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傳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要學派。儒家所傳承的以《五經》或者《六經》為核心的經典體系，不是一家一派的、或某一個宗教的經典，而是一個文明的經典，即中華文明的經典。自漢代以來，儒家在治國理政、追求長治久安方面的基本觀念被中國的歷史所選擇，受到普遍認同，絕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國歷史經驗的總結為基礎的，也顯示出儒家的基本觀念符合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兩千多年來發展的需要。

　　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這套核心價值觀是跟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國人生存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生產方式、交往方式是彌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是一個農業社會，而且是一個鄉村宗法共同體的社會，是以家族為主要形式的生活共同體;中國又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重視統一、秩序、凝聚和團結。儒家關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適合于這些社會文化的需要。

　　儒家文化自古以來重視人的德性品格，重視德性的培養和人格的提升，歷來高度推崇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士，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把對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更重要;孔子又說“殺身以成仁”，孟子說“舍生而取義”，都是認為道德信念的信守和道德理想的堅持不受物質條件所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比生命還重要。儒家的這種思想在社會上造成了崇德尚義的氣氛。在這種精神追求下，通過古代的精神文明規范體系“禮”，而形成了中華“禮義之邦”的社會面貌。

　　儒家適合中國社會的需求因而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從先秦兩漢開始儒學就不斷地傳承中華文明的經典，一直到十九世紀后期，所以，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我們從民族精神的角度來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說是由不同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共同構建的，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精神的主導方面看，我們不能不說儒家的文化和價值在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華民族的數千年歷史發展，必然有一偉大的力量寓于其中。這個力量是什么?就是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民族精神，它是給了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內在的東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中華文化中的一套價值觀和民族精神。應當說，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

　　儒學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與道德規范。儒學在歷史上對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發揮了主要的積極作用。儒學在形成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儒學在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基本共識。

　　儒家創始人孔子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志。這是孔子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自然地獲得了這樣的地位。所以如何對待孔子，是一個涉及到民族文化的具有根本性的問題。習總書記的曲阜講話高瞻遠矚、立場鮮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應當肯定，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主題是現代化，單靠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完成這一現代化的任務，單靠中國傳統文化也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但這絕不等于說只有打倒中國傳統文化才能現代化，才能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沒有自發地引導中國走入近代化社會，但中國文化的傳統不必然與模擬、學習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相沖突，東亞各國在學習現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證明。

　　如果從科學與民主來看，孔子本來非常重視好學博學，宋代以來的儒學特別強調格物致知，這些都為近代中國接引西方科學的輸入奠定了基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雖然并未歷史地發展為民主政治的設計，但在價值觀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儒家思想與科學、民主沒有沖突，是可以融合的。

　　尤其是，戰后東亞儒學文化圈內各國的經濟起飛和中國經濟90年代以后的高速發展，證明了后發現代化國家并不需要先經過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實現現代化，受儒家文化滋養的社會完全有能力在開放的空間實現現代化。

　　當然，儒學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識形態，儒學也不是啟動改革的精神動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近代以來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則徐、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康有為、譚嗣同等都是主張開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來追求救國救民、追求民族復興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踐行了儒家倡導的精神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在“心靈的滋養、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為當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中國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資源，在引導心靈穩定、精神向上、行為向善、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文化有其自己的價值領域，那種把文化問題總是聯結到現代化、全球化的單一思維應當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