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雖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但商業經濟還是在頑強的發展，特別是宋代，由于貿易的高速發展，直接促使了紙幣的出現。在此之后，隨著封建大一統的出現，小農經濟穩定而又持續的發展，至明清時期，加上手工業規模的擴大，東南沿海一度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在這些背景下，徽商和晉商順應時代而生。

　　由于徽州府又被稱為新安郡，因而徽商又被稱為新安商人，由于徽州府下轄的休寧、祁門、黔縣、績溪、婺源、歙縣經商人數較多，且多呈集團性質出現，因而將這地區的商人統稱為徽商，為何該地區出現大范圍的經商，主要原因是古徽州地區由于地理和氣候原因，并不適合農耕作物的發展，為求生路，徽州的居民大量外出，以經商求生存。

　　徽商的經商范圍并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大陸，其足跡一度出現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國，總體而言自唐代開始徽商就已經開始活躍，至明朝時期徽商總資產額占全國達4/7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的眼光并不只放在經商之上，對于宗族子弟教育的發展也極為重視，因而徽州也是當時中國教育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在經商致富之后，徽商會拿出一部分財富用于本族子弟的教育經費，新建學社，設立讀書經費，而在提高教學的同時，也會對族中貧困子弟進行資助，以保證其教育能夠正常進行，由于徽商對教育的重視，因此徽商之后也是人才輩出，如朱熹、戴震等就是徽商之后。

　　而晉商則指的是山西地區的商人，同徽州地區一樣，由于山西地貌多為丘陵和山脈，因而也不適宜大規模的農作物種植，且在明朝洪武年間，山西人口達到了四百多萬，山西的土地原先就無法充分滿足種植需求，而如今人口劇烈膨脹，人多地少，在雙重因素的作用下，山西地區開始出現的大規模經商的局面。

　　由于山西地區大量河東鹽以及冶鐵業、絲綢棉布業十分發達，因而晉商最開始時以販鹽、鐵、絲綢棉紡織為三大支柱，迅速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由于有著的雄厚的資本作為支撐，晉商更是一度壟斷中國的票號匯兌業務。

　　由于徽商和晉商處中國一南一北，且二者富有程度為當時明清時期之最，因而有南徽北晉之稱。南徽北晉之所以能發展的如此之大，除去當時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繁榮，最主要的還是他們都重視“義利并重”以及誠信為本，因此才能獲得買家的認可。

　　二者除經營的商品有些不同外，對于儒和賈的認識也存在不同，徽商奉行行商和教育相結合，也就是儒賈相合，但更偏于“儒”的發展，即“賈而好儒”，因此在徽商活動的區域內“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而晉商則偏向于“賈”，通過經商在行儒，即“賈可習儒，用儒于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