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代王朝在建立時都會設立自己的“國號”，即官方認定的合法稱號。元代以前的國號，無論是來自爵位封號，還是源于發跡地名，歸結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國名，因此重名在所難免，比如，以“漢”為國號的政權就有十五個之多。所以后人談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國號，而要通過各種方式加以區分，這就產生了不同的朝代稱謂。那么，古人是怎么稱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別的規律與依據？

　　添加前綴“冠名”國號

　　最常冠以時間順序和地理位置

　　所謂“冠名”法，就是在國號的前面加上前綴來表示區別。最常見的是按照時間順序稱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劃為“東西南北”，是最簡潔明確的區分方法，也是如今歷史學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東周、北宋南宋。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詩歌或駢文中的“東西南北”其實只是為了對仗所加，如南朝梁劉孝標《自江州還入石頭》詩“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一句，“南楚”與“東漢”就不是實指。

　　有時候，古人會以國號結合五行德運的方式來冠名，雖然比較少見，卻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兩漢因尚火德而被稱為“炎漢”，這是因為漢代受陰陽學說影響較大。宋代雖然在學術上否定了“五德轉移”，但隨著國勢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運說”，所以南朝宋（劉裕建立）和宋朝（趙匡胤建立）又分別被稱為“水宋”、“火宋”。

　　國號前最常加的前綴還有“大”、“皇”、“圣”等，一般沒有特別的意義。明代朱國楨認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國號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這樣，怎么會有“我元”“皇明”這類稱呼呢？實際上，自漢朝開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國號前面的尊詞，沒有實際意義。還有人把“有漢”“有明”中的助詞“有”解釋為“有天下”，實際上“有”本身并無特殊含義。

　　除了“冠名”之外，還有一些文人學者喜歡用術語來作為朝代的別稱。如“當涂”指曹魏，這也是源于當時一句讖語“代漢者當涂高”，而“典午”對應“司馬”，是晉朝的代稱。近代則喜歡用“天水一朝”代指趙宋，因為趙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見的做法，不過不如前兩種方法簡潔，如果不是旋起旋滅、影響不大的政權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國時期冉閔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無此必要。

　　總體而言，按時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區分，遠不如按“東西南北”的方位劃分靈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權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稱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則被稱為“后周”，只有高氏的“齊”為了與蕭氏之齊區分而被稱為“北齊”。就連蕭詧的“梁”，雖然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屬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護國，都被唐人稱為“后梁”。但是這樣下去“后”就不夠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來冠名五代政權，而另外發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稱呼。不過，也有沿用原名的情況，比如直到清朝，“后漢”仍常常指劉秀政權。

　　兩周與兩漢為何稱“東”“西”

　　東西周原本指地名東西漢本稱“前后”

　　代較接近的《戰國策》、《史記》中，“西周”、“東周”指的都是這兩個小國。不過它們在歷史上無足輕重，這一用法也不會造成誤解。

諸葛亮《前出師表》石刻，光緒四年拓本

　　按照通常的解釋，之所以用“西周”、“東周”來區分二者，是由于東周的都城洛邑在東，西周都城鎬京在西。這樣說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杜預的說法，“洛邑為東周，鎬京為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將這兩個詞的本義與衍生義結合了起來，更有說服力。

　　那在此之前學者們是怎么稱呼這兩個時代的呢？答案很簡單，西周直接稱周，而東周分成兩段，即春秋與戰國。由于東周王室的存在感太過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春秋》以魯紀年，《竹書紀年》東周部分也是晉紀和魏紀，因此其后數百年間都沒人想到給這段政權起一個專指代號。

　　東周只是“茍延殘喘”的續命，而東漢則是“浴火重生”的復興。東周實際統治范圍只限于洛邑周邊，根本無力控制四方諸侯，反倒時常受到侵辱。而東漢雖說略遜于西漢，但仍然是名副其實的大一統王朝。所以，古人一開始更多地是用“（前）漢”和“后漢”來區分兩漢。“后漢”最早見于諸葛亮的《出師表》，而魏晉以后的諸多斷代史也多以“后漢書/紀”為名。

　　據范曄《后漢書》，東漢名士應劭著有《中漢輯序》以論時事，則“中漢”也可以說是東漢的別稱，或許不無“中興”的寓意。此外，與杜預所謂“洛邑為東周，鎬京為西周”類似，東漢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所以也常用“西京”、“東京”代指西漢和東漢，顧炎武稱“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這里的東京自然指的是東漢時代。而“西漢”、“東漢”的稱呼最早見于南朝梁沈約所編《宋書》，《天文志》中稱“渾儀”是“西漢長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則有“強弩將軍至東漢為雜號”的記載，但并不是主流說法。

　　東周與西周的分界線，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東遷，但是將“西周”、“東周”作為這兩個時期的代稱，則是西晉杜預注《左傳》時才開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東周主要是作為地名存在的。《國語》記載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這里的“西周”指的是鎬京周圍，而“三川”即涇、渭、洛。《春秋》則記載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公羊傳》附注：“成周者何？東周也”，指的都是洛陽附近的地區。這一用法一直延續到唐朝，郭子儀曾在奏章中稱“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以此來勸阻唐代宗遷都洛陽。

　　此外，由于戰國時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國和東周國，所以

　　東晉、南宋與蜀漢

　　南朝人自稱“江左”

　　三國時稱呼方式最多

　　相比于“天下之中”的東周，東晉、南宋兩個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從地理位置來看，似乎稱“南晉”、“東宋”也未嘗不可。那么，為什么偏偏是“東”晉和“南”宋呢？

陳壽《三國志》

　　不用“南”來稱呼東晉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區按地理位置來看處于北方，以“南”命名并不妥當。因此，東晉在王朝稱謂上盡量避開“南北”，稱西晉為“西朝”或“中朝”，根據地理位置稱自己為“江左”。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品藻》記載，劉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齊梁陳亦多用“江左”自稱。直到唐宋時，人們仍常常以“江左”為南朝的代稱。

　　而“東晉”這一稱呼與“東漢”一樣，最早見于《宋書》，其中談論歷代禮樂變遷時提到“爰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識。此外，東晉時人有時也會自稱“中晉”，如陶淵明《命子》詩云“在我中晉，業融長沙”，顯然是模仿“中漢”的用法。

　　“南宋”和“東晉”的根本區別在于“東晉”是其繼承者所發明的，而“南宋”則不是。實際上，“南宋”這一稱謂反倒比“南宋”這個朝代更早出現，它最初是遼朝對其南方“宋”政權的稱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這個說法。元代以后，“南宋”這個稱呼也就固定了下來。

　　歷朝歷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國可能是稱謂最為復雜的一個時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漢居蜀地，故稱“蜀漢”，吳處東南，則為“東吳”，三個政權就用了三種不同的稱呼方式。這還只是同時代的稱謂而已，后人對這一時期的稱呼就更加多樣了。劉備政權以兩漢的繼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稱為“季漢”，如西晉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中稱他“建殊功于季漢”，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國時期也有兩個政權自稱“漢”，五代十國還有三個“漢”，那么到底誰是最后一個呢？歐陽修《新五代史》還將十國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劉崇政權稱為“東漢”，這就更加混亂了。因此，“季漢”這個稱呼就不如“蜀漢”合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