金額），但這無異于杯水車薪。

　　1880年6月，明治天皇駁回了募集5000萬日元外債的提案，富國派的政治路線已經走到窮途末路。黑田清隆和大隈重信作為“富國”路線的兩位核心人物，也在同年9月的“米納論”問題上陷入了不可調和的對立。

　　簡而言之，從1864年的勝海舟、西鄉隆盛會談到1871年的廢藩置縣，“革命派武士”一直團結在一起。然而1873年的“征韓論政變”后，分裂出4條政治路線，不知不覺間，各個派別之間的對立日益加深，“革命派武士”按照議會派→立憲派→強兵派→富國派的順序依次失勢。1880年9月，明治天皇駁回“米納論”，明治維新這場“武士革命”宣告結束。

　　當然，明治國家在這之后依然存在，明治政府仍然由薩長兩大勢力掌控。淪為在野勢力的議會派組建了在野黨——自由黨，其政治勢力反而有所擴張。可是，史稱“薩長藩閥政府”的明治政府不再由“革命派武士”掌控，而是由理性主義色彩濃厚的“文武官僚”來運營。

　　盡管“革命派武士”與“文武官僚”都是由同樣的人物、同樣的階級（士族）構成，兩者之間卻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異。比如，再也沒有人叫囂著盡快發動一場沒有勝算的日中戰爭，十幾年勵精圖治、大力擴充陸海軍之后，日本才斷然發動了甲午中日戰爭。又比如，再也沒有人傾盡所有財力，斷然實行殖產興業，他們先把國際收支和國家財政的重建放到第一順位，然后從1881年到1887年，耗時6年推進財政經濟的結構性改革。

　　同樣，政府內部再也沒有人恨不得第二天就制定出憲法、召開成議會。1881年10月，明治天皇頒布詔書，宣布將在9年后開設議會，并在議會召開之前把憲法制定出來?！?年后”是一個相當漫長的約定，即使是現在的政府約定將于9年后制定新憲法，該約定應該也不會成為政黨公約或政治運動的口號。

　　世事變遷，滄海桑田，變革者的時代終于演變成實務家的時代。就連“議會制”倡導者的主體，也從1880年3月的第一屆國會期成同盟大會起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運動的領導權從“革命派武士”手里逐漸轉交給農村地主。

　　從民主化的角度來講，“士族民權”轉變為“農民民權”明顯是一大進步?？墒沁@和明治政府中實務家占優勢的情況相似，同樣意味著革命性的減弱。政治運動的動機明顯變得更加現實，從抽象地改造國家轉變為切實實現減稅。從1890年議會召開到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4年間藩閥政府和議會圍繞是否應該削減地租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對立。然而，無論減稅與否，其結果都不會影響到國家的基本性格。

　　“富國”“強兵”“立憲制”“議會制”這四大目標未能在各個“革命”領導人手上順利實現。其后，重視實務的官僚和重視實際利益的政黨穩扎穩打，終于實現了這四大目標。對于本書的主人公而言，明治維新是一場“未完的革命”，可是如果不看主人公、單看成果，那么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板垣退助的夢想都在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全部得以實現。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1893）年末，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第五屆帝國議會上發表演說。如果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在天有靈，就能從這場演說中獲悉他們的主張已經全部得以實現。陸奧宗光如下闡述道：

　　諸位，讓我們試著對比一下明治初年的日本帝國和現在的日本帝國。……首先，從經濟的角度來講，明治初年的內外交易額有3000萬日元的赤字，可是到了明治二十五年（1892），則有大約1億6000萬日元的盈余。并且，陸地鋪設了將近3000英里的鐵路，架設了將近1萬英里的電線，內外海域航行著數百艘西洋制式的商船。

　　大久保利通用心血灌溉的“富國”政策終于綻放出美麗的花朵。如果在天有靈，聽到這里，想必他會拍手叫好。接著，陸奧宗光開始闡述“強兵”政策的目標達成度。

　　從軍備的角度來看，我們擁有15萬名常備兵，在將士訓練和器械精銳方面幾乎可以與歐洲強國的軍隊匹敵。海軍也有將近40艘軍艦，將來只要國家經費允許，我認為軍艦數量還會繼續增多。

　　如果西鄉隆盛在世，聽到這里，他可能會感慨萬千，回想起他在幕末時期從佐久間象山和勝海舟那里間接和直接學習到的以“對等開國”為目標的“強兵論”。最后，輪到木戶孝允熱淚盈眶了。陸奧宗光如下講道：

　　如果再加上人文自由的擴張、制度文化的改良、學術工藝的進步等，實在是不勝枚舉。其中有一個特例值得特別指出，那就是立憲政體的建立。試問今日之亞洲還有哪個國家能像本大臣與諸位這樣討論國家的重要政務？

　　可是，大久保利通真的會拍手叫好？西鄉隆盛真的會感慨萬千？木戶孝允真的會熱淚盈眶嗎？明治七年的西鄉隆盛摩拳擦掌地要和中國一戰；明治八年的木戶孝允千方百計推動天皇頒布詔書，宣布制定憲法；明治九年的大久保利通豪情萬丈地斷言，除殖產興業以外別無救國良策。那種一往無前的姿態與陸奧宗光的沾沾自喜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為了讓讀者理解這種差異，在此試舉一例。1945年8月，日本戰敗，陸?？杖娙勘蝗【啎r，日本人高呼著“和平與民主主義”。可是，與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日中戰爭、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高呼著“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日本人相比，同樣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筆者不相信兩者之間沒有差異。為了推翻德川幕藩體制，幕末、維新時期的思想家與政治家殫精竭慮，對他們而言，“富國”“強兵”“武士議會”這幾個目標的分量是如此之重。而在1893年末的議會上，陸奧宗光卻只是輕飄飄地指出，這些目標全都已經實現了。無論是“富國強兵”“公議輿論”，還是“和平與民主主義”，這些口號的意義與分量在各個時代各有不同。從這種意義上講，對于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板垣退助來說，“明治維新”永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