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石雕之鄉曲陽，盛產優質的大理石材，石雕藝術源遠流長，歷代皆有佳作。1995年，西燕川村附近發現五代時期大墓，出土兩件精美的漢白玉彩繪浮雕作品，內容分別為散樂與奉侍，雕刻技法精湛，人物形象生動，頗具大唐傳統風韻，被考古學和美術學界公認為古代雕刻藝術的優秀之作。

　　山腰間的五彩洞室

　　西燕川村位于曲陽縣城西北30公里處，屬于低山丘陵地帶，村西有一座海拔600余米小山，當地傳說山上有古墳墓，因此被稱作墳山。

　　1994年夏天，墳山山腰間突現盜掘深洞，后經查實是一座古代大墓被盜挖，當地文物部門隨即對古墓進行現場保護。1995年，考古人員對這座大墓進行了正式清理，墓內隨葬文物因盜掘已幾近一空，但墓壁存留了精美的壁畫和石雕藝術作品，因而在古代美術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古墓位于墳山南坡中腰，坐北向南，北依山峰，南望山谷。現存地面已無墓丘痕跡，只見山石裸露，雜草叢生。但據調查，古墓之上的地表原本建有封土丘，后來遭人為破壞夷平。古墓的地下結構非常堅固，屬于大型方形石室墓。墓室空間巨大，通長12余米，寬近5米，高4米左右，分前、后雙室，兩側并附帶小耳室，墓壁及券頂均用長方形或方形石塊壘砌，表面用白石灰抹平。

　　根據墓內出土的墓志銘，墓主名王處直，生前跨晚唐與五代后梁兩個朝代。唐時任易、定、祁等州節度使，后梁時又加封北平王，駐守今易縣到定州一帶，實質上屬于割據一地的地方軍閥。王處直死于923年，次年葬于曲陽仰盤山（即今墳山）。因此，西燕川大墓的年代非常明確，屬于五代后唐初年，考古學者名之為“五代王處直墓”。

　　王處直墓的最大特色是壁畫與石雕藝術。墓室四壁及頂部繪滿彩色壁畫，頂部的內容為天象與星辰，四壁則為侍者、山水、花卉、花鳥、云鶴等。引人矚目的是在甬道兩側、前室四壁及后室側壁，原本鑲嵌有18塊漢白玉石雕，其中盜墓者盜走10件（追回2件），考古發掘時存留8件。這些石雕作品包括甬道的武士、前室的十二時辰、后室的奉侍和散樂等，均為著色彩繪的浮雕。前室四壁所嵌入的十二時辰浮雕，與頂部的天象圖緊密毗連，構成一幅天象與時辰渾然相合的天文圖。這種設計雖源于唐代墓葬傳統，但將石雕像嵌入墓室與壁畫相結合的方法，應是五代時期本地域墓室藝術的創新。

　　該墓的壁畫內容與石雕形象相互配合，平面圖像與立體浮雕融為一體，構成一個完整奇特的造型藝術形式。由王處直墓墓門進入墓室，但見四壁繪畫斑斕華麗，其間嵌入的浮雕栩栩如生，兩者交相輝映，恰如一間五彩洞室，更似一條絢爛的畫廊。

　　彩繪散樂浮雕

　　王處直墓分前、后兩室，后室主要放置墓主棺槨。后室的四壁繪有壁畫，其中東、西兩壁的前段下部，各鑲嵌一塊漢白玉彩繪人物群像浮雕，東壁浮雕的內容為奉侍，西壁浮雕的內容為散樂。兩塊浮雕均呈長方形，規格亦相同，長136厘米、高82厘米、厚17-23厘米。奉侍人物浮雕主要反映日常侍奉之場景，侍女們或持瓶托盤，或捧盒執扇，發型多姿，衣著飄逸，儀態溫淑嫻雅。散樂人物浮雕則突出表現伎樂場面，樂女們吹奏彈撥，節奏韻律猶聞其聲，生動再現了古代音樂藝術之實況。因此彩繪散樂浮雕不僅成為王處直墓的標志性文物，同時也是中國古代藝術的經典之作。

　　彩繪散樂浮雕群像，共計15個人物，其中樂女13人，分列為前后兩排。前排5人，由右至左依次所演奏的樂器為：箜篌、箏、琵琶、拍板、大鼓等。后排7人，其中右端第一人似為指揮，其次由右至左依次所演奏的樂器為：笙、方響、答臘鼓、篳篥、橫笛等。樂女群像均作立姿，頭飾高髻簪花，面部豐腴圓潤，身著披帛長裙，儀態飄逸優雅，演技嫻熟端莊。整體群像宛若一幅伎樂現場的影像截圖，眾樂女樂感韻律一致，神態沉靜專注，悠揚樂聲猶在耳旁。

　　彩繪散樂浮雕的整體設計精巧，群像構圖疏密得當、錯落有致。樂女造型既注重演奏姿態與樂器配合的伎樂之容，又生動描繪勾勒出樂女們的雍容華貴之貌。樂女群像不僅是盛唐以來音樂藝術的真實寫照，也是權貴豪門奢侈生活場景的一個側影。

　　在雕刻技法方面，彩繪散樂浮雕有不少創新之處。在構圖設計上，將樂女形象作寫實描繪，又把群像作整體浮雕，猶如一幅完整的寫實繪畫。在雕刻技法方面，采用多層次的高浮雕，立體感突出，線條與塊面結合巧妙，粗細疏密得當。人物面部精雕細琢并磨光，手肘姿態準確精細，而衣裙部分則疏放勾勒。浮雕雕刻完工后，根據不同部位再施以各色彩繪。雕刻線條塊面與五色彩繪相得益彰，樂女群像生動傳神，極具動感與情態。

　　王處直墓出土的彩繪散樂浮雕，無論是整體設計與表現內容，還是雕刻及裝飾技法，在唐代至五代的石雕藝術中均屬上乘經典之作。

　　王處直的清譽

　　墓志銘對王處直的生平作了簡要記載。王氏家世顯赫，唐朝末年，王處直兄長王處存擔任義武軍節度使，駐守易、定等州。900年，王處直接替其兄職位，繼任義武軍節度使，成為河北地區很有實力的軍閥。907年，唐朝滅亡，后梁建立。王處直歸附后梁，繼續擔任義武軍節度使，并被加封北平王，易州、定州一帶成為王處直的割據地區，具有很強的獨立性。921年，王處直主動退位讓賢，將節度使之位傳于養子王都，自己則退隱養閑，吟詩賞景，寄情山林。923年，王處直去世，年六十一。墓志銘的文末對王處直評價說：“公素尚高潔……公之清譽，千古一賢矣！”

　　按照墓志銘的說法，王處直似乎性情高古，自愿讓位于王都。據此，再觀察王處直墓內的壁畫與浮雕內容：四壁的山水、樹石、云鶴、花鳥，室頂的日月星辰天象，后室的奉侍與散樂等享樂場面，很似王處直所希求的清雅退隱環境。但歷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嗎？

　　在《舊唐書》《舊五代史》等史籍中，關于王處直卻是另外一種記載。921年，王處直與長子王郁合謀抗敵事宜，并允諾將來傳位于王郁。王都得知此事后，憤而不平，將王處直囚禁，并捕殺其子孫及部下，繼而代王處直之職位。兩年后，王處直憂憤而死。因此，墓志銘所載，當存在多處隱諱之偽辭。究其原因，墓志銘的執筆者系王都的親信，當然要為尊親者諱恥。而且，王處直墓的建造，也應是在王都的主持下完成的。

　　王都自幼被王處直收養，頗受溺愛，成年后又被委以重任，位居節度副使。但終因爭權奪位，父子反目，王處直最終落得家破人亡。王都負責處置后事，為養父修建了豪華的墓室，并命人撰寫了歌功頌德的墓志銘。王都如此所做，難道是內懷愧疚、良心發現之舉？因無可靠確鑿的歷史記載，對于王都的真實動機，只能略作一些推論。比較合乎情理的可能性大致是：王都妥善處理王處直后事，完全是出于維護自己的地位和聲名之需。

　　王都的成長與權位完全來自于養父王處直的栽培，離開這一背景將如無本之木。即使在王處直已死、王都順利繼任節度使之后，仍舊需要王處直的背景和影響。因此，王都便將自己裝扮成王處直合法繼承人的形象，隆重為養父舉行葬禮，修建高規格墓地，以此掩人耳目、塞人口舌。墓志盛贊王處直的清譽，實質上就是彰顯王都的賢明。如此這般，不僅能博得孝道之嘉名，還可騙取輿論方面的擁護。此外，王都在心底很可能還存在另一個隱情：借高規格葬禮來安撫冤死的鬼魂，以化解對己身不利的影響。簡言之，就是將喪葬事宜世俗功利化，名為死者之榮，實為生者之利。這也是當時流行的社會心理和葬俗之制。

　　不管王都出于何種動機，一個客觀的結果是：王處直的墓室建造華麗，裝飾有精美的壁畫和石雕。王處直長眠在五彩斑斕的石室洞窟內，身旁兩側分別是彩繪奉侍和散樂浮雕，侍女們恭敬服侍，樂女們優雅取悅。王都的初衷或許是安撫養父不安的魂魄，讓他在另一個世界靜心享樂，但未料如此則將珍貴的壁畫與石雕藝術佳作傳之于今世。這一結果，應該算是王處直身后最大的聲譽，而非王都假意吹捧的所謂清譽。

　　大唐余音與大宋先聲

　　以彩繪散樂浮雕為代表的王處直墓壁畫與石雕，是五代時期繪畫和雕刻藝術的經典佳作。但如果從墓主生平經歷、墓葬形制及葬俗、壁畫內容及風格、石雕形象及技法等方面一一細究，王處直墓的壁畫與石雕藝術，具有濃厚的大唐風韻，應屬于晚唐藝術范疇的典范作品。

　　王處直原本晚唐重臣，大半生為唐皇室服務。王處直的養子王都，也是成長在晚唐時期，深受大唐文化熏染。王處直下葬時，唐朝滅亡已經十七年，當時正值后梁甫滅的后唐初年。但無論后梁還是后唐，其建立者均是晚唐舊臣，其所傳承的文化還是以大唐文化為主體。因此，王處直墓的建造時間雖在后梁與后唐之交，但無疑是在晚唐文化的環境里完成的。這一點在墓志銘里最為突出，志文不僅開篇即稱“大唐”，并繼續沿用唐昭宗的年號“天祐”。由此說明，王都遵守了王處直生前的意愿，仍將其定位于唐臣。

　　在主觀的思想意愿和客觀的文化環境相互影響下，王處直墓室的設計完全沿襲了晚唐的傳統風格。墓室形制為前后雙室并附帶耳室，四壁及頂部滿飾五彩壁畫，內容也是晚唐盛行的天象、云鶴、花卉、奉侍、伎樂等，尤其是侍女和樂女等人物的形象，既雍容華貴，又豐腴圓潤，當是典型的唐風遺韻，可稱得上是大唐余音綿長悠遠。

　　然而王處直墓室壁畫與石雕藝術的價值與意義，絕不僅僅限于傳承唐風遺韻，其最突出的亮點是創新，并因此開創下一個時代即宋代墓室藝術的先河。最大的創新之處就是將漢白玉浮雕像嵌入墓室四壁，并將其與壁畫內容毗連，壁畫之中含有雕刻，雕刻之側關聯繪畫，兩者互相襯托并融為一體，因此成為獨特的復合型造型藝術。墓室前室的十二時辰浮雕與天象圖相連，象征日月星辰與時光的流逝。后室的奉侍和散樂浮雕與花鳥樹石圖相襯，刻意表現奢華愜意的日常生活。而奉侍與散樂群像，由于浮雕藝術的自身特點，使得侍女與樂女的形象遠較壁畫更顯得立體感突出，栩栩如生恰似身臨其境。這種新穎的墓室藝術形式，顯然與曲陽一帶豐富的大理石資源和悠久的石雕藝術傳統相關，應是石雕之鄉的傳統藝術氛圍，醞釀滋生了將石雕與繪畫融合為一體的復合藝術新形式。

　　王處直墓的石雕具有兩個鮮明的藝術特色：即浮雕群像和著色彩繪。奉侍和散樂石雕均屬于高浮雕群像，其整體設計猶如一幅繪畫，需要總體構圖與層次配合，而將浮雕技法用于表現人物逼真形象并酷似于繪畫，確屬于一種精妙高超的藝術創造。在雕刻完工后，漢白玉浮雕又著色加飾了彩繪，使得雕像既完全類似繪畫，但又優于繪畫而具有凸顯的立體感。這種彩繪浮雕人像，正是宋代流行的彩繪磚雕人物的先聲。因此，以彩繪散樂浮雕為代表的五代王處直墓室藝術，既上承大唐遺韻，又下啟大宋先聲，當之無愧是古代繪畫與雕刻藝術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