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地球村”時代，翻譯是一個比較光鮮的職業，尤其是技術含量最高的同聲傳譯，一天收入上萬元，誰家孩子有本事吃這碗飯，父母一定覺得臉上有光。不過，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廣州城，如果有哪個出身書香世家的孩子對外國文化感興趣，想去干翻譯，一定會招來父母的一頓痛扁：“不好好讀書，去干這個與奶酪匠一樣低微的行當，真想把家里的臉丟光？”

　　工作不易地位低 古代翻譯不好干

　　宋代年間，朝廷非常看重外貿收入，還出臺了不少“招商引資”的政策，像廣州、泉州這樣的外貿大港，關稅收入還是地方官升遷的重要因素。當時廣州的外商聚集區——蕃坊之繁榮，更成為古代外貿史上的佳話。以我們現在的觀念，廣州外商云集，還有很多外國使團從廣州登岸，跋山涉水前往開封或臨安朝貢，朝廷又看重“招商引資”，翻譯這個行當為啥這么讓人看不起呢？

　　那時的外貿再發達，“士農工商”的等級次序可是誰也改不了的，商人已是四民之末，外商又是“化外人”，主要為外商服務的翻譯，社會評價能高到哪兒去？據史料記載，在京城禮賓院（宋代專為接待各國使節設立的機構）服務的譯員，活干起來很不容易（那時掌握外語不像現在這么方便），但很難撈到一官半職，而逢年過節，接受朝廷賞賜的時候，不過與奶酪匠同列，換言之，就是一群身份低微的匠人。服務朝廷的翻譯尚且如此，被廣州市舶司聘用以及在民間“混江湖”的翻譯，其地位之低，就更不用說了。在那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哪個書香門第會容得下自己的孩子去干匠人的行當呢？

　　外語老師不好找 翻譯主要靠自學

　　雖說在那個“士農工商”等級分明的年代，翻譯的社會地位很低，但由于經常與外商甚至外國使節打交道，時有突然發達的機會。據史料記載，當年有個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貧困，到廟里打雜謀生，偏偏時來運轉，遇見了一個通曉“南蕃諸國”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將自己通曉的外語漸漸傳授于他。后來王元懋逮了個機會隨船出海，來到占城國（位于今越南南部）。當時占城古國正急著跟大宋朝廷“攀親戚”，以獲得保護，通曉兩國語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國王的座上賓，充任翻譯之職，后來又娶了公主，一窮二白的年輕人變身“駙馬爺”，這樣的故事真夠勵志。

　　像王元懋那樣靠外語技能改變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見。據不少歷史學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廣府地區已有很多有膽識的商人走出國門，到東南亞諸多古國“闖世界”去了。他們腦子好使，在國外待久了，逐漸熟悉當地語言，就可以憑借“雙語”優勢，充當貿易中介，甚至為向朝廷進貢的使團做做翻譯，地位比在國內高很多。

　　不過，當時活躍在廣府以及東南亞民間的翻譯，多數都是“自學成才”。沒辦法，老師不好找，像王元懋這樣在廟里碰到好老師，那是難得的運氣，一般人就只能靠跟外商打打交道，日積月累，掌握外語技能了。北宋散文家王禹偁曾寫下了這么一個趣聞（載于《王黃州小畜集》），說當年坊間有一個很有名的民間商務翻譯，碰到有人向他求教，他就講大道理，說“翻譯有大譯小譯之分，大者如孔孟之道，可以譯人心，小譯就只能像他那樣，譯譯外語，沒啥大出息，有志者應該學大譯，不要學小譯”，然后就把人打發走了。這話聽上去十分漂亮，以我的粗淺之見，不想把看家本事傳授給別人，才是其真實目的。

　　為防譯員使陰招 地方官自學外語

　　廣州是外貿大港，市舶司雇有專業譯員，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雜處的扶胥港還有不少民間翻譯。這些翻譯不可能個個正派，欺負外商語言不通，虛報價格，買賣雙方兩頭吃的劣跡并不少見。一旦外商之間出現訴訟，地方官不得不依賴翻譯提供的證詞斷案，翻譯甚至接受利害關系人的請托，提供偽證，為此，。《宋刑統》還有懲罰翻譯偽證行為的特別條款，可見當年的翻譯界確實有點亂。

　　宋代學者陳郁所著的《藏一話腴》一書記載了一個案例，廣府有兩個外商因債務糾紛鬧上公堂，翻譯收了欠債人的好處，膽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說，聽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債務糾紛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氣久旱，愿自焚獻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難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狀的外商推出去燒了，以完其心愿。陳郁感嘆說：“生死之機，發于譯者之口。”

　　這樣的事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但在一千多年前，士大夫學外語，做低微匠人做的事，簡直是“自甘墮落”。據史料記載，北宋名臣余靖出使契丹時，在詩句里夾了幾句契丹詞匯，大汗十分高興。按說，余靖這么做，本來是好事，結果回朝后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大失朝廷體面，余靖因此被貶到地方上當官去了。你說說，這叫什么事？

　　不過，愿意啃硬骨頭的官員也還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諲在廣州任職期間，就曾自學外語，以便公正斷案。他命人找來朝廷培養皇家翻譯使用的蕃書《千文》以及其他幾種外語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發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書寫，外商因糾紛鬧上公堂，翻譯一看判官老爺懂外語，不敢再隨便糊弄，諸外商歡欣鼓舞，向子諲“清明之聲，播于海外”。

　　不過，像向子諲這樣放下身段，為斷案苦學外語的士大夫并不多見。據史料記載，當時還有一些地方官，雖然自己沒有學外語，但清正廉明，對譯者的證詞往往一再核查，絕不輕信。這樣的做法也使無良翻譯收斂不少。但細看史料，我們就得承認，將翻譯視為低微工匠、讀書人以學外語為恥的觀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這不得不讓人在欽佩這些“不走尋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時，難免又發出遺憾的嘆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