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政權是張獻忠于明代崇禎十七年（1644年）在成都建立的農民軍政權。大順三年（1646年）張獻忠死于西充鳳凰山，大西政權覆滅。政權持續時間僅兩年左右，遺存的大西政權文物寥寥無幾。近年來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中發現大量與張獻忠大西政權相關的文物，其中在本次國博展覽（注：中國國家博物館“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2018.6-9）中有兩片張獻忠冊封妃嬪金冊。封冊的發現對于探討張獻忠大西政權的相關政治制度以及“江口沉銀”的歷史背景有著重要意義。

　　金冊介紹

　　在本次展覽中，共展出張獻忠大西政權金冊兩片，其中一片為2011年征集品，目前收藏于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以下簡稱“彭山文管所”）；另一片為2017年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發掘中出水。兩片金冊形制基本一致，金冊長邊每側各有五個穿孔，短邊中心各有一個穿孔，不見穿綴物。正面鏨刻陰文楷書，背面素面無字。以下即對金冊分別進行介紹。

　　彭山文管所藏金冊

　　該金冊在《武陽拾遺》的圖錄中刊出（圖一），毛佩琦教授作過考證。冊文內容為“維/大西大順二年歲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監于成典，中官九御”（圖二）。

圖一彭山文管所藏大西金冊

圖二彭山文管所藏大西金冊冊文拓本

　　其中，“大西大順”另起一行上提抬頭，“皇帝”一行亦如此。金冊長21.15、寬8.45、厚0.29厘米，重740克。冊封時間為大順二年（1645年）五月初一。“監于成典，中官九御”，指的是皇帝后宮的傳統制度。“中官”一詞見于《國語·晉語四》：“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韋昭注：“諸姬，同姓。中官，內官。”“中官”即指宮內、朝內之官。“九御”一詞見于《國語·周語中》：“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昭注：“九御，九嬪也。”《禮記·昏義》言周代后妃制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從文字內容看，此金冊當為張獻忠冊封皇后或九嬪金冊的第一片。

　　2017年遺址出水金冊

　　該金冊為2017年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發掘出水（圖三）。冊文內容為：“思媚用冊為修容。朕德次嬪/嬙，匪由愛授，螽羽和集，內教/以光，欽哉。”（圖四）金冊長21.1、寬8.6、厚0.33厘米，重760克。“修容”為古代“九嬪”之一，亦即冊封的主體。“嬪嬙”指皇帝妻妾。《左傳·昭公三年》：“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楊伯峻注：“嬪、嬙皆天子諸侯姬妾。”“螽羽”則形容子孫眾多和睦。《詩·周南·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孔穎達疏：“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此處“螽羽”亦是此意。

圖三2017年江口遺址出水大西金冊

圖四2017年江口遺址出水大西金冊冊文拓本

　　從冊文內容看，當是冊封“修容”金冊的第二片。該金冊與彭山文管所藏“大順二年金冊”形制及大小基本一致。目前已確認該遺址即為清代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與楊展大戰后戰敗沉船之地，與船同沉的還有張獻忠在征戰過程中獲得的大量財物，遺址發掘中亦發現明代冊封親王、親王妃、郡王的金銀封冊。但從其形制、重量以及冊文內容看，與明代封冊差別較大，而與文管所藏大順二年金冊基本一致；同時明代僅嘉靖年間曾冊封“九嬪”，但九嬪中無“修容”之封。雖然冊文中未提及時代及具體冊封人，但當為張獻忠冊封“修容”金冊。

　　大西政權妃嬪冊封制度

　　兩片金冊是大西政權建立后宮制度和妃嬪冊封制度的物證。經過與明代的封冊進行對比可知，金冊形制直接繼承自明代，但其材質、尺寸及內容均與明代冊封妃嬪封冊有一定差別。

　　從封冊的形式上看，大西金冊仍然采用了明代的“封冊”形式。明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冊封制度和相應的禮儀，這套禮儀中重要實物就是冊封用的封冊。明代采用金銀材質的封冊來冊封后妃、太子、公主、親王、郡王及其配偶。《明太祖實錄》記吳元年（1367年）十二月進冊立皇后、太子冊寶制度，規定了封冊的尺寸、文字等規制，開啟了明代封冊制度的先河，“用金冊金字二片，每片依周尺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二分五厘，字則依數分行，鐫刻真書。每片側邊上下有竅，用紅絳聯貫開闔如今書帙之狀。”這樣的封冊形制除尺寸、材質根據等級略有調整外，終明一代幾無變動。從形制上看，大西政權的金冊同樣為兩片，每片側邊有孔用以串聯，由此可判斷大西的封冊形制直接來源于明代。

　　但大西封冊中的“九嬪”名稱以及封冊本身的材質、尺寸、內容等都與明代封冊制度有著一定的差異。

　　在兩片金冊中，有一片為大西冊封“修容”金冊。“修容”為歷史上的“九嬪”名號之一。明初并無九嬪之封，《勝朝彤史拾遺記》云：“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下雜置諸宮嬪，而間以婕妤、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始設“九嬪”。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李時等言：“皇上以宗祀之重，擇真淑備九嬪，誠宜定擬典禮以昭示天下。臣等考之《大明會典》諸書，惟載冊立后妃禮儀，嬪御以下皆缺。及考唐制，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為九嬪，正二品；皆遣使冊命。則唐以前九嬪之禮甚重，皇朝原無冊立九嬪之儀，禮始今日，臣等竊擬遵照冊嬪儀注，量為降殺”，九嬪分別為“德嬪、賢嬪、莊嬪、麗嬪、惠嬪、安嬪、和嬪、僖嬪、康嬪”。大西金冊的中的“修容”名稱與明代的九嬪名稱不同。考察歷史上的“九嬪”，可知這樣的設置當是“稽古”而來。《禮記·昏義》記載周代設九嬪。王莽托古改制，按周制設九嬪。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南朝時，各代均有九嬪，只是名號有不同，如宋明帝泰始二年，“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為九嬪。”隋唐時亦設九嬪，其中有“修容”。故從“修容”的名號看，大西政權顯然主要參考古制設立了“九嬪”制度。這種做法當與王莽附會周禮改革后宮制度的做法相似。

　　就封冊本身而言，大西冊封“九嬪”的封冊與明代同等級封冊的材質及大小也并不相同。明朝對九嬪封冊的材質及尺寸作了規定，“嘉靖十年，立九嬪，冊用銀，殺皇妃五分之一，以金飾之。”據《大明會典》記載，皇妃“冊用鍍金、銀冊兩片，其長、短、闊、厚與諸王冊同。”親王的“冊制與皇太子同”，而皇太子“冊用金，兩片，其制及盝篋之飾與皇后冊同”，皇后冊“用金冊二片，依周尺長一尺二寸，廣五寸，厚二分五厘。”經過實際測量，親王封冊實際長度多在24厘米左右，“周尺長一尺二寸”即為24厘米左右，故推測明代用于封冊的周尺長度大約為20厘米，寬五寸則為10厘米左右，厚二分五厘則為5厘米左右。故皇妃金冊的長度亦長24厘米左右，九嬪封冊“殺皇妃五分之一”，即長19—20厘米左右，而實測大西金冊長度在21厘米左右。明代“九嬪”封冊材質為銀，但大西妃嬪封冊均為金質，且通過觀察看，其含金量要遠高于明代后期金冊。從厚度來看，大西金冊比明代封冊薄很多。

　　另從冊文內容看，大西金冊與明代冊封九嬪封冊亦有差異。《明世宗實錄》記載了嘉靖十五年九月冊封九嬪時的冊文，以端嬪曹氏冊文為例，“朕惟王化之興始于閨門，家齊之效形于國治，肆坤儀之得輔，斯內政之有光。咨爾端嬪曹氏宿著勤勞之久，首占虺蛇之祥，宜示眷恩，用酬羙報。茲特進封爾為端妃，爾其益修婦道，匡佐坤儀，恒勵祗勤，禆翊內政，爾惟最之，欽哉。”其它妃嬪的冊文大同小異。總體來看，明代妃嬪封冊冊文文字較多，與其他明代封冊一樣形成了相對固定化的行文格式，而大西政權金冊的冊文相對較少，且更多地引用了《國語》《禮記》《詩經》等古籍中的典故。

　　制度來源

　　大西軍在征戰過程中獲得過大量的明代封冊，應該說對明代的封冊制度非常熟悉。大西政權在建立自己的制度時，封冊形制直接參考明制，但從封冊所稱“修容”名號以及冊文內容多引用古籍看，大西政權在努力擺脫明朝的影響。這樣的轉變表明張獻忠“改弦更張”的政治心態，體現大西政權妃嬪封冊脫胎自明代制度，但同時又試圖“稽古改制”的政治態度。

　　計六奇《明季南略》記載張獻忠入蜀稱帝，曾冊封皇后，后宮制度隨之建立。“乙酉春，奪取井研縣，內閣大學士陳演女為皇后，問左右以冊封皇后之禮，偽禮部具儀注進。獻忠見其禮數繁多，怒曰：‘皇后何必儀注……’。”由這段文獻可知大西政權建立后，其禮部負責建立冊封之禮，文獻中記載張獻忠并不在意冊封禮儀。袁庭棟在《張獻忠傳論》一書中說：“（張獻忠）雖然建制改元、立國稱王，但張獻忠對于原來封建統治者那一套禮儀制度是鄙棄不用。一切禮儀從簡，各種詔書、公文皆用口語，以通俗明達的白話文體為要，厭惡舞文弄墨的陳辭濫調。張獻忠和部將都穿著過去的衣帽，互相之間不準有什么君臣大禮，搞什么典章陋習。”但實際上張獻忠對禮儀祭祀這一套禮儀非常關注。《滟滪囊》載“（崇禎十六年）成都令吳繼善受偽職，旋以郊天祀版不敬，闔門被殺。”《鹿樵紀聞》中更是記載“前縣令吳繼善降賊，授偽官，一日為賊寫祭天文，其紙中接，賊見之，怒曰：‘若不欲我一統乎？’立剮之。降盜江鼎鎮復歸賊，授禮部尚書，后值迎春，黃虎問春入何門？江曰：‘入東門。’賊國號西，聞言東，怫然曰：‘是何出典？’江猶未悟，漫應曰：‘出《大明會典》。’虎大怒，責一百棍，江有故人為代受五十。翼日，飛騎收此兩人，并家屬悉斬之。”張獻忠對江鼎鎮大怒責罰的原因是他提出大西禮制使用《大明會典》，這違背了張獻忠更替明朝、重塑禮制的愿望，同時也表現了張獻忠對禮制的重視。這樣的一種態度顯然就是大西金冊與明代封冊差異形成的原因。

　　但實際上這樣的改制僅流于表面，大西政權更多的制度仍然是直接來源于明制。從目前可見的大西政權印章可看出大西政權的行政建制和地方職官設置主要實行明代的府、州、縣三級制。除知府、知州、知縣外，其屬官已見于印文者有經歷司、儒學、醫學、僧官等，多仿明代官職，基本上沿用了明代制度。而大西軍的武官體系與明代也相似，部分綜合了其他時代官名，如大西政權的武官包括指揮使、御營使、都督、總兵、將軍、守備等。

　　大西軍在長期的流動征戰過程中少有機會進行政權建設，雖然封冊的形制、內容以及妃嬪的名稱做了改動，但其基本的制度都直接繼承自明代。

　　歷史背景

　　文獻中記載張獻忠妃嬪眾多，《圣教入川記》注釋四十三：“獻忠除正后四人外尚有妃嬪三百名……獻忠本己除留后妃二十人為服役諸事外，馀二百八十人盡皆殺絕。”其中張獻忠皇后“陳氏”，據《綏寇紀略》載“聘井研陳氏為偽后，封其兄為國戚。不十日，陳賜死，兄及兩尚書極刑。”另載張獻忠有一妾，其父親“為一老儒，文理通達，住南京，因其女為獻忠之妻，故隨之入川”，篤信天主教，但“因其不為獻忠正妻之故，未得領洗之恩”。《蜀龜鑒》載“張獻忠自殺其子及所愛妻妾。晨起，召其妻與所愛諸妾詰以不救，故舉左右數百入及行刑者悉殺之。”《蜀警錄》中亦記載“偽平東孫可望等殺其偽閣部汪兆麟，縊獻賊偽后妃嬪。”從歷史記載及已經發現的金冊看，其冊封的妃嬪應該頗多。

　　但這些金冊按常理應分封給各位妃嬪，為何會作為張獻忠轉移財產的一部分沉于江底。這里存在兩種可能：一種如文獻所載，妃嬪被張獻忠所殺，被殺后金冊被收回；另一種可能則是張獻忠在政治形勢岌岌可危，準備全面轉移其財物的過程中將已經頒發的封冊收回。

　　張獻忠對自己部隊掠奪來的金銀財物有嚴格紀律，規定不準私藏、一律繳公、統籌積貯。《蜀難敘略》：“令賊卒凡子女玉帛及一應貴重之物，不得輒留，犯者死。人畜以刀劍，而諸物可焚者以火，惟金銀必以水土沉埋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即殺之，恐有金而逃耳。”可見大西軍對金銀等貴金屬的嚴格控制。

　　從目前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文物情況看，除了從湖廣各地獲得的財物，同時也包括大西政權制作的一些高等級文物，諸如永昌大元帥印、西王賞功金銀幣等。可見大順三年（1646年）的這次轉移當是一次徹底的轉移，這一次轉移應當代表的是大西軍在成都乃至四川的全面撤退。在孤注一擲的轉移中，張獻忠將能作為貨幣的金銀等物悉數收回，以備其日后東山再起，由此看來在遺址中發現妃嬪的金冊也合情合理。

　　結語

　　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中發現的兩片大西政權冊封妃嬪金冊，表明了大西政權已經建立了妃嬪冊封制度。從封冊的形制看，其直接來源于明代的封冊形式，但是在大小、材質方面有差別。而從冊文內容看，冊封的“修容”名號來源于古制，且冊文與明封冊相比也更多地引用了古籍中的典故。這樣的轉變表明了張獻忠努力擺脫明朝影響的政治態度。實際上，這樣的改制流于表面，更多的制度如官制及地方行政建制等仍然直接來源于明制。同時，遺址中出水如此高等級的大西政權文物顯示大順三年的這次轉移是一次徹底的轉移，大西軍在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下試圖從四川全面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