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天府書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商丘古城南湖畔，書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積52畝，三面環水，一面緊鄰古城城郭，莊嚴巍峨，沉穩厚重。書院由五代后晉時的商丘人楊愨所創辦。

　　應天府書院又稱應天書院、睢陽書院、南京書院、南都書院、南京國子監，在北宋時與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河南嵩山的嵩陽書院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史載“州郡置學始于此”。與北宋同時期多設于山林勝地的其他書院不同，應天府書院設立于繁華鬧市之中。隨著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應天府書院逐漸發展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書院。《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于商丘”。

　　慶歷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座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1998年4月29日，國家郵政局在商丘舉辦了“四大書院”郵票首發儀式。2015年3月13日，應天書院被列入“河南省社會科學普及基地”。

　　書院建立初始，整個書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為影壁、牌樓、大門及東西側門，前講堂及東西側門、明倫堂及東西配房、藏書樓及東西側門，饌堂、教官宅、崇圣殿、東西偏房、魁星樓及東西廊房。

　　靖康國難時(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淪陷，應天府書院被毀，學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隨之南移，應天府書院沒落。歷朝雖有人曾重修書院，但未能成功，今天應天府書院只剩下殘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應天府書院選址在歸德府古城湖畔邊，古城有商丘作為華夏之邦商品、商業、商文化發祥地之隱喻。應天府書院坐落在城湖東南角。

　　連接外部環境與書院的是狀元橋

　　走過狀元橋，就是書院的大門，大門匾額上印著“應天書院”四個字。

　　進入應天書院的大門，迎面而來的是前講堂及東西側門

　　原大成殿內立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為學堂，這兩座建筑均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應試地。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真宗因追念太祖，將宋太祖趙匡胤發跡之處宋州(今商丘)改為應天府，書院被命名為應天書院。受到宋真宗贊賞，應天書院于1009年農歷二月二十四日取得了官學地位，該書院正式被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春秋》，“博涉百家九流之說”。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

　　102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晏殊任應天府留守，邀請碩學名儒王洙和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到書院講學，并聘范仲淹為書院主持。由于范仲淹、王洙等人的努力，應天書院聲名遠播，成為北宋知名學府。1035年，應天書院改為府學，正式編入官學系列。

　　范仲淹執教應天府書院時，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亦把“德”說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在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實到“行”上。

　　1043年，宋仁宗下旨將應天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之一。及后曾在書院任教，盛極一時，與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在四大書院中，因為應天書院成立最早，所以位居“四大書院”之首；應天書院在1035年改為應天府府學，1043年又改為南京國子監，其地位高于地方一般的官學，所以，應天書院的一個很顯著的特點便是一所典型的官辦書院，這也是應天書院成為“四大書院”之首的另一個理由；北宋書院多設于山林勝地，唯獨應天書院設立于繁華鬧市之中，特別是隨著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應天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書院，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個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應天書院組織較為完備，主講、助教、說書、講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各司其事；應天書院與科舉關系甚為密切，且教學有方，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學生“相繼登科”，還有不少“魁甲英雄”，這些，也非其他書院所能比擬。

　　1127年，宋高宗趙構于應天府即皇帝位，不久遷都臨安（今杭州），書院遂毀于兵火。元初雖建有歸德府學，但規模大減。1508年，黃河決口，書院遺遇水患。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歸德知府鄭三復繼承范仲淹的治學精神，建范文正公講院，培養了許多杰出人才。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在范文正公講院的基礎上建立“歸德府中學堂”，書院的歷史使命至此完成。

　　應天府書院伴隨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對于北宋的政權鞏固、人才培養和教育普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千年來的中華教育史上，其地位沒有能取而代之的。

　　應天府書院在物質基礎支撐、政府倡導支持等背景下應運而生。

　　第一，商丘交通發達、經濟繁榮。商丘自古為戰略要地,它“南控江淮,北臨河濟,彭城居其左,汴京連于右,形勝聯絡,足以保障東南,襟喉關陜,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所以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升為南京,與首都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北京大名合稱四京,居于陪都地位。當時的商丘,緊鄰汴河,交通發達,隋唐五代以來,商旅輻輳,“實一方之都會”。商丘地處黃河沖積平原,土壤肥沃,易于灌溉,氣候溫和,四季分明,適于農耕,其次，家庭手工業相當發達。

　　第二，北宋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而宋初官學卻長期處于低迷不振的狀態。士人求學需求很大，卻苦無其所，在這種情況下，書院應運而生，起到了填補官學空白的作用，為廣大士子提供了讀書求學的場所。

　　第三，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宋初提倡文治，但國家一時又無力大量創辦官學，故朝廷對書院給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贊助。像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都得到朝廷賜書、賜匾額、賜學田和獎勵辦學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

　　第四，印刷術的應用，使書籍的制作與手寫本相比，變得極為便利。書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眾都可以擁有的，才有可能使書院擁有豐富的藏書，并真正成為面向社會的教學研究場所。

　　在歷史上，應天書院也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應天府書院伴隨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對于北宋的政權鞏固、人才培養和教育普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范仲淹主講該書院的過程中，率先明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匡扶“道統”的書院(學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確立了培養“以天下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動了宋初學術、書院(學校)學風朝經世致用方面的轉變;后來又通過“慶歷興學”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勵了這些成就,進一步推動了北宋書院的發展,明確了學術、大師在書院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地位。

　　有一所書院，一座古城就有了靈氣與風韻；有一所千年文化積淀的書院，一座古城就有了文脈和靈魂。即使是復建的書院，但應天書院在歷史地位上是不可撼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