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日本的茶道已經膾炙人心，想起日本，可能一般都會提及茶道。茶道與武士道、柔道、花道以及現代的動漫等一起成為了日本的文化代表，并在國際文化交流事務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今天，就和古建中國的小編一起去了解一下日本的茶道文化！

　　那么茶道是日本古代時候就有嗎？作為日常生活中極為普通的沏茶、喝茶行為，緣何會與“道”牽連在一起，上升為“茶道”？其實，究根溯源，這些都與明治維新日本社會的變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茶道是在日本明治維新變革中被激活的一種文化。

　　茶道的新生之路

　　茶道作為日本文化的一張靚麗的名片，發展到今天，其實，走過了一番并不平凡的曲折之路；明治維新運動給茶道的生存，可以說帶來了近乎滅頂之災。那么，茶道如何獲得新生的呢？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是日本從封建社會走向近代化的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大變革運動，明治政府發布各種號令，破除封建“舊物”，極力引進西方先進理念、科技等。而茶道屬于傳統文化，當然屬于“舊物”，特別是茶道的“家元”制度（以血緣關系為特色的茶道等傳統藝能的傳承制度）是一套世襲家長制，因而，茶道自然成為被打壓的對象。而且，一直以來充當茶道強大后援的“大名”和武士階層，在明治政府的“廢藩置縣”、“廢刀令”等措施下，相繼失去特權，習茶群體驟減，造成從“家元”到一般教授者都失去了收入來源，生活無以為繼。因此，明治初年的茶道和“家元”制度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面對這種危難，作為職業的茶人們不得不采取對策。據載，明治5年（1872），京都府給茶道家元下達“游藝稼人鑒札”的稱謂，這個稱謂，意味著茶道乃屬于“游藝類”，可以歸入被廢棄的對象，通俗地說，即京都府給茶道定性了，而這個定性決定了它要被廢棄。對此，里千家的家元玄々齋千宗室（1810-1877）寫了抗議文《茶道ノ源意》，強調茶道不是一種游藝，而是國民所需的道德和倫理——“忠孝五常”、“精忠報國”。這為茶道之正名和日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茶道是一種國民道德和倫理。同年，在首屆京都博覽會上，由玄々齋千宗室創設的“立禮式”首次在公眾面前披露，坐在桌后椅子上點茶的作法，一改百年來茶道在榻榻米上操作的慣習，吸引了各派茶人的目光。雖然此次的“立禮式”的做法后來并沒有被廣泛地應用，但“家元”本人率先大膽創新變革的行為，顯示了茶道試圖自我革新的決心。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家元們開始積極地舉行“獻茶”活動。成功地為明治天皇做了一次“獻茶”之禮。此外，還親自來到神社、寺院等地，舉行獻茶。特別是明治23年（1890）隆重舉行了“千利休三百年忌”，多位“家元”和他們的高足出場獻茶，盛況空前。茶道最高權威“家元”在公眾面前的點茶之舉，無疑顯示了茶道在主流社會的存在感，為掃除茶道乃封建“舊物”的觀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治變革時期，日本茶道為了適應時代變化而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除上述兩點外，綜合起來，有幾點不應忽視。第一是主動走出封閉的茶室，到大眾中去傳播。我們知道，傳統的茶道充滿著隱秘和封閉，“上傳下學”的傳授方式阻礙了茶道的發展。為此，開放門戶，讓茶道走向一般大眾，勢在必行。明治5年（1872），里千家家元的母親真精院到京都府新設的女子學校“女紅場”教授茶道，為日本茶道在教育機構從事茶道教育，開辟了新的路徑。而就其后來的發展來說，從明治初期各地創辦的女子學校到后來的大學茶道俱樂部以及戰后的小學，擔當茶道教授的基本都是里千家的弟子。里千家后來能夠在日本茶道界取得蓬勃發展，與此舉不無關系。由于里千家的大膽探索，明治時期女子學校的教養課程中增設茶道課便逐漸成為一種風尚，茶道禮儀開始替代江戶時代以來的“武家禮儀”，成為女子禮儀的標準規范。新的經營策略帶來了新的固定的弟子來源，不僅改善了茶道組織之前困窘的經濟狀況，同時也促使了茶道人口的快速增長，從而茶道組織日漸壯大，“家元”制度反而得到了鞏固。

日本跡見學園茶道教室風景（1915年）。圖片來源：《茶の湯を學ぶ》千宗之執筆，京都造型藝術大學編，1999年，角川書店。

　　其次是成立學會，出版茶道經典著作，從事普及性工作。里千家的弟子田中仙樵（1875-1960）發起新茶道運動，1898年成立了跨流派的“大日本茶道學會”。該學會延續至今，活躍茶道界。與此同時，出版與茶道相關的書籍和雜志，比如里千家出版了《茶道濱之真砂》等，系統地介紹點茶的作法。1905年，田中仙樵出版《茶禪一味》，影響一時。開始把茶道與禪、藝術、哲學等聯系起來進行推廣，為茶道迅速地摘掉“游藝”的標簽，發揮過重要作用。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讓女性習茶，使女性成為茶道的踐行者。明治以前的茶道一直存在著平行的兩個分支，一支是上流社會的大名茶道，另一支是實行家元制度的以都市商人為主的商人茶道。進入明治時期后，原有的上流階層消亡，曾經作為必需的武家禮儀的茶道，自然失去了市場；而商人茶道的弟子來源——都市平民男性，在這一時期他們的關注點自然很難集中于茶道。所以，茶道已經不被男子需要，這為茶道從男性文化朝向女性文化發展提供了條件。加之，如前所述，由于里千家在教育機構的推動，一些女子學校開始把茶道正式設為教養課程，女子主持和參加茶會，漸成風氣。特別是由于將學習茶道視為所謂“賢妻良母”的女性形象的一種教育，在女子學校之外的教育機構也開始容許教授茶道，從而吸引了眾多的社會女性，紛紛前來學習茶道。茶道為了適應形勢而接納女性，非但沒有動搖家元制度的金字塔式結構的組織體系，反而從最底層擴充和加固了茶道新生的空間。身份不同的女性學員的增加，如同不斷地給肌體輸送新鮮血液一樣，使得“家元”組織得以壯大。

現代里千家茶道教室風景。

　　當然，從茶道的正統性講，女性習茶，是一種質的變化，自然會遭到來自傳統保守立場的批評。比如說女性茶道雖然講究“和敬清寂”，但是淡去了始于室町時代田村珠光（1423-1502）的所謂“侘び（wabi）茶”中刻意追求的簡素、閑寂、枯淡的意境以及對禪悟的追求，女性茶道失去了茶道原有的純粹性。明治時期流傳著所謂“茶道于男子是藝術，于女子是作法”的說法，帶有諷刺和貶義的口吻。因此，對于女性參與茶道行業，當時的日本社會并不是歡聲一片。

　　這種女性習茶之風，進入大正時期，以“家元”為首的茶道組織，專門設計了為女性所用的“女子點茶”作法以及課程內容。昭和初期，隨著女性地位的逐漸提高，女性就職受到推崇，“茶道老師”這份體面的終身職業便成了許多女性爭相謀取的對象。特別是戰后，里千家通過電視等媒體，宣傳“茶道是女性應當修習的傳統禮儀作法的最后牙城”，“作為綜合藝術的茶道，是所有傳統的日本文化的最后的牙城”等，為爭取主婦人群加入茶道，發揮了重要的宣傳作用。日本有一種叫“おもてなし（o-mo-te-na-shi）精神”，簡單地說就是周到而完美的“待客之道”或者“待人接物之道”。當初，女子學校的女學生被要求學習茶道禮儀的作法，其目的就是希望將來結婚之后能夠完美地擔當起“家庭內的おもてなし（o-mo-te-na-shi）任務”；做一位“賢妻良母”，是茶道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茶道同時常說“一期一會”，強調珍惜每一次的結緣之誼，珍惜當下的每一刻，這種觀念，通過女性茶道的教育，已滲透到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茶道在明治維新的社會變革中，通過一系列自我改革舉措的實施，獲得了新生。

　　《茶之書》讓“茶道”跨洋過海

　　然而，論及茶道，不得不提《茶之書》一書；茶道能夠在今天擁有如此國際地位，《茶之書》曾發揮過重要的推動作用。

　　《茶之書》是日本著名思想家、美術史家岡倉天心（1863～1913）的成名作。該書于1906年在美國紐約出版，英文原名ThebookofTea。岡倉天心當時擔任波士頓美術館顧問，圍繞“茶”的主題，進行過幾次演講。該書便是將當時的演講匯集而成的一部文集。岡倉在書中回顧了中國的飲茶歷史，從團茶到抹茶乃至煎茶的演變過程。講到唐代陸羽和他著述的《茶經》，稱陸羽為“偉大的茶人”，認為是陸羽構建了茶道的體系。然而，受到異民族文化的入侵后，飲茶遭到破壞，也不再那么純粹，“煎茶雖然散發著花一樣的香味，但唐宋時代飲茶儀式中所蘊含的夢幻境界，早已從茶碗中消失殆盡了”。而與此相比，日本所傳承的是宋代的抹茶，“忠實地遵循了中國文明的足跡”，因此，“茶的理想的極致，只有在日本的茶湯中才能見到”。岡倉天心還從美學角度闡述茶道的藝術思想及其淵源，因此，書中對道教思想和禪進行了深入的論述，認為道教奠定了日本茶道美學的理想基礎，而禪的修行衍生出了茶道禮儀的作法。該書還談到日本茶室的建筑風格和室內裝飾布置，認為由細柱輕竹支撐的泥墻茅屋的茶室，充滿隱遁野趣，具有“簡素”之美，而看似如此簡易，可以隨時拆毀的茶室，背后卻深藏著日本人原始的對待生死和生活的態度，其中融合著佛教的無常觀。因此，茶室內部裝飾與西洋相比較，凸顯的是不對稱的特征，而展示的是一種“殘缺”美，它是日本文化的特征。該書最后敘述茶人千利休的切腹自殺，并以此作為書的結尾，這似乎試圖彰顯“高潔的悲劇美”乃茶道的最高美學藝術。

　　1906年，《茶之書》在美國出版，時值明治時代末期，廢藩置縣、文明開化等一系列新政已經基本平息，國內出現了較為安定發展的局面。特別是由于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4年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國民的自信得以大增，民族主義思想急劇高揚，國粹主義席卷文化和思想領域。日本的崛起自然使得歐美產生了更多地希望了解日本的愿望，美國國內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熱，1900年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應運而生。因此，《茶之書》的出版，可以認為，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

　　1906年《茶之書》在美國出版不久，相繼被翻譯成法、德、瑞典、西班牙等十多種文字，在西方出版，與之前出版的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起，成為西方了解“日本文化”的入門書。20年后（1929年），《茶之書》被譯成日文，正式開始引進日本國內，并很快成為一部宣揚日本文化的暢銷書。“里應外合”地，茶道作為一種日本傳統文化，成功地被激活了。

　　飲茶為何成為“茶道”

　　末尾我們說一說飲茶為何會成為“茶道”的問題。

　　實際上，這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迄今尚無定說。從目前可以查到的資料可知，茶與“道”字相關的文字，最早出現于十五世紀茶人村田珠光的《心の文》（即《古市播磨法師宛一紙》）中。另外，傳為千利休（1522-1591）的“秘傳書”的《南方錄》（1690年成立）中即有“茶道”一詞：“茶道必守神”，指出茶道有其靈魂，即便自己死去，也必須“守住茶道的靈魂”。帶有個人層面的一種精神追求的意思。明治時期，相繼出現了《茶道ノ源意》（1872年）、《茶道為國辯》（1889年）等文章，開始視茶道為一種文化，一種“國粹”。然而，當時一般都稱茶道為“茶之湯（cha-no-yu）”，即便“家元”自己，也都慣用“茶之湯”的名稱。

千利休像（1583年）。長谷川等伯畫。圖片來源：《特別展茶の湯》東京國立博物館等，2017年。

　　明治時代以后雖有“茶道”取代“茶之湯（cha-no-yu）”之勢，英文也直接使用音譯“sado”，很少使用“tea-ceremony”。但是，“茶之湯（cha-no-yu）”一詞并沒有消亡，至今仍被使用，特別是在涉及茶道歷史、道具和某些具體的文化內涵等時，反而似乎多用“茶之湯”。

　　到底，今天人們所了解的“茶道”中的“道”到底具體指何物？毋庸諱言，這里的“道”，源自中國道家所講的“道”的哲學玄義，這從前述岡倉天心的《茶之書》中可以得到明確的了解。我們知道，“道”在中國道家思想中，表達的是一種人生的態度，一種對自然、宇宙真諦的追求。與此同時，漢字“道”，同時又有“道路”、“路途”的含義。正因為如此，今天的茶道，存在著兩層含義。一是強調茶道的精神性，帶有宗教哲學含義，另一個是強調茶道乃體悟人生的一種藝能。不過，文化人類學者加藤惠津子則認為，日本“針對很早以來就存在的各種‘術’、‘藝’，改成帶有更為自律的、具有精神傾向的名稱，應該說反映了當時國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隆盛”（加藤惠津子著《“お茶”はなぜ女のものになったか－茶道から見る戰后の家族》紀伊國書店，2004年，第247頁）。將“茶之湯”稱為“茶道”，是時代的產物，帶有鮮明的日本近代性特征。那么，將“立花”改稱為“花道”，將“聞香”改稱為“香道”，將“手習”改稱為“書道”，將“柔術”改稱為“柔道”等，同樣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生成、發明出來的，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