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的財政歲入究竟幾何，是一個時有爭訟的問題。

　　一些寫作者可能會引用曾鞏《議經費扎子》與《宋史食貨志》中的數據：“皇佑、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認為宋代的財政歲入超過一億貫錢。但馬上就會有人糾錯：沒有這么多。這里的“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是指銅錢、白銀、絹帛、谷米、草料等物資的總和，并不是單指緡錢。而且，由于不知銀絹谷草的具體比例，根本無法折算成錢貫。

　　我們需要一份以錢貫計算的宋代財政收入清單。

宋錢“大觀通寶”

　　北宋財政歲入

　　恰好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就有這樣一份清單。先來看北宋部分：“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余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萬緡。嘉佑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萬緡。其后，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稅等錢，所入乃至六千余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余萬。”——可知北宋時，戶部歲入的峰值是熙寧—元豐年的6000余萬貫，元祐初政府減稅，歲入緡錢降至4800余萬貫。

　　但這個4800余萬貫是不是元祐初年的全部歲入呢？有沒有漏計了地方留用的收入？宋依唐制，將天下正賦收入分為“上供”、“留州”、“送使”三部分，其中“上供”需解運京師入庫；“留州”與“送使”則充地方經費，宋人稱為“系省錢物”，即隸屬于尚書省、留置在地方的財稅收入，例都由戶部（元豐改制前為三司）統一會計：“祖宗之制，天下錢谷，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余皆總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因此，李心傳這里的記錄顯然包含了“留州”與“送使”的數目。

　　但是，不要忘記了，李心傳已明言這是“天下歲入緡錢”，除了緡錢，宋朝還有一部分實物稅，大頭是田賦。有沒有緡錢之外的統計數據呢？有。元祐初，戶部尚書李常、侍郎蘇轍主持修訂了《元祐會計錄》，蘇轍還因此寫了一篇《元祐會計錄敘》，一篇《收支敘》，一篇《民賦敘》。在《收支敘》中，蘇轍列出了元祐初年的戶部收入數目：

　　“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后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泛支給賜得此數）；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谷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

　　——可知元祐初的歲入絕不止李心傳記錄的“四千八百余萬”貫。

　　我們將金、銀、綢絹、米谷都折算成緡錢（草的價值較低，略過不計）。當時金一兩約值10貫錢，4300兩即值4.3萬貫錢；銀一兩約值一貫錢，57000兩即值5.7萬貫錢；綢絹每匹約值1.5貫錢，151萬匹即值226.5萬貫錢；米谷一石約值一貫錢，2445萬石即值2445萬貫錢（折算標準參見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合計約2680萬貫。加上按緡錢征收的貨幣稅收入4848萬貫，總數約為7500萬貫。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商稅務

　　但這7500萬貫錢就是元祐初年的全部財政收入嗎？不是。須知北宋的財政管理是分成兩個系統的，一個是戶部左曹（元豐改制前為三司）統率的、由轉運司—州縣長官—市鎮稅官構成的財政收納系統，掌田賦、商稅、酒稅、常貢、征榷之利；另一個是戶部右曹（元豐改制前為司農寺）統率的、由提舉常平司—州通判—縣丞構成的財政收納系統，掌常平、免役、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左曹隸（戶部）尚書，右曹不隸（戶部）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蘇轍也在《元祐會計錄敘》中申明：“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笨芍懊嬲鬯愠鰜淼?500萬貫錢，只是戶部可以會計的正賦歲入，戶部右曹掌管的那部分收入，是未計在內的。

　　由于目前未能找到元祐年間的戶部右曹收入賬目，只能以其他年份的作為參考。戶部右曹的職掌同熙寧變法后、元豐改制前的司農寺，司農寺執掌的財政收入主要有常平青苗錢、免役助役錢、坊場錢等。熙寧年間，青苗錢“歲收息至三百萬貫”，每年新增的常平本錢未計；元豐七年（1084），免役助役錢多達1870萬貫；坊場錢即撲買坊場、河渡、鹽井所得的收入，元豐七年為500萬貫，另有谷、帛90多萬石、匹，折錢約100萬貫；元豐七年，朝廷還將市易錢從戶部左曹劃到右曹，按熙寧十年市易司所收息錢（不含市利錢）計算，為140多萬貫。此外，鑄錢監每年新鑄之錢，例入內藏庫，也非戶部所預，元祐年間，“歲鑄二百八十一萬貫”。

　　這當然不是戶部右曹的全部賬目，不過主要的錢物窠名應該羅列在內了。合計起來，約有3100萬貫，與前面統計出來的7500萬貫相合并，歲入過億貫。不過，元祐年間朝廷罷征免役錢，助役錢減半輸納，因此，元祐歲入應該不及一億貫，但哲宗親政之后，免役錢又恢復了?？梢哉f，北宋自熙寧以降，除了元祐幾年，其他年份應該都能夠維持一億貫左右的歲入規模。

　　這一億貫的財政收入中，田賦折錢頂多是3000萬貫左右（其中實物征收的米谷2445萬石，折錢征收部分未知，但數目不會很大），比重大約只占30%；非農業稅的比重高達70%。這是其他任何王朝（晚清除外）都未曾出現的財稅結構。

　　南宋財政歲入

　　再來看南宋的歲入。李心傳說：“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萬焉。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其六百六十余萬緡號經制，呂元直（呂頤浩）在戶部時復之；七百八十余萬緡號總制，孟富文（孟庾）秉政時創之；四百余萬緡號月樁錢，朱藏一（朱勝非）當國時取之。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也。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萬緡?！?/span>

　　——可知淳熙末，朝廷歲入緡錢為6530余貫。那么這6530余貫是不是南宋的全部財政收入呢？當然不是。

　　南宋時，天下財賦不再由戶部左右曹分領，戶部已經可以掌管原屬右曹之財，李心傳所說的茶、鹽、酒算、坑冶、榷貨之入，在北宋時都屬于戶部不預的右曹之財，此時則已歸戶部會計。但是，南宋的財稅雖無左右曹的縱向分司，卻出現了中央與地方的橫向分隸。戶部所能會計的財政收入只有“上供”部分，“留州”、“送使”這兩部分，戶部往往無法核算，一位南宋戶部侍郎說：“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無得而考焉。”

　　南宋的“上供”，包括上供正賦與上供“雜納錢”。李心傳列出的上供錢、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與糴本和買之入，嚴格來說，都不是稅種，而是財稅分隸制度下，地方上繳中央的財賦窠名。

　　其中，上供錢是指地方政府從其征收的正賦（主要為田賦、商稅等）中劃出一定比例，解運京師，定額200萬貫，所以李心傳才說“上供錢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至于留給地方分配的正賦是多少，李心傳沒有說明，據宋代經濟史學者包偉民先生的研究，北宋初緡錢的上供比例不到10%，“南宋上供正賦在全國財政總收支中所占比例不可考，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上供之外’的雜征調日益增額，上供正賦的地位必然會相應降低”。假如按10%上供，則全國征收的正賦折錢至少有2000萬貫，留在地方的大約有1800萬貫。

南宋錢牌

　　經制錢與總制錢來自宋政府從商稅、酒稅中加派的雜稅，也按比例劃撥中央：“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月樁錢是地方供應軍餉的緡錢窠名，按月樁管，所以稱為“月樁錢”，原本是從經總制錢中撥出，但經總司“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于民”。糴本則是地方措置來供中央和糴糧米的緡錢窠名，主要也是來自商稅、酒稅的加征。

　　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與糴本都屬于正賦之外的雜征，宋人稱之為“雜納錢”，由地方政府征收，按比例上供。上供比例是多少呢？紹興二年（1132），朝廷“令諸路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添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為率，三分本州島，七分隸經總制司”。孝宗朝時，“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糴本，六為系省錢；其后，乃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久之，乃裒羨錢，校數歲之最為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

　　大致可以說，南宋的雜納錢大約70%歸中央，30%歸地方。李心傳列出的雜納錢只是上繳戶部財政的部分，總數大約有2000萬貫（經制錢660余萬，總制780余萬，月樁錢400余萬，糴本未知），可以推算留在地方的約有900萬貫左右。

　　另外，南宋時，四川的財政是相對獨立的，由總領所統收統支，朝廷鞭長莫及，無從會計與干預，李心傳所列，只是“東南歲入”：“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用數千萬，皆取于東南”；“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那么南宋四川的歲入有多少呢？葉適說，“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余萬矣?！笨芍纤嗡拇ㄖ斦q入有3300萬貫。

　　需要注意的是，四川的流通貨幣是以鐵錢為本幣的錢引，財政的會計也是錢引，因此還要按當時的匯率換算成銅錢。紹興年間，一位南宋官員提到四川錢引與鐵錢、銅錢的比價：錢引十道，按市價可換八貫鐵鐵，換銅錢則為四貫，可知錢引與銅錢的比價為10：4。四川3300萬貫錢引的歲入，折換成銅錢的話，約有1320萬貫。

　　現在可以來統計南宋淳熙年間的全部財政歲入了：上繳朝廷的緡錢為6530余貫，地方系省正賦約1800萬貫，地方系省雜納錢約900萬貫，四川獨立核算的歲入約1320萬貫，合計超過一億貫錢，與北宋后期大體持平。

　　在這一億貫歲入中，來自田賦的收入大概只有2000萬貫上下（因為按前面的估算，南宋正賦約有2000萬貫，雜納錢主要出自工商稅），只占全部歲入的20%左右；非農業稅的比重擴大至80%。

　　這樣的財稅結構，正好跟明朝的完全相反。據黃仁宇統計，1502年（弘治十五年），田賦正額為16799341石糧；1570-1590年期間（隆慶-萬歷年間），鈔關稅、商稅、蕃船抽分、房地契稅、竹木抽分、礦銀、漁課等收入，合計943000兩銀；役與土貢折色1687000兩銀。明代米價較低，弘治—隆慶年間，一石米約0.6兩銀，16799341石糧可折銀1000萬兩左右，加上工商稅、役與土貢折色，共計1300萬兩，工商稅在國家稅收中的比重，只有7%左右。

　　晚清之前，清代的財稅結構也是以農業稅為大頭，占70%以上，工商稅（主要是鹽稅、關稅）的比重不足30%。晚清開始加征厘金之后，工商稅的比重逐漸上升，至1911年（宣統三年），厘金、鹽稅、關稅三者的比重已占國家財政收入的70%以上，田賦的比重下降至30%以下。正好恢復到宋朝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