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的圣地應該是地處黃河中游的陜西到河南一線，這里先說陜西。為什么稱它為考古學的圣地，我們還是從考古學的實踐說起。

　　在世界文明多樣性觀察和研究的視野中，作為人類六大原生文明之一的古中國文明的考古無疑占有突出的地位，她是世界上連續發展的東方文明，對東亞、東南亞、中亞等地的文明發展也起過重要作用，而這一文明的中心有3000年左右的時間都是位于陜西到河南地塊內，夏、商、西周、東周、秦、西漢、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北宋等十多個重要王朝的首都均在這一區域中展開，保存下的物質性文明證據難以估量，沒有這一區域的考古，要說清楚中華文明的早、中期歷史與文化的若干細節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一區域考古學的世界性意義，在未來的全球化時代里會越來越會得到人們的發掘和發現。

　　就陜西而言，它的考古學圣地的地位異常凸出，首先是它對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文明考古的意義。陜西傳說是中華民族先祖黃帝和炎帝的誕生地，傳說固然不可盡信，但許多傳說的背后包含著若干真實的影子，值得考古學家去思考。

　　在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探索中，位居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或“仰韶時代”無疑是一大關鍵期。盡管中國早期國家文明可能誕生于中華大地上的多個區域，但黃河中游地區無疑是中心地塊之一，就陜西而言，從前仰韶文化時期的白家文化（約8000年-7000年）到仰韶文化的初期、早期、中期、晚期（約7000年—5000年），3000年間一脈相承。

　　據鞏啟明先生研究，大約在仰韶文化早期，半坡類型和史家類型的分布即以渭河、涇河下游為中心，西達甘肅天水一線，東至豫中，南到漢水上游，北抵河套地區；而到了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類型的中心東移陜、晉、豫黃河金三角地區，其文化影響區則西到甘青、南至長江、東達山東，北及長城一線，早期“中國”的空間雛形已經顯現，正如鞏先生所言“廟底溝類型的彩陶圖案——弧線、圓點、三角、花瓣紋飾像一面旗幟飄揚在整個中國中部的廣大地區，為后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考古發掘的屬于仰韶文化的關桃園、魚化寨、半坡、姜寨、楊官寨、米家崖等系列遺址，完整體現了國家文明誕生前聚落形態、農業和手工業形態、住宅及宮殿形態、社會復雜化和文明要素逐漸誕生的演化進程。

　　當然，如果讓我們去推論，在白家文化之前，陜西境內發現的宜川龍王辿遺址，時代為2.8—2.3萬年前，這里出土的具有典型的中國華北細石器工業傳統的細石器和局部磨光的鏟形器等，是探討舊石器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過渡的重要資料；時代更早的洛南盆地孟洼遺址發現的8—9萬年前的石器工業組合存在流行于非洲和歐亞大陸西部的阿舍利石器工業，這不僅表明早在舊石器中晚期東亞與歐洲、非洲間早已存在著文化交流，也許還會為古人類學家所提出的中國現代人起源“連續進化附帶雜交說”提供文化實物上的證據。

　　如果再向前追溯，陜西境內還發現了藍田公王嶺遺址132.7萬年前的石器，115萬年前的“藍田人”化石，漢中盆地梁山—龍崗寺遺址120萬年前到7.8萬年間的一系列文化遺存。有趣的是，傳說中華民族先祖“華胥氏”就在藍田一帶，而華胥氏的子女伏羲、女媧“造人”的神話傳說也發源于這一地區。

　　陜西是我國國家文明最早誕生的區域之一。近年來發掘的石峁石城遺址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有外城、內城、宮城三重結構，城垣高峻，布局復雜，還出現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甕城及具有禮制意義的禮玉、壁畫、陶瓦等以及銅器冶煉遺存，其年代距今4300—3700年間，使用年限達600年左右，這樣一座體量巨大而文化內涵超群的城址，應該視為中國初期國家都城遺存，它與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等共同代表著中國最早的國家文明形態。

　　其次，陜西在考古學上地位最為重要的體現在西周、秦、西漢、隋、唐等都城、帝王陵、手工業、宗教及相關遺存的發掘和研究方面。令人驚嘆的是，中國作為統一國家，元代之前幾乎所有的大統一任務的完成和體制的建立都是在今天陜西的首府西安完成的。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統一是西周，當時實行的是分權式“封邦建國”制，其分封的“列國”幾乎一直影響到今天中國的區域文化格局甚至省區。

　　“封建制”是建立在“禮制”“德政”“和合”“親緣”等理念基礎之上的大國統一模式，“禮儀之邦”成為西周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實際上這也是后來儒家文化的立論依據。

　　西周開啟的“封建”統一制度名義上延續了800多年，春秋戰國時期進入“禮崩樂壞”、列國紛爭、戰爭連綿的時代，最后還是在西安，由秦始皇第二次統一中國，其統一模式是皇帝專政的中央集權制及郡縣制，該制度一直保持到清代。郡、縣架構的地方行政制度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還波及到東亞其他國家。西漢不僅構建了強大的統一國家，而且使漢人、漢族、漢語、漢字成為統一國家的核心力量和文化符號。隋代于此結束了東漢以后近400年的政治動蕩和國家分裂，第三次統一中國，又以“科舉制”和“南北大運河”等作為國家政治、文化及經濟統一的重大舉措；至于唐代，更是把統一中國的事業推到歷史的新高度，而且隋唐文化播及東亞乃至中亞一帶，成為世界文明中的一座高峰。

　　這些統一國家的都城文化體系都保存在陜西的土地上，西周都城周原遺址、豐鎬遺址，秦咸陽都城遺址、秦始皇陵以及秦統一中國前的雍城、櫟陽等都城遺址，西漢長安城和西漢帝陵，隋大興城及唐代長安城遺址、隋唐帝陵等一系列考古發現以及出土的數以萬計的各類文物每每轟動中外，就是因為它們的意義不僅僅是陜西的，而是中國的，甚至是世界的。

　　陜西還是聯通歐亞的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雖然說在漢武帝之前歐亞之間早已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但人們還是要把“張騫通西域”視為絲綢之路的“鑿空之舉”，如今，張騫的墓地還在陜西，開啟絲路歷史的決策地以及由此延展出的大量歷史故事、人物和事件及其遺存都還保存于古長安的內外地下和漫長的“線路遺產”體系之中，近年來的相關考古發現不斷給人們帶來驚奇。

　　總之，陜西是世界級的考古圣地，考古學家們在這里用一次次驚人的發現展現了她的非凡地位；從舊石器早期到晚期；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轉型；從聚落初起到城市出現；從文明化育到古國誕生；從王國崛起到統一帝都；從“禮制”中國到“法制”中國；從西周封建制和分權統一制到大秦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從漢族為主的西漢“中國”到多民族統一的唐代“中國”；從中國本土到開辟絲路聯通歐亞列國……千、萬年來，先人在這里創造了太多的歷史奇跡，今天，在考古學家的手下，他們又重見天日，成為向世界開放的文化遺產，成為連接歷史和未來的重要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