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后兩個君主制統一王朝。從1368年明建國，到1644年清兵入關，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1912年宣統皇帝宣布“遜位”，皇帝制度告終，前后橫跨七個世紀。

　　美國人做中國學研究，往往習慣于大跨度，題目做的是近現代，卻喜歡從1368年說起。他們認為，要知道中國今天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對某件事可能會有什么反應，必須先了解明清人做事的習慣，明清制度的運作。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離現在最近的明清，國內外都很關注。

　　為什么會有一個“明清史再認識”的問題呢？

　　不搞史學的人的可能不太理解，歷史雖然是客觀存在過的，但對歷史的認識卻始終是開放的。我欣賞這樣的說法：“歷史學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這就肯定了有歷史學家主觀介入的成分。同時，它也是現在與過去永無休止的對話。說到底，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永遠是從現在的情景、現在的認識水平出發去回溯的；人們之所以對歷史有興趣，終究是為了現在和未來。這一點就能夠充分說明，人類在往前走，人類的認識在發展，歷史就永遠處在不斷地被再認識、再解釋之中。

　　一、反思再反思：認識視角的變化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綿長的古國，有深厚的歷史傳統，也最重視歷史經驗的總結。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文明能夠延續五千多年而不中斷，與我們能夠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有關。秦王朝被項羽、劉邦滅亡沒多久，賈誼就寫出了《過秦論》。它之所以成為傳世名篇，就因為賈誼對秦王朝滅亡的總結很深刻：“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也就是說，秦始皇和他的繼承者不懂得形勢的變化，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是兩回事，前者靠強力取勝，后者要靠施仁義、收人心，把老百姓安頓好。

　　明朝剛滅亡，即刻就有人出來反思明史，這就是黃宗羲、王夫之和顧炎武三大思想家。顧炎武是江蘇昆山人，我的鄉賢。顧炎武思想，被人引用得最多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次便是有關“亡國與亡天下”之論。先生認為“亡國”僅僅是政權易手，可怕的是“亡天下”，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跟著生靈涂炭，那才是最悲哀的。我把這一思想稱為“天下觀”。

　　現在要進一步探究，顧炎武“天下觀”的核心是什么？我認為是“民為邦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以人為本”。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原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先生所期望的政府是“有土且保民”。僅僅擁有土地，是謂“有土”；而能確保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榮辱禮義，是謂“保民”?！坝忻袼褂型痢?，得民心者，方可稱“有天下”。

　　所以使先生感到痛心的是，明政權是可以不亡于清人之手的，它是亡于自己不能“保民”，失民心者“亡天下”。先生在《與友人論學書》里說，學者治學不能蹈入空虛，必須“有本”；這“本”就是“行己有恥”。自己吃得差些、穿得差些，不必以為“恥”，但必須時時想到“匹夫匹婦”。假若普通老百姓的吃與穿沒有解決好，沒有享受到治政者給的實惠，就應該引以為“恥”。所以“保天下”的宗旨，對學者應該是治學為民，對官員應該是執政為民。這樣的思想，正是從對明朝歷史的總結中得出來的。

　　對清史的認識，在清朝還沒有滅亡之前，已經開始發生視角的變化。從1840年開始，中國一再敗于列強的“船堅炮利”，原有的“天朝優越”的自信力終于遭到了嚴重的動搖；史學家更是從“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法則中，感受到了中華民族有難以自存乃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種情景下，對明清史認識、評判的角度當然就不同于過去。

　　在這樣的情景下，回溯明清歷史，批判必然是主流——其中不過有緩和與激烈的不同。認定明清已經走到封建社會的末路，與歐洲歷史相比，它已經處于“長期停滯”的狀態；其根子便是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不更弦改轍，就不可能走上歐洲已經實現的現代化之路，這些認識基本上都相似。

　　百年過去了，我們從實踐所得的東西要比原先的理論豐富得多，體會到過去來自歐洲的理論，有些對我們有用，有些則與中國的實際不符，因此對明清史的認識，自然就會有許多新的檢討。擇其要者有：

　　一是對“革命”“批判”做法的檢討，覺得走過頭就會變成虛無主義，對自己的歷史缺乏同情理解的態度——一個國家，不要說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它的存在，總有一種“歷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經采取的治國方略，總有一定“合理性”，也包括當時不得不如此的道理。否則，它的存在，就成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進、改善，也無從措手，最壞時，還會病急亂投醫，用錯藥方子。因此，有必要秉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地鑒別和分析明清歷史的實際狀況。

　　二是對歷史考察的方面大大擴展了，原來史學的重心始終是政治史、人物史，現在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都逐漸在深入展開。從表面看，站在歷史的前臺，容易被歷史學家注意的最活躍的人物總是少數；但在歷史人物的背后，或者說海平面下的“海洋的深處”，是結構的歷史。所有人與人相處關系的社會規則造成的結構，比個人的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它們具有更深遠的作用，不改變這種海平面下的結構，個人再有能耐，也得受這個限制，想做也做不了。這種對歷史的感知，實際上也拉近了所有人與歷史的距離，說明“人人都處在歷史之中”。

　　二、統一的鞏固：對明清政治史的再認識

　　從中國歷史發展的長過程來看，明清兩代最大的特點，就是解決了分裂割據的大難題，五百多年里，統一的局面沒有遭到太大的破壞。統一鞏固了，而且還有重大的發展。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避免了像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國那樣龐然大物轟然倒塌、民族分崩離析的結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像恐龍滅跡了，可大象生存了下來。究其原因，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文字、貨幣、度量衡統一。但那個中央集權體制開始也不是這樣穩固的，歷史上幾次大分裂（累計也不少于五百多年）就說明了這一點。

　　從北宋開始，到明清最終穩固下來，是總結了前幾次大分裂的教訓，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兩條：

　　第一，軍隊走的是中央常備軍職業化的道路。說得簡單些，中央常備軍是職業化的，單獨成一系統，分成若干軍區輪流駐守邊防與各地重鎮。軍區只負責平時的軍事訓練、士兵管理。兵部負責人事管理，純粹是個行政部門。遇重大戰事，則由皇帝直接任命文官統帥，打破軍區界限組編軍隊。事畢，軍人歸營，統兵權交回皇帝。所以，明清時期很難產生像魏晉南北朝、唐末那樣的軍閥（清末又當別論）——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把行政與軍事截然分離，治民不治兵，治兵不治民。

　　第二，打擊地方豪強，不容許地方集團性勢力的崛起。嚴格地說，像西歐那樣的貴族在中國早已被消滅在東周時期，從此中國無（世襲）貴族。做到這一條，是有一系列的措施配套的：科舉制從真正意義上切斷了特權世襲制，官員不論出身，是考出來的，高度流動；本地人不得任本地官的回避制度，別子分居以及土地限額的規定，使宗族勢力不容易形成巨大的經濟實體和社會實體，后來的宗族制都只是以祠堂祭祖和同族互助的形式延續下來，而不是龐大的人口地產實體；家兵、私兵被取消?？傊?，在中央至地方的垂直系統之外，不容許有橫向的地方集團勢力存在，也是重要的一條。

　　這樣一個政治結構，應該說是非常周密的，因此大國一統的局面才得以長期維持而不致墜落。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人物，遇到的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不是清朝政府到了山窮水盡、無可奈何的困境，怎么也不能設想會讓漢人做督撫，且兼領兵，兵又是地方自募的集團軍——湘軍、淮軍。當時就有人不理解，這些大人物為什么不乘機反清復明？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后，就自動大批裁減湘軍，并讓曾國荃交出了兵權。是曾國藩“愚忠”嗎？我不相信。從曾氏的各種議論可以看出，曾國藩怕的是“天下大亂”——他熟讀史書，知道寧愿保留一個不滿意的“君主”，也比“無君”的局面可能付出的代價要小。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長必有短，有利必有弊。用西方的話，上帝是最公平的，他不會故意優待任何人，也不會故意刻薄任何人。像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少有的大國，管理上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大有大的難處，必然要付出成本、代價的。要而言之，大約有以下幾條：

　　第一條，政府，特別是皇帝，注意力的重心始終放在政治上，實際是權力的分配和防止權力失衡上，以政治斗爭為中心，而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小平的這一條是對中國歷史的重大突破，非常之偉大。

　　第二條，財政費用巨大，負擔沉重。光軍隊的負擔就不得了。到明末，全國的財政收入全用在軍費上還有三成左右的缺口，不得不加稅加費。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開支，也是別的國家不可想象的。這些情況外國人不太了解。例如一位美國學者估算，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西歐從中國購買絲、棉、茶，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000—10000噸左右，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10000噸白銀就是中國的32000萬兩，以百年計，年平均流入中國為320萬兩白銀。這一數字初看驚人，因此這位美國學者推想，這么巨大的白銀貨幣涌入，一定刺激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擴張，所以當時的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比任何國家都強大。他不知道，這點白銀對中國政府真還不算什么。明朝僅北部軍事地帶各項費用支出總額每年就需要350萬—450萬兩；皇室消費及各項賞賜每年也不下220萬—250萬兩。我最近看到明朝最后一任財政部部長給皇帝的報告，那時全國各項財政的總收入是2100余萬兩白銀，收支相抵，赤字還有537萬兩之多。那時，江南松江、蘇州、常州三府是全國賦稅最重的地區。我算過，三府占全國面積約千分之三，耕地約占百分之三不到，財政負擔卻是全國的百分之二十四。

　　所以，第三條，就是毛澤東當年說的，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都能發揮得好，始終是我們這個大國的大難題。到明清，東南地區要求維護地方權益的呼聲比過去高了，歷任江南巡撫在奏折中也叫苦，實際只是遇到災荒才得以減免，其他都只能遵旨行事。

　　第四條，地方上豪富發展不起來，特別是工商階層。這方面的情形很復雜，到明清，國家財政收入中工商的比例明顯提高，還有官商勾結、官僚刻剝的問題，更有皇帝因臨時重大需要無規則地隨時征收（加稅或捐助）的問題，等等。

　　三、發展與不發展：對明清經濟史的再認識

　　近兩三年，有兩本美國學者關于中國歷史的書，翻譯過來后，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一本是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本是彭慕蘭的《大分流》。他們認為，世界史學一直被一種叫作“歐洲中心主義”的理論占據著。我也認為，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是從歐洲歷史的歸納中抽象出來的。在這種抽象的過程中，歐洲歷史的因果關系變成了一切國家都必須這樣而不那樣發展的普遍公式。這種多少有點霸權主義色彩的理論，致命的弱點便是舍棄了歷史的多樣性和多元發展的復雜性。現在回過頭來考察中國歷史，有許多就是跟那些教條不符合的。

　　例如，我每次讀司馬遷的《貨殖列傳》，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精神震撼。戰國至秦漢間活躍的長途貿易、私人鹽鐵工業的雇傭規模、金融貨幣借貸的早慧，都是我們用東方“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的概念無法容納的。更令人驚異的是，像范蠡、白圭這樣的富商，他們通過貿易操作，針對市場價格的季節波動和地區差價，頓悟出的貿易規則簡直可以看作對市場價值規律的最早發現。白圭的貿易經驗是：“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在糧食豐收的時候，用絲漆去換糧食；到出蠶繭的地方收購繭子，給他們糧食，再加工成生絲賣出。他根據中國氣候變化的規律，能推算哪年豐、哪年歉，然后比別人領先一步決定收購或拋售糧食。他說，我做貿易，就像姜太公用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如果智慧不懂得隨機應變，勇氣做不到當斷必斷，胸懷達不到該取即取、該放即放，做不到面對任何誘惑意志都不動搖，想跟我學做生意，沒門。

　　近二十年來的閱讀，使我多有感觸，歷史上許多實例無一不在說明，亞當·斯密說的“利益最大化”傾向，馬克斯·韋伯說的“經濟人”理性，在中國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對經濟的認識，諸如“人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攘攘，皆為利往”“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特別是認為人追求物質利益是任何大道理都不能改變的，最好的辦法是因勢利導，其次是教育、規范和管理，最差的就是與民爭利。假若隱去其名，用新式“話語”修飾得更難讀些，簡直完全可以冒充某某“新自由主義”經濟觀！由此可知，就對市場需求的感受、對價格波動的認識、對贏利的機智追求而言，歐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獨占“花魁”，古代中國人的智慧一點也不落后（明清的商人書籍可以繼續證明這一點）。

　　假若“反歐洲中心主義”變成了否定中西歷史比較的必要，就是矯枉過正。中西比較是必要的，而且不僅僅是經濟的比較，還必須進行整體歷史環境，特別是制度環境的比較。以誰為“中心”這話本來就不妥，但相對的強弱優劣，在歷史上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是隨時而變。我對《大分流》不滿意的地方，也在這里。

　　明清江南確實在那個時代可算是經濟發達的，什么原因？假若說微觀經濟往往仰賴于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新開發而“豁然開朗”，那么宏觀經濟則更多地要靠空間流轉擴展寬度和深度而“海闊天空”。因此，我對《大分流》用“大空間觀”解開西歐突破之謎，禁不住擊節叫好——即便歐洲向現代轉變的條件“萬事俱備”，沒有“進軍美洲”開拓新的資源和產品市場（還有金銀貨幣），猶如缺了東風，演不成“火燒赤壁”，也就不可能產生由西歐領頭經濟“全球化”的精彩?？伞洞蠓至鳌凡欢茫髑褰辖洕莫毺匕l展，原因正與此類似，結果卻大不一樣。

　　17—18世紀江南經濟優勢區位的取得，靠的是絲、棉及其紡織制品向外部空間的擴展，也就是說，城鄉兼業的家庭手工業經濟模式，在市場上贏得了發展的先機，搶占了當時國內誰也無法與之相敵的內外市場最大的份額。當然，這種優勢的獲得需要許多其他條件的配合，但假若缺乏了市場空間這一關鍵要素，只是就地產銷，江南先進的經濟地位根本就無從談起。

　　江南的絲、棉產品，有兩個大市場圈。一個是全國性的市場圈，主要的消費對象有兩類大戶，一是全國各地的官僚、地主、豪富乃至邊遠地區少數族的酋長、頭領的私人性家庭或家族消費，一是政府訂購、采購用以行政、軍事、賞賜、朝貢的“財政性”集團消費。另一個就是海外市場圈。我還是相信，在“海通”之前的17—18世紀，前者的消費總額要大得多，后者受到極大的限制；其中政府財政性的集團消費和變形而來的官僚消費比例不容低估。評估國內市場的經濟效果，必須看到一種歐洲史學家很難理解的特殊性，即“江南重賦—政府、官僚高財政費用—巨額的集團消費、官僚消費—江南棉絲收益—江南重賦”這樣一種特殊的產品貨幣間的循環回流，加上吏治的法外勒索，決定了江南小農家庭和工商業者投資能力的增長非常有限，生產者人均收入絕沒有《大分流》估計得那么高。這往往就是外國學者看不懂的地方。

　　再說，17—18世紀西歐市場對中國江南絲、棉產品不是需求正旺、依賴甚大嗎？那時的中國政府何以不能直接掌握海外貿易的主動權，搶得經濟發展的先機？假手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乃至亞洲（菲律賓、日本）中間商，不說是“為別人燒香開廟會”，至少從利潤收益最大化原則來考量，是非常不合算的。為什么中國政府不像英國那樣，鼓勵并支持船隊直接經營至西歐的海外貿易，掌握主動權，然后從巨額出超中賺取更多的“白銀資本”，以謀跳躍式發展呢？沿海走私商（海盜）的活躍說明民間并不缺乏經濟的沖動。無論是從造船水平，還是從遠洋航海的種種技術要求來看，當時中國都居先進地位，恐怕也是不會有多大的異議。近幾年有關誰首先發現新大陸，國內外都有鄭和先到達美洲的“新聞”，沸沸揚揚，證據真假莫辨。但也可以追問：即便我們在國內也發現了明代遠洋航海地圖，其上載有美洲的地名；即便是鄭和，或者不是鄭和，而是中國的走私海船率先到達了美洲，有人住了下來，對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會產生像英國那樣的影響嗎？因此我們不能不繼續拷問：這樣的“偶然”為什么中國沒有抓??？為什么那時的中國非得在世界貿易中扮演被動、陪襯的角色呢？我認為，其中大有緣故，需要問責于當時中國的制度，而這些恰恰被《大分流》明顯忽略了。

　　因此，我們回到長達五百多年明清中國經濟敘事的角度做全面的考察，可以有足夠的史料證明：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從來不缺乏經濟理性的考量，也沒有停止過它自身的上升運動，所謂“長期停滯”是一種成見；但這種經濟發展在制度方面受到的制約也是明顯的，因此雖不斷有發展，但發展有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