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文物合理利用是我國文物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合理利用”作為文物工作的基本方針早在2002年就寫入了《文物保護法》，但由于法律規定得過于原則，社會各界對什么是文物的合理利用有很大分歧和爭議。加之我國文物工作是在歷史欠賬較多、基礎工作薄弱的情況下進行的，文物管理者對何謂文物合理利用也缺乏統一、明確的認識。實踐中普遍存在文物利用“不夠”和“不當”的問題。此次《文物保護法》修改，如何規范文物合理利用，合理適度發揮文物作用，自然成了重點問題。
《文物保護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以下簡稱《草案》)針對文物利用設立了“合理利用”專章，共計9個條款。結合專家意見，筆者認為《草案》存在原則性過強的問題。以《草案》第七十一條為例，盡管規定了文物利用的底線是確保文物安全，要防止不當利用和過度開發。但確保文物安全，從操作層面來說，是難以量化的，不當利用與過度開發這兩個表述也過于原則和抽象，僅憑這兩個標準，在實踐中很難起到約束作用，反而會給不規范利用文物留下解釋與運作的空間。
《草案》第七十五條下放了文物經營權，卻缺乏有效約束機制。資本具有逐利的天性，在原則性約束與大尺度下放經營權的雙重作用下，很容易為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開了不當利用甚至破壞文物的口子。
《草案》第七十六條規定的國有可移動文物共享機制，未能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調撥、借用、交換這三種形式，現行法都有所規定，《草案》未能細化、解決利用中存在的借展、保險等實際問題，而是從放松審批、推動利用的角度著手設計。這種設計思路只考慮了利用，對保護有所忽略。
筆者認為，解決文物利用中的現存問題、規范文物利用的關鍵，是明確合理利用的內涵和邊界。結合草案的不足和文物利用的本質屬性，文物合理利用的內涵應包括以下四點：
第一，文物利用必須以保護為前提。保護是文物工作的第一要旨，利用必須要以保護為前提。不以保護為前提的利用，無異于涸澤而漁、殺雞取卵。只有以保護為前提的利用，才能實現文物工作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才能讓文物及其價值世代相傳。
第二，國有文物利用必須以公共利益為主導。文物屬于公共文化資源，在利用上應做到面向社會、服務公眾。國有文物集中體現著全體國民的文化利益，更應體現公共服務的基本要求，不能僅為小部分人服務。國有文物的利用必須以公共利益為主導，以滿足全體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為基本出發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應當盡可能向公眾開放，國有可移動文物應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共享機制。
第三，文物利用須以正確詮釋為前提。詮釋對文物利用有著重要的影響。大多數人獲取有關文物的信息，是借助詮釋。如果詮釋本身出現錯誤，也將直接誤導人們對文物的認識。因此，利用過程中必須正確詮釋文物。一切利用都應以對文物的深入研究為前提，準確、全面詮釋文物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有利于增進人們對文物的正確認識和深入理解，不能任意歪曲、丑化、庸俗化文物內涵。
第四，文物利用須平衡資本與文化之間關系。全面發揮文物價值僅憑借國家之力難以做到，社會力量在豐富文物利用形式上有著無限的潛力。社會力量愿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多數情況下是希望從中獲得一定利益。利用過程中資本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需要得到有效平衡。如國有文物的利用，必須以公共利益為主導，制度設計上需要為公益和資本作出合理的安排，私有文物在引入外部資本時，也需考慮如何保障所有權人的文化訴求。
文物合理利用的邊界應當借助具體化的操作標準予以明確。應當承認，文物合理利用是一項對專業性有所要求的工作。為將文物利用限定在合理的程度和范圍內，必然要通過一系列專業標準對利用活動進行界定和約束。只有利用過程中涉及到的操作遵循了文物保護的要求，才能切實做到保護與利用的平衡，以及利用不得破壞文物的底線。為了防止對原則的不當解讀，把握造成文物受損的后果，有必要細化文物合理利用的具體要求，列明利用過程中需滿足的保護標準。為保證文物利用的公共利益主導，需對公共利益、文化與資本的運作做出一定解釋。也就是劃定文物合理利用的邊界，必須借助具體化的操作標準。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