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房山出京120余公里，便到達距保定市易縣城西15公里外的永寧山下。這里是一片層巒起伏的丘陵地帶，樹木繁茂，河網交錯，著名的易水河便發源于此。2200年前的易水河畔，燕國荊軻刺秦臨別時吟唱的《易水歌》依舊響徹耳邊，詩歌中那段“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豪邁語句依然讓我們感受到壯士出征前的慷慨悲壯，荊軻永遠地離開了易水河畔，但是在他身后2000年的清代，有些人卻永遠地長眠于此。愛新覺羅·胤禛，即雍正皇帝，選其萬年吉地于易縣太平峪。此地背靠永寧山，面朝元寶山，周圍四面環山，猶如眾星捧月一般，古人描述其為“乾坤聚秀之區，陰陽和會之所”，正是生前萬人之上的帝王所青睞的完美風水寶地。在雍正皇帝的精心布局下，南起元寶山，北至永寧山的2.5公里風水線上，建立起一套完備的陵墓禮制建筑，石牌坊、大紅門、神道、石像生、碑亭、隆恩門、隆恩殿、方城明樓、寶城寶頂一應俱全。以雍正皇帝的泰陵為核心，聚集嘉慶帝的昌陵、道光帝的慕陵、光緒帝的崇陵、一同構建起一處嶄新的皇家陵園，史稱“清西陵”。

　　經京昆高速，轉112國道進入西陵陵區，遠望一片蒼松翠柏郁郁蔥蔥，與陵區外樹木凋零的冬日景象迥異，顯得異常莊嚴肅穆。近觀這些千姿百態的古樹，有的好似張開臂膀，遒勁有力；有的好似舉目凝視，矜持有加；還有的好似弓背彎腰，老態龍鐘。它們從清代繁衍至今，目睹了王朝的興衰更迭，是悄無聲息的歷史看客。這些“歷史看客”因“座次”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位于中軸線儀道兩側的被稱為“儀樹”，位于陵區內漫山遍野的則稱之為“海樹”。雖然稱謂不同，但兩者卻一同涵養了陵區的一方水土，已然有200余年。當正式踏上中軸線前，要穿過一座寬敞的五孔石拱橋，橋下是拱衛陵園的護城河，雖然仿若保衛京城的金水河，但在高大肅穆的松柏映襯下，橋總有一種通往彼岸的意味。當真正到達對岸時，我們似乎并沒有發現什么神奇的現象，當思緒恢復正常時，卻又有一個疑問涌上心頭，清朝的第五位皇帝——雍正帝既非朝代開創者，又非入主中原第一帝，為何要打破子隨父葬的傳統，沒有跟隨父親康熙皇帝下葬河北遵化的清東陵，而是在此另辟萬年吉地呢？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年近花甲的康熙皇帝，第二次廢除太子后，九位正值壯年的皇子展開了激烈的儲位之爭，加之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6年），準噶爾的策妄阿拉布坦叛變，出兵進攻西藏，內外交困的局面使康熙皇帝心力交瘁，不堪應付，加之，官場的集體貪污腐敗問題，一齊擺在了雄風不再的康熙面前，老皇帝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艱難地維持著帝國的運轉。康熙皇帝雖然一生功勛卓著，但這位千古一帝卻并未給繼任者留下一份好的政治遺產。當從大爭之世中脫穎而出的雍親王即位后，迫切地希望將其統治之下的官場環境打掃一新，開啟一個全新的局面。睿智的雍正皇帝想到了通過改變陵寢制度，向外界傳遞政治體制改革的信號，更是其改革決心的宣誓。皇家陵寢的修建不僅是皇帝個人的事情，更是關乎政局穩定、人心安定的國家大事。

　　清西陵的建立，也奠定了日后清代皇陵的“昭穆之制”。所謂“昭穆之制”，就是古代宗廟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于中，始祖之子為昭，居于左，始祖之孫為穆，居于右，再后世以此為序，分列左右。同樣，家族的陵墓葬位也以此制度左右排序，若按昭穆之制，雍正皇帝的泰陵本應位于其爺爺順治皇帝孝陵的右側。但另立皇陵的雍正皇帝不僅打破了子隨父葬的傳統，也打破了昭穆之制的古法。這樣一來，雍正之后的清代帝王該如何安葬，就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既不能得罪于遠古祖先，又不能冷落了自己的父皇，好在后來聰慧的乾隆皇帝想出了父子分別安葬于東、西陵的辦法，也創造了有清代特色的昭穆之制。但乾隆之后的皇帝，又出現了兩對“親情”父子不愿死后分葬兩地，分別是同時葬于西陵的嘉慶與道光父子，同時葬于東陵的咸豐與同治父子。自此，清代皇陵形成了今日東西陵格局：順治皇帝的孝陵，乾隆皇帝的裕陵，咸豐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慧陵，位于河北遵化的清東陵；雍正皇帝的泰陵，嘉慶皇帝的昌陵，道光皇帝的慕陵，光緒皇帝的崇陵，位于河北易縣的清西陵。

　　雍正帝建立的西陵在規制方面也有比較明顯的改變，當我們沿著中軸線繼續前行，一座五開間石牌樓映入眼簾，實際上在這座正南向的石牌樓東西兩邊還有兩座“同胞姐妹”牌樓，三座牌樓一同圍合成一個“凹”字形的空間，在氣勢上遠超清東陵的一座石牌樓。這三座石牌樓的來歷有多種傳說，一種說法，其是被雍正皇帝搶奪自明十三陵，真實性不得而知；另一種說法，他們是蒙古王公貴族為報答雍正皇帝的知遇之恩而出資修建的；還有一種，這三座石牌坊模仿了雍正皇帝即位前居住的雍王府前的三座石牌坊，似乎表達了雍正皇帝想在死后能在此找到回家的感覺之意。我國的牌坊、牌樓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是一種用來旌表節孝的紀念物，后來被廣泛地用于宮苑、寺觀、園林、街道、陵墓等場所。牌樓與牌坊最大的區別在于，牌樓有斗拱和屋頂，而牌坊沒有。由于有屋頂的存在，牌樓顯得更加氣勢恢宏，更有助于烘托所在場所的氣氛。從材質上分，牌樓主要有木質、石質、木石、磚石、琉璃等，從形式上分，又有柱頭超出屋頂的“沖天式”與普通的“不出頭式”。官方建筑之內的牌樓大都是“不出頭式”，而民間街道上的牌樓則大都是“沖天式”。牌樓的規模一般根據開間數、柱子根數、頂上的樓數，稱其為“幾間幾柱幾樓”，像清西陵的這三座牌樓就稱為“五間六柱十一樓”，這種規模的牌樓一般是皇家古建筑專屬，普通人無法企及。此外，石質的牌樓上，大量龍與瑞獸的雕刻栩栩如生，表明了主人的天子身份。

　　石橋與神功圣德碑亭

　　中軸線上的三股條石，穿過石牌樓，中心透視的焦點匯聚在遠處大紅門門洞里，那是整個陵區的正門。湛藍的天空下，黃琉璃瓦頂，朱紅色墻身，再配上高低起伏的綠植，一切都顯得那么靜謐與和諧，符合陵墓建筑的性格。大紅門最獨特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建筑前一對白石麒麟獸，這種神獸在清東陵與十三陵中均未出現，是繼三座牌樓后又一處突破規制的地方。為何本應是一對石獅子守衛的大門，卻讓位于一對麒麟，這其中的緣由要從麒麟的特點說起。傳說麒麟分公母，外形集獅頭、鹿身、龍鱗、牛尾于一身，聲如雷，口吐火，壽命可達2000年，是神話中與龍鳳齊名的靈異之物。麒麟不僅可以驅邪除魔，鎮宅避煞，而且其性情溫和，保護弱者，是一種難得的仁義之獸。麒麟的這些性格特點似乎正好呼應了雍正皇帝懲貪除惡，造福于民的施政理念，所以麒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青睞，由其負責守衛清西陵的大門。

　　神功圣德碑亭四角華表上的望天犼

　　進入大紅門，神功圣德碑亭與石像生群最為引人注目。高大方正的神功圣德碑亭為重檐歇山頂，紅色的墻壁上四面開門，碑亭內有兩座巨大的石碑，石碑的陽面用滿漢兩種文字記載了皇帝的豐功偉績。石碑下壓著兩只似龜非龜的神獸，似乎比碑文更吸引人們的目光，它們的頭奮力前伸，四肢艱難的支撐著背上的大石碑。神獸們那種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形態通過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法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感染著所有在其旁凝神注目的人們。

　　這兩只神獸大有來頭，名曰赑屃，是龍生九子中的第六子，赑屃長著龍一樣的頭顱與龜一般的身軀，性好負重，故我國大多數石碑都是由其來背負，在我國宗教、禮制、皇家等建筑中，只要有石碑的地方就經常可以見到它們的身影，由此可見，赑屃也是一種“出鏡率”比較高的神獸。這一路走來，前有仁義之獸——麒麟，又有負重神獸——赑屃，他們都是神話中的動物，而接下來出現的石雕就是我們常見的人和動物了。在神功圣德碑亭后的神道兩側，站立著五對石像生，分別是文臣、武將、馬、大象和獅子。石像生模仿了皇帝生前舉行重要儀式時文武百官列隊御道兩側，以及將馴養的野獸同時放在御道兩旁，以壯皇威的情景。

　　設置石像生的做法始于秦漢，之后歷朝歷代都有沿用，但數量和種類卻不盡相同。在修建泰陵之初，雍正皇帝出于遜避祖制的目的，不愿意讓自己的陵墓等級超越他的父皇，所以并沒有設置石像生。可是在乾隆皇帝即位后，國家財力強盛，又加上乾隆喜歡氣派，十分渴望在自己的陵前也修建石像生，但是，乾隆皇帝也十分擔心世人指責自己超越祖制，不孝順祖先，睿智的乾隆皇帝想到了兩全其美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先為自己祖父康熙皇帝的景陵補建了石像生，后又為自己父皇雍正皇帝的泰陵補建了石像生，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為自己的陵寢修建石像生了。這種迂回的做法雖然在規制上完美解決了問題，但終究違背了雍正皇帝生活節儉、遜避祖制的初衷。

　　石獅、石象

　　神道雖然還沒有終結，但隨著走過石像生群，穿過一座華麗大門，各位皇帝的歸宿也就在此分道揚鑣了。這座門叫作“龍鳳門”，也是石牌樓的一種，稱之為“六柱三門四壁三樓頂”，這座石牌樓與入口處的石牌樓最大的不同是多了四面黃綠琉璃構件組成的精美墻壁，雍容華貴的皇家用色，經久不退的上乘琉璃，沖天柱頭的祥云圖案，梁枋上配以三座火焰雕刻，一同組成了整個陵區最美的大門。

　　在龍鳳門之后，各帝陵猶如樹木的枝干一般，從主神道向兩側伸展開來，每一支有一組獨立完備的建筑體系，分別是神道碑亭、隆恩門、隆恩殿、琉璃花門、二柱門、石五供、方城明樓、寶城寶頂。由于雍正皇帝的泰陵是整個清西陵的核心，所以泰陵的建筑群依然在主神道上繼續延伸著。這些相似的亭、門、殿、樓的反復出現，看似單調無味，但一路走來，卻鮮有枯燥之感，這就要談起禮制建筑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通過門、亭、殿、閣等的排列組合使人們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例如，不同種類建筑的排列組合，可以使身在其中的人產生變換的心理感受，而相同種類建筑的排列組合，可以使人們的感覺重復加深，除此之外，反復運用不同與相同的排列手法再配合不同時空下不同體量大小的建筑，也盡可能地避免了多進建筑的單調感，更維系著一種新鮮感與神秘感。

　　龍鳳門后的第一座建筑，又出現一座碑亭，稱之為“神道碑亭”，但此碑亭非彼碑亭，這座碑亭的體量明顯小于之前那座神功圣德碑亭，雖然外形與之相似，但亭內的石碑卻只刻著雍正皇帝的謚號和廟號，所以這座碑亭又叫做謚號碑亭。謚號是中國封建時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跡給予的含有褒貶意義的稱號，廟號則是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例如雍正皇帝的謚號為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為清世宗，雍正實為年號，后來代指皇帝本人。由于每位皇帝的謚號和廟號不同，所以從神道碑亭開始，每位皇帝將擁有一組專屬于自己的建筑群，這也是泰陵、昌陵、慕陵、崇陵各陵分立門戶之始。由于皇陵是皇帝本人的最終歸宿，所以每座皇陵的主人都極盡能事地力求自己陵墓盡善盡美，也因陵墓主人的個人意志而使每座陵墓之間的建筑有所差別。在此，挑選兩座有代表性的皇陵來對比介紹不同陵墓的特點。對象之一選擇了清代國運上升時期的雍正帝泰陵，對象之二選擇了清代由盛轉衰時期的道光帝慕陵，兩座不同國運期的帝陵對比可以使我們更直觀地感受到清代皇陵的變遷。

　　慕陵的神道碑亭

　　清代皇陵的營建思想繼承于明代皇陵，貫穿于我國古代“事死如事生”的陵墓觀念也因此得到了忠實的體現，在這種觀念下，皇帝生前在皇宮中“前朝后寢”的生活起居在陵墓中也得到相應的反映。雖然沒有紫禁城中前三殿、后三殿那般豪華的配置，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清西陵中的泰陵以中部的琉璃花門為界，前部的隆恩門、隆恩殿為前朝部分，后部的二柱門、石五供、方城明樓、寶城寶頂為后寢部分。前朝中隆恩殿是整個陵園中體量最大的建筑，隆恩殿在明代稱之為祾恩殿，“祾”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取“罔極之恩”之意，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到這里祭祀可以得到先帝的護佑，恩德是沒有極限的。隆恩殿內常設有神龕與皇帝的牌位，所以隆恩殿實質上就是一座享殿，是陵墓主人接受后世祭拜的地方。后寢中最高大的方城明樓與寶城寶頂是一組建筑，因其位于地宮的上方，所以也是地面建筑中最神秘的地方，方形的城臺上建有明樓，樓中立有廟謚碑，作用相當于墓碑。

　　在方城明樓之后，由黃土夯實而成的巨大地宮穹頂被稱為寶頂，寶頂周圍圍繞著橢圓形的城墻被稱之為寶城，堅固的寶城寶頂一同構成了護衛雍正皇帝靈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泰陵地面建筑的收尾之作。環顧清代各皇陵，從順治皇帝的孝陵開始，因為遵循祖制，各皇陵的規制大體相似，每到一處，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如果身處道光皇帝的慕陵之中，卻又總有一種滿滿的新奇與異類感充斥其間。

　　首先，慕陵裁掉了一些建筑，例如，寶頂上方沒有建造方城明樓與寶城，去掉了二柱門與石像生。

　　其次，縮小了建筑規模，隆恩殿由五開間減為三開間，重檐改為單檐，內部不繪彩畫，神道也不與主神道相連，等等。

　　為何慕陵會呈現如此面貌，這還要從陵墓的主人——道光皇帝說起，提起道光皇帝，人們總是將節儉與他聯系起來。他不蓄私財，停止了各省的進貢，他甚至穿打補丁的衣服，飲食上也追求節儉，生活也十分樸素。但就是這位節儉皇帝做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按照祖制，道光皇帝早在清西陵修建慕陵之前，已在遵化清東陵的寶華峪修建了一座皇陵，并將自己病故的皇后葬入其中，但之后發現地宮漏水，道光皇帝龍顏大怒，遂廢棄了寶華峪皇陵，重新在易縣清西陵龍泉峪另建新陵，前后歷經15年，花費440萬兩白銀，居清代各皇帝之首。也許是花費頗巨，道光皇帝內心不安，故自行縮減了皇陵規模。看似處處縮水的皇陵卻另有玄機，那座三開間的隆恩殿居然使用了清一色的金絲楠木，奢侈程度讓人嘆為觀止。此外，1840年發生的中英鴉片戰爭，迫使清帝國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的簽訂也使道光皇帝成為第一位割地賠款的大清皇帝。自覺無顏面對祖宗，故而不設神功圣德碑亭，但他卻交代兒子咸豐皇帝可將生平事跡記載于神道碑亭的廟謚碑后。這種種事跡，讓后人看待這位節儉皇帝的時候又不得不加上表里不一的評價，著實令人唏噓。

　　夕陽西下，走遍一座清西陵，盡觀半部清代史，這些時間永遠定格的建筑見證了清朝曾經的輝煌與最終的衰落。每一座皇陵都是一位帝王意志的體現，或是任性、滿心歡喜，或是失意、身不由己，但這些建筑講述的故事還將繼續下去，等待后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