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曾多次提及元宵佳節，月夜賞燈的盛景。城市中的上元節夜里人頭攢動，車馬喧囂，也屢屢成為了梁山好漢搞事情的場所：

　　先有宋公明夜看小鰲山，被劉高陷害，引出了花榮、秦明和黃信一籌好漢大鬧清風寨；后有梁山人馬趁元宵節夜里百姓賞燈城中無備，襲擊大名府，搭救玉麒麟；大聚義后，宋江一心招安，帶著眾心腹到東京探訪李師師，不想忍了一肚子鳥氣的黑旋風李逵狂性大作，殺將起來，將東京攪了個雞犬不寧，同樣是發生在元宵夜里。

　　歷朝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諸如元宵節這樣的特殊日子里，才允許普通百姓夜間出外走動。那么，古代的宵禁制度從何時開始，又走過了怎樣的發展歷程呢？目的無非三點。

　　首先自然是防備盜賊，影視劇中常見的城中一隊隊巡夜的士卒，還有那些唱著“天干物燥，小心火燭”的打更人并非虛構，是真實存在于歷史中。

　　倘若是戰爭時期，城外敵軍的探子或者奇襲部隊，也肯定是晚上進入城中。此外，災荒或者戰亂都會產生大批的流民，如果夜間城中無人防備，流民一股腦涌入，治安之混亂簡直不堪設想。有了負責宵禁的官吏時時探查，便能對上述情況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宵禁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禮·秋官司寇》列出“司寤氏”一職位，并明確其職能：“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這便是最早專門負責夜禁事宜的相關職司的記載。

　　《史記》中寫到：飛將軍李廣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上走到霸陵亭，被霸陵尉攔下。李廣雖然自報家門，霸陵尉卻仍牛哄哄地說：“大將軍尚且不允許夜行，何況你呢？”李廣只好在亭子里挨了一宿。可見到了秦漢時期，夜禁制度已經頗為嚴格，就算是位高權重也不能逾矩。

　　盛唐雖然氣度恢弘，自由開放，但于宵禁一事卻沒有絲毫放松，反而更加嚴格和系統。

　　在唐代，鳴街鼓不僅是城門及宮門開啟或關閉的信號，也是百官上朝辦公的時鐘，同時又是夜禁開始與結束的標志。在規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長安車水馬龍，是繁華的國際都市；當夜晚來臨，長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一派清冷寂寥了。

　　唐傳奇是中國相對早期的小說文學形式，字里行間展開了一幅唐朝的市井生活畫卷，其敘事情節自然也受到當時社會制度的影響，其中宵禁便是一個重要且有趣的因素。

　　在唐傳奇中，常常涉及鬼怪神魔，而這些異時空的生物，在白天往往只是偶然現身于人們的生活，到了夜禁開始之后，街道上空無一人，白晝的花花世界此時便為這些“神鬼所占據。

　　《裴通遠》一篇中，家在崇賢里的主人公裴通遠的妻女，去通化門觀看唐憲宗的殯葬，至夜方歸。坐車到天門街時，夜鼓響起，母女兩人再往前行，遇到一位跟在車旁的白發老嫗。一問之下，老嫗也住在崇賢里，母女兩人便邀老嫗她同行。不想老嫗在里門下了車后就消失不見，而與這位神秘老太同車的幾個女子竟相繼死去。

　　正是有了宵禁制度的潛在設置，才引發了陰陽兩界的時空轉換，令故事情節顯得緊張而又神秘。

　　宵禁制度發生松弛，是在晚唐和五代。

　　原本唐朝實行坊市制，“坊”是里巷的意思，多用于街巷的名稱；“市”是指聚集貨物，進行買賣或者貿易的場所。白居易詩中曾寫道：“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可見當時長安城有十二條大街，街道整體劃一，所以房屋結構像圍棋棋局。唐朝嚴格系統的宵禁制度，便是在坊市制基礎上形成。

　　安史之亂后，中央政府掌控力每況愈下，甚至演出了皇帝在兵亂中倉皇逃出都城的戲碼。憲宗、文宗和宣宗這樣的帝王，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內斗宦官，外控藩鎮，以及防備吐蕃南詔這些虎視眈眈的鄰居，難以分出時間管理內政細務。坊市制越發難以維持，賣油的，賣點心的，賣小玩意兒的小店鋪便如同雨后春筍出現在這些坊區中。

　　《唐兩京城坊考》記載，安南崇仁坊集市繁盛，“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屬于中國人的“夜市時代”就此到來。

　　北宋初創，便將宵禁制度的“一更”宵禁變為“三更”宵禁，一方面說明趙氏官家們統治變得人性化，另一方面也可見宋朝皇帝們的自信，認為在自己的統治下，擴大夜間的開放程度，并不會引起太大的治安問題。為了方便市民夜間貿易，汴京城門很晚才關，而城內卻無時間限制。

　　《東京夢華錄》記載，馬行街“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

　　可見大宋朝夜市空前之繁華。而到了上元節這一天，汴梁城中各處張燈結彩，人潮涌動，更盛于白晝。而像宋徽宗這樣愛玩的皇帝，則會在城門外專門設置的看位，夜間觀燈，與民同樂。

　　到了清兩朝，皇權制度森嚴，宵禁也“死灰復燃”。兩朝法律明文規定：

　　一更三點敲響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點敲響晨鐘后才開禁通行。在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笞打四十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開禁前不久犯夜禁的，笞打三十下。

　　如果是在京城違犯了夜禁的律法，則懲罰更為嚴酷。特殊情況下，只有疾病、生育以及死喪可以通行。但如此嚴格的宵禁制度，似乎并沒有起到多大的用處。

　　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寫道，中國“各個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規定的間隔敲鑼，而且街道都有鐵柵并且上鎖。盡管如此，宅院被夜賊搶劫一空的事還常常發生，這或許因為更夫本人就是盜賊，或者是和盜賊合伙。”此時中國之城市面貌，與兩宋時相比，不由令人嘆息。

　　北京街上的宵禁，直到晚清時還在實行。辛亥革命后，綿延數千年的宵禁制度才終告廢除。

　　宵禁的存在，在戰亂頻仍時確實可以起到一定的維護治安之用。但當經濟發展，商業社會需要前行之時，這種制度就不免成為了阻礙進步的枷鎖。制度本身無對錯，如何根據時代的發展需要采用相應的政策，才是為政者必須不斷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