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出行，特別是選擇自駕或步行等方式時，手機導航就不可缺。現在的路方便卻也復雜，但是沒有導航估計很多人都成路癡了，那么在什么導航設備都沒有的古代，要是出門改如何應對？

　　對于古人來說，出遠門可是一件大事，除非有特殊情況，例如避難、科舉或者探親等事宜，多數時間是不遠游的，畢竟一路上風險太大。可真要是遇到了上述情況，不出門不行的話，如何認路可就是件難事了。

　　古代有關道路的名稱要比今天多。《爾雅·釋宮》：“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所謂達即通，一達指沒有岔道，三達指丁字形街，四達是兩路十字交叉。

　　但是《爾雅》所列道路并不完整，有些道路甚至好幾個岔路。例如衢，也有人說是五達，有人說是六達，甚至有說九達的。康、莊、逵是不是五達、六達、九達，從文獻中也很難看得出來。大約道、路為通名，凡人、車常走的地方都叫道或路，比較寬闊的叫康、莊，岔路多的叫衢、逵。《史記·孟子茍卿列傳》：“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日列大夫，為開第(宅第)康莊之衢。”

　　除了這些大路，還有一些小路。

　　第一種小路叫徑。《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相如度秦王雖齋(齋戒)，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走小路，是因為小路一般較大路近，可以更快地到達，更重要的是沒有關卡、人少，免得暴露。

　　蹊也是小路的一種。《史記·李將軍列傳》：“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桃、李樹下的路自然是小路。

　　還有沖，指的是交通要道。《左傳·昭公元年》：“適(嫁)子南氏，子晰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沖，擊之以戈，子晰傷而歸。”沖要則通常專指軍事上重要的地方。《后漢書·南匈奴傳》：“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沖要。”也可以說要沖。

　　道路的名堂這么多，要是不認識路，走錯了，恐怕浪費的時間不止是幾天幾夜而已。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一些走過路或者知道路的人，便會為了后人建立起一些指路標志。

　　隨著道路交通的發展和道路管理人員認識的提高，人們開始按一定的里數用“土堆”的方法來作為固定的里程標志，土堆被稱為“堠”。凡按“堠”記數的里程稱為“堠程”，而管理“堠”的官吏稱為“堠吏”。這種道路標志雖然簡單，卻起到了便利行人了解道路里程遠近的作用，是今天道路里程碑的發端。

　　據現有史料記載，我國使用“堠”作為道路里程標志始于東漢。史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后漢書·和帝紀》)意指從廣東到中原轉洛陽的路上，每10里設一驛，5里做一標記。史籍記載獻龍眼、荔枝的年代是漢和帝(劉肇)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也就是說，距今1800多年前，中國已有了里程標志。

　　除了用堠記路程，還有就是在道路兩旁種樹。這個方式從很早就開始了，《國語·周語》載：“列樹以表道。”古代道路兩旁所植樹木品種很多，多為楊樹、柳樹、榆樹、槐樹等，一些重要的干道上植松、柏、梧桐或植果樹。東漢時，道路上除種植一般樹木之外，許多重要的交通要道及宗廟、官室和陵園的道路均有梧桐之類列于道側，反映出當時重視在道路兩旁植樹的風尚。

　　大路兩旁都種著樹，只要按照樹的指引走，就不會走到深山中迷路了，因此種樹也是路標的一種。

北宋范寬《溪山行旅圖》道路兩邊群山樹木

　　中國古代的道路標志，除里程標志、種樹外，中原地區還流行一種叫“杈子”的道路標志。“杈子”古稱“梐枑”、“行馬”，俗稱“拒馬叉子”，用以阻攔行人車馬通行。杈子由一橫木連接數對兩兩交叉的木棍而構成。南宋盂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坊巷御街，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于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

　　在中國南方的湖南、兩廣等地，人們通常在村寨岔路口處，立一小石碑，向過往行人指明方向，舊時民間認為此舉是“陰功積德”，為來世創造幸福。

　　草標，是中南土家族人的一種道路標志。土家族人居住在崇山峻嶺之中，深山荒野。人跡罕至，難識鳥道獸路。土家人為防止誤入鳥道獸路，走進梟禽猛獸筑巢的荒嶺，就在歧路口挽起“草標”。這是一種指路暗號，土家人一看就知道哪條荒徑不能走，有危險，但外地人往往不知。

　　土家族人于山寨道路上也設指路碑，他們的指路碑叫“擋箭碑”。碑的上方橫刻有“擋箭碑”三個大字，碑的正中刻“開弓斷弦”四字，兩旁再刻“左走某某”地名，“右走某某”地名。行人至此，雖是崇山峻嶺，也不至于迷路。土家人之所以把指路碑說成是“擋箭碑”，緣于土家人的宗教信仰。土家族人的小孩病了，或遭兇惡，他們認為是有惡煞作祟，暗地里施放陰箭，射向小孩魂靈，故才有此難。因此，必須在岔道口豎立“擋箭石碑”，將“陰箭”擋住，指路積善，才能保佑孩子靈魂逢兇化吉。

　　除此之外，還有道路上的館舍，又稱為“亭”。“亭”最早是為了君王的使者和官員走在路上能及時得到休息，沿著國家的主要道路設置的，有人看管，備有糧柴。《周禮·大行人》和《掌客》說天子境內沿途為諸侯前來朝聘準備糧食、馬料，并且定量供應。其所述的具體條例并不可信，但行人在亭舍“打尖”則確是古已有之。

　　后代又有長亭、短亭的區別，此時的“亭”已經不能提供吃喝住宿了，據說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這時的亭似乎已經純粹是供人歇腳的地方了。當然，這些亭的存在也是一種路標。

《長亭送別》費以耕1868年作

　　除了陸地，水路也是常用的出行方式。就我國古代天文導航定位技術而言，只是到了西漢以后，才有了這方面明確的記載。最早提到航海時依靠天上的日月星辰來判明方位的是西漢古籍《淮南子》，書中提到一種“海人之占”的原始天文航海導航定位技術，它是從我國發源于遠古時期的占星術發展而來的。

　　唐代的天文航海術，基本上仍處在天文導航階段。如唐代大詩人王維在《送秘書監還日本國》的詩中說：“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這種天文導航術，只能使海船沿岸航行，或做慣常的較短距離的橫渡航行，如橫渡東海、暹羅灣口、孟加拉灣口，還不能確保海船在大洋腹地作連續幾十天的遠航。

　　宋代的天文航海技術，在繼承了唐代及唐以前歷代的天體定向助航技術的基礎上，出現了重大的進步，其主要的標志是與遠洋橫渡航行至關密切的天文定位導航技術開始問世并逐漸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據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所記載：“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暝，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由此可知，在西太平洋近海作較短距離的慣常航行中，天文定向仍是天氣良好時的主要導航手段，而指南浮針，則是壞天氣時的主要輔助導航手段。

蘇州石刻天文圖：南宋淳右七年（即公元1247年）所刻

　　中國古代航海史上的天文定位導航技術始于宋代，該時代已出現了全天候定向導航儀器——水浮針(以及針盤)，并開始在磁針定向的基礎上進行定量化的航跡推算。

　　發展到元代，通過測量天體高度來辨認船位變化的技術也日趨成熟。在《馬可，波羅游記》一書中，馬可波羅提到在航海中天體高度的變化，表明當時的航海者是通過測量某些特定星辰的出水高度來確定船位的。宋元時期古代文獻和出土文物中的量天尺，就是這種天文導航定位技術中的一個主要工具。而明代的“牽星術”則是這種技術發展到相當程度后出現的。這種技術在鄭和下西洋中，得到了廣泛地應用。

　　當然，認路的方式雖然不少，但都比不上今時今日有一部手機導航，所以說，要真是穿越回古代，恐怕你連皇宮門都找不到，更不要說跟皇子們談戀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