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早在“周”以來、“漢”以前的歷史長河中，便是我們族群的一個曾用統(tǒng)稱，根據(jù)胡鴻先生在《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一書中的論述，“夏”最早極有可能是“周人”用來自居的政治共同體統(tǒng)稱，所謂“諸夏”、“中夏”是也，它的對應面是不在周式統(tǒng)治秩序內的所謂“夷狄”。至于那個商以前的“夏”，不排除它是早期國家（夏朝）、部落盟主（夏后氏）、上古族群（夏人）中任何一個可能性，它的文明發(fā)展程度，應當最多與“早商”相當。

　　至于這個三代之夏的得名，寒鯤更傾向于是“夏部族圖騰的轉化”，就像其他古國名（古地名）的來歷一樣。至于那些更像是“形容美好”的詞義（唐之宏大、魏之巍峨、夏之華美），難免是后世附會渲染之詞，在沒有充分證據(jù)證明的前提下，難免求之過深，不宜奉為圭臬。

　　不過，“夏”字本身也有“西方”的含義，周人自稱諸夏、中夏乃至夏盟，既有可能是在繼承商前之夏部族在河洛（斟鄩）、河東地區(qū)（夏墟）的號召力，也有可能是以“西方伯長”政治地位自居的后續(xù)。當然，也有可能是相對于“商”偏居在西方的“夏”本身，與方位“西”在詞義上重合的結果。

【下圖為夏文化遺址分布范圍示意圖】

　　夏之攀附：胡夏

　　“夏”作為一個族群統(tǒng)稱級別的語詞，經(jīng)過周秦漢之間千余年的層累渲染，以及西周城邦共同體與秦漢大一統(tǒng)帝國的兩度持久性、系統(tǒng)性的“認同建構”，徹底成為“華夏文明共同體”的簡稱，并配合上“用夏變夷”的文化策略，為早期的東亞世界的各個晚熟族群，提供了一套足以實現(xiàn)“文明進化”的捷徑。（詳見胡鴻先生《能夏則大漸慕華風》一書論述）

　　赫連勃勃之胡夏國號的出現(xiàn)，便是這一現(xiàn)象的表征，雖然赫連勃勃未必在具體執(zhí)政舉措中表現(xiàn)出多少漢化的傾向，但他以《史記》中對于當時天下各族皆炎黃與三代之后的“擬制”為“媒介”，把自己的統(tǒng)治合法性附著在“匈奴乃夏族后裔”上，從而實現(xiàn)自身對于關隴漢民的政治影響力倍增，卻是毋庸置疑的“夷狄一方，用夏變夷”策略的初步展現(xiàn)。

　　至于“胡夏”之“胡”，是漢魏時期對匈奴族群的慣用稱呼之一，也就是說，此處的“胡”，并非泛指所有北族，而是取其指代“匈奴”之狹義。

【圖為胡夏國都統(tǒng)萬城的衛(wèi)星俯視圖，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橫山縣西北的白城子村】

　　夏之回響：西夏

　　自從胡夏在今天陜蒙交界的統(tǒng)萬城附近奠都以來，在俗稱地名與行政區(qū)劃名上的“夏”便在黃河幾字區(qū)域落戶了，它就是由統(tǒng)萬鎮(zhèn)改制而來的夏州（431年）。有趣的是，同樣是北魏王朝，又在河東安邑之地，于公元494年設置了夏縣，兩個夏地便由此在拓跋鮮卑的治下開始“落實”到中國歷史地理流變的沿革之中。

　　李元昊的西夏王朝，之所以自稱為夏（也有邦泥定國、白高大夏國、西朝等自稱），便是一種來自地名上的延續(xù)。李元昊祖上一向是割據(jù)今陜蒙交界地區(qū)（夏地）的黨項族裔節(jié)度使——定難軍節(jié)度使，又稱夏綏（銀）節(jié)度使，自李思恭參與平定黃巢以來便盤踞曾經(jīng)的胡夏核心地區(qū)（夏州、綏州、銀州、宥州、靜州），長達一百余年，受李唐賜姓的李思恭甚至得了一個夏國公的爵號，所以李元昊的“夏”國號，有這么一層地緣因素在。

　　西夏之西，既是當時夏政權對于自身的自稱之一（西朝）所致，也是其地理位置所致，所以便有了“西夏”這一合稱作為該政權區(qū)別于其他政權的標準簡稱。

　　至于西夏建國之后，以興慶為都，并最終導致了“夏”作為一個地名的西遷（從橫山到西套），給元以降的西套平原留下了“寧夏”的稱呼（元滅西夏而定名“寧夏”，類似于北魏-唐對于統(tǒng)萬城一帶曾定名為“平夏”），這就是“國名”與“地名”相互影響并導致遷移的又一歷史地理層面顯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