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之地從古至今，記載于史書的五次大移民，極大的影響著這塊位于西南邊陲的土地。今天的重慶土著們實際上早經過了數次大換血，和遙遠的巴人祖先隔斷了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不管是關中移民“實萬家”、江淮大亂衣冠南渡還是“江西填湖廣”之后“湖廣填四川”，以及八年陪都政府西遷，來自各地于此落地生根的人們帶來了千萬種不同的傳統習俗與生活方式，經過了巴山渝水的洗禮，悄然改變了曾經的模樣。

　　我們在今天巴渝大地上看到的城市、鄉村的建筑中，不乏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秦隴文化特色的抬梁式建筑，也看得到魏晉南北朝以來，經入巴蜀的撩人們傳入的干欄式建筑，當然更少不了元明清以后南方移民帶來的穿逗式民居。現今散布在川東嶺谷之間的中國建筑巴渝碉樓，經歷明清之后造型變得更加復雜多樣，移民換血帶來的影響蔚為深遠。

　　巴渝地區多為山地，本地民宅依山而建，布局靈活，沒有中軸線限制，也沒有院落的概念，和講究中正的中原文化差異很大，而碉樓的出現卻非常強調其在民居中的附屬地位，帶著北方文化的明顯烙印，清末民初之后大量修建的碉樓中又清晰可見來自閩粵贛地區的傳統和西洋風味的格調。

　　巴渝碉樓產生源自遠古時代的戰爭需要，而秦漢時期納入中原政權管轄之后，更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秦代開始就在使用多層建筑“角樓”、“望樓”，位置一般設在城墻轉角部位，其功能與平面布局、空間處理、外觀造型都與今日的碉樓類似。秦滅巴蜀后，張儀將其引入巴蜀，在城墻上“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以射蘭”。兩漢時期的牧馬山東漢漢磚畫像中，大型庭院圖里可見觀樓成為住宅設施的一部分，位置考究的立于一側，對后世碉樓安置位置做了典型示范。

　　明清以來的碉樓遺址和文字記載就更加豐富，清初吳燾《蜀游日記》載川內“多碉樓圍以雉堞，皆避亂者所居”，川內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碉樓，并且從軍事防守逐漸轉為民居使用已經成為山居標配。四川筑碉之風在清代后期大盛，匪患猖獗和白蓮教起義使得官府大力支持是主要原因。

　　清嘉慶到同治、光緒年間，政府都在設立鄉兵、舉辦團練，“修建土堡，互為策應”，同時將沿海土堡防賊之法推廣到內陸諸省，更鼓勵“自衛身家，籍可保全地方，以輔官兵……選公正紳士，實力興辦，務使觀不掣肘，民悉同心，城市鄉村，聲勢聯絡。”不斷受到土匪流寇滋擾的四川從官府到百姓更加借修筑碉堡加強防守。

　　清末民初時期，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社會更加動蕩，筑碉已經不限于官方和地主，只要稍具財力的民眾都紛紛加強防御，以期保衛自家人身和財產安全，碉樓進一步從官方和地主富戶的軍事防御建筑成為巴渝民間住宅的常見形式。

　　隨著巴渝碉樓與民居建筑融合，碉樓在外形上也完全吸納了巴渝民宅簡單清逸的特征，減退了中原軍事建筑塢堡、望樓的雄渾，也大大弱化了客家土樓追求的齊聚共屯的氣勢，更多的體現出普通民居的家常趣味，其內部構造近似客家土樓布局，但建筑形態明顯偏小，充分適應川內“父子異居，自昔即然”、“子大娶婦，別欄而居”的民俗，滿足“異居”背景下的小家庭住宅使用需求，涪陵大順鄉明家瞿九疇宅、武隆劉漢農碉樓等大型碉樓等都是保存完好的精品。

　　巴渝民居建筑受傳統思想的限制和束縛較少，不拘法式，在適應復雜地形地貌，靈活多變而又用料精省，民居外觀以“青瓦出檐長，穿斗白粉墻，懸崖伸吊腳，外挑跑馬廊”為特色，碉樓雖為民居的附屬部分，但已經發展到和民居形成統一協調的風格，常見的構造是以青石為基，夯土為墻，素瓦出檐，占據的位置也時常多變，不拘一格的同民宅聯系，但作為一個單獨的軍事防御體，碉樓又在空間和結構上保持者與住宅的獨立，靈巧生動的風格在中國四大碉樓中別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