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一時的江西商人的處境越到清末越是艱難。為了了解江西商人的這種盛衰過程，有必要了解徽商。徽商的優勢可大致整理如下：

　　①在傳統中國的商業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緣和血緣關系，徽商以這種地緣和血緣為背景，發揮了強大的凝集力。徽商同其他商幫都不同，它是由一府地區出身的商人構成，所以商人的數量不太多，但是凝聚力卻極大。加上徽州自宋代以來便是宗族結合的傳統非常強的地區，所以他們繼承這種傳統，在商業上亦采取了“聚族經商”或“同族合作”的形式。顧炎武描述徽州人為：

　　“新都人……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己身地也。近江右出外，亦多效之。”

　　徽州籍官僚或紳士積極支持他們的背景亦應由此尋找。②中國傳統時代的長途貿易雖然危險性很大，但如果經營得法，是可以在短期內獲得巨大利潤。為此，就必須確保雄厚的資本和大量可信的信息。而徽商中有不少代代相傳，擁有巨額資本的大商人。從明清時代徽商出身者大量編撰經商必讀書籍的情況可以看出，徽商大量地傳授了在長途貿易中可能發生的復雜的商業技巧。③而且基于這種代代傳授的秘訣，還形成了歙縣籍人是鹽商、婺源籍人是茶商和木商、休寧籍人是典當商等，發揮了專業性，從而大大提高了商業活動的效率。④最后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同官府的關系。徽商同官府維系了比任何商幫都要好的關系。為此徽商使用的手段有？通過捐納等自己成為官吏；？通過舉業讓子弟成為官僚；？宗族協同輔助宗族子弟中的優秀者成為官僚；？以強大的資本金為背景，將各地的官僚或紳士納入自己的羽翼；？必要時，向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府提供巨額資金；？在進入地區積極參與公益事業等。以這樣的諸多努力為背景，在國家權力的庇護下，徽商掌控了國家核心利權———鹽專賣權等，能夠順利進行糧食、棉布、茶葉等的長途貿易，進而還可以進入他省出身商幫率先進入的地區，蠶食其商權。

　　那么江西商人又如何呢？第一，江西商人的競爭力與日俱減。其原因有①江西商人資本的微弱性。盡管江西商人在人數、活動地域的范圍、涉及商品的種類等方面優越于其他商幫，但是大多是小規模的家族式經營，或者是資本規模較小的中小商人或鋪戶。誰都知道經商需要大量資本，且鹽、布匹等商品的利潤很大，但是江西商人參與這種業種者并不多。如果因為貧窮而無法繼續舉業而“棄儒從商”或因“貧寒而為商”的話，就會在發展上存在相當的局限性。明末的謝肇淛在早先比較徽商和江西商人時指出“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亦是緣于此。“在明清時代的1700余名江西商人中，有70%左右是出身貧困的中小商人”的近人研究亦是其反證。

　　②因此，至清代在江西商人進入的地區常有被晉商、徽商，甚至被閩、粵商人蠶食商權的情況發生。而且自清中期又接連出現了寧波商人、紹興商人等新興商人，不久又基于此出現了浙江財閥、廣東財閥等，于是競爭進一步激烈。在河南，明初、中期，江西商人活動得非常活躍，但是清代的記錄中，在河南的晉商勢力已遠超江西商人。在云南，明代亦是江西商人較多的地區之一，但是在清代有些地區已是“楚居其七，江右居其三”，已為湖南商人所蠶食。而湖北各地，尤其是漢口地區則被山陜商人所蠶食。

　　③尤其在江西商人進入的地區，還有不少當地土著成為商人參與競爭的案例。從表面來看，江西商人進入了中國所有地區，但是從數量來看，多進入到了北、西北、西、西南、南部地區。在明初、中期，這些地區大多數在經濟上落后于江西。然而這些地區不久便開始發展，廣東和福建很快超越了江西，至清代湖廣和四川的發展也基本接近了江西的水平。在這種變化過程中，當地商人在同外來客商展開的競爭中逐漸獲得發展。在湖南，湖南商人以當地在清代的經濟發展為背景，不但逐漸掌握了湖南內的商權，還進入他省地區并逐漸獲得了優勢地位。尤其經歷太平天國運動之后，以湘軍勢力為背景的湖南商人，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而且在太平天國之后，有不少滇、湘、淮地區的功臣借軍功上升為官僚大員，以此為背景這些地區的商人迅速得到了發展。

　　④更嚴重的是江西省內也被外來商人奪去商利而被超越。換言之，隨著時間的流逝，瞄準江西省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制品的交易利潤而進入江西的，資本金強大的他省商幫逐漸蠶食了江西商人的利益。例如，景德鎮瓷利；明代經營景德鎮陶瓷器的是饒州、南康、撫州、南昌、吉安等地的江西商人和徽商、江浙商人，但是至清前期蘇湖、湖北、廣東商人開始加入其中。至清末湖北商人的控制力進一步增強。

　　茶葉亦是如此。至明中期江西生產的茶葉由江西商人所控制，但是自明末清初以來，浮梁茶由徽商控制，以河口鎮為中轉地的武夷山茶則為徽商和晉商共同控制。而且清朝在江西發放的茶引及隨之而來的茶課事務大體上由徽商辦理。武夷山地區、江浙、湖廣、四川等國內各地也開始生產茶葉，其質量和數量逐漸超過了江西；而自19世紀末，隨著外國，尤其是印度、斯里蘭卡、日本的優質茶葉生產，中國落后為第四大生產國。

　　在造紙業方面，明代至清初亦由江西商人，尤其是吉安商人在以河口鎮為中心的鉛山、玉山地區引領了造紙業。然而此后徽商逐漸滲透，至清末除徽商之外，還有福建商人和山陜商人加入并壟斷了紙利。20世紀以后，隨著洋紙的進口或在國內生產，傳統造紙業走上了進一步衰退之路。此外，藍靛之利亦為晉商所蠶食。

　　不但如此，省內各城市的商權亦遭蠶食，例如吳城鎮的商權逐漸為徽商所蠶食。至清末的咸豐、同治年間，由于曾國藩、彭玉麟等人率湘軍水師前來駐防吳城鎮，又有湖南商人逐漸發展并建立了會館。唯獨樟樹鎮的商權具有較長時間的競爭力。至清后期，樟樹藥材商中的的“西北號”主要經營四川、陜西、河北、河南產的藥材，“廣浙號”經營兩廣、浙江、福建的藥材。這種分工是為了既能避免樟樹藥商之間的競爭，又能瓜分藥材市場，從而對外地藥商形成競爭力。但是隨著外省藥材商的逐漸發展，諸如陜西商人等外省商幫亦開始在當地經營藥材，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清末，在重慶發生的樟樹藥材商和廣東藥幫間的訴訟，不過是其案例之一而已。

　　隨著競爭如此日漸加劇，江西商人亦開始在其進入地區基于同族、同鄉、同行等關系，或組織客幫，或取得江西籍紳士的協助，建立了江西會館以便加強凝聚力。在北京等中國各地見到的江西會館、萬壽宮便是屬于這種情況。以此為媒介，當有商人發生虧損，或遭遇意外事件，隨即有多人共同給予關照和援助。然而徽商等其他商幫多采取同族合作形式或集資經營的方式，但是以江西會館為媒介的江西商人的凝聚力則并不太大。

　　與徽商相比，江西商人的第二個不足之處是，徽商是在不斷同故鄉保持聯系中展開活動，但是由于江西商人離開家鄉之后疏于同家鄉的聯系，因此同江西的關系逐漸疏遠，甚至有不少還完全斷絕。這是因為江西地區不但是人口過剩的地區，還是僅次于江南的重賦地區。不論是江西商人走向外地之后，“老死不歸”者多的描述，還是徐世溥指出的“南昌之民客于武漢，而長子孫者十室居九”那樣的內容，或者是定居于湖北景陵（今天門）皂角市的永豐劉氏的案例等，均因其所生。只要存在這種慣行，就不能期待象徽商那樣向同鄉商人傳授經商秘訣的結果。

　　第三，江西商人同官府的關系也不如徽商或晉商那樣敦實。江西商人亦維持宗族關系，也為培養自家或同族的紳士而做出了諸多努力。明清時代，江西培育出了僅次于江蘇、浙江等江南地區的大量進士和仕宦者。為了敦實同官府的關系，需要投入了大量的資本，而維持這種關系需要大資本，但是在江西商人中經營數代的大商人并不多，大多為小資本的中小商人，所以只能是遠遠落后于徽商和晉商。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稱，徽商彼此間的協助和凝聚力極強，自明末江西商人“亦多效之”。但是如上所述，無論是天順2年對江西商人在湖廣行高利貸而導致的訴訟事件做出的規定，還是嘉慶24年（1819）湘潭暴動事件時北京紳士的態度來看，江西籍商人與紳士之間的關系，似乎不及徽州人或湖廣人那樣敦實。

　　第四，為江西商人的衰退過程帶來決定性沖擊的是，清末的開埠。由于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1842），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港開埠，隨之內外環境完全發生了許多變化。開埠之后，上海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的中心。至道光25年（1845），通過廣州的出口量為絲6787捆，茶763.9萬鎊，尚領先于上海（絲6433捆，茶380.1萬鎊），但是就在翌年上海以絲15192捆遠遠超過了廣州（3554捆）。茶在咸豐2年（1852），上海也以5767.5萬鎊超過了廣州（3612.7萬鎊），在此后的對外貿易中，上海的優勢被進一步鞏固。隨之，廣州的貿易港地位日漸下滑，因此經贛江？大庾嶺一線進、出口的貿易量進一步下降，從此經贛江航運的商業走向了衰落之路。受其波及江西各地的經濟作物乃至手工業商品的競爭力亦逐漸下降或喪失，隨之四大城鎮亦走上了沒落之路。總之，由于開埠，福建、廣東、廣西、云南以及長江水系被納入外國資本主義的勢力范圍，在中國亦發展近代民族資本的過程中，處于內地的江西地區并未能積極對應，仍舊停留在了農業生產上。

　　因此，江西地區的經濟地位越來越衰落，隨之活躍了五百余年的江西商人亦逐漸走上了衰退之路。換言之，明初江西商人順應江西社會的發展開始興起，但是卻未能適應清末的江西經濟和全國性經濟結構的調整而最終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