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古稱潁州。秦代始置汝陰縣，西漢開始筑城，北魏置潁州，唐代繼設，宋代設順昌府，城移建于東南。明洪武年間（1368—1398），指揮僉事李勝重筑，高一丈八尺，環四里，北門近潁河，額曰“承恩”，東門曰“達淮”，西門曰“通汴”，鼓樓為舊南門，小西門曰“望湖”，后移建于北，改為“待詔門”。

　　阜陽城區內現存的由東城墻路、西城墻路和南城墻路以及新泉河圍成的區域，被認為是古城的范圍，城墻外護城河尚存。阜陽城區內基本沒有開展過科學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所以我們對墻垣、城門和城內布局等均不清楚。

搶救發掘

　　為配合阜陽市解放北路泉河大橋的建設，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阜陽市文物管理局、阜陽市博物館，于2017年6—8月對項目涉及可能為阜陽古城墻的地塊進行了搶救性考古鉆探和發掘。

　　本次發掘受制于征地拆遷和現場建筑垃圾的問題，可供發掘的面積較小，合計發掘面積為300平方米。通過發掘，揭露出城墻基1處、房址7座、路面2條等遺跡，同時還出土有部分瓷器、陶器和建筑構件等遺物。

　　揭露出的城墻墻基大體呈西北—東南向，在發掘區內暴露長22.5米、寬4.9米。經過對墻體上一處晚期灰坑的清理，我們獲得了墻體結構的重要剖面，并根據這一剖面繼續向下試掘了探溝一條，深約3米的剖面上可以細分為17層，其中地面墻體殘高約1.5米，以下為夯土墻基。

城墻墻體南壁及地面

　　地面墻體的砌筑方法為：墻基外側以條石奠基，先以大磚壘砌兩層形成兩側包磚，再填充以規格不一的小碎磚，碎磚多為清代以后的民居用磚，由此可知該段城墻具有明顯的倉促修筑跡象。地面以下的夯土墻基為碎磚層和純凈土層間隔夯筑，厚約0.7米，可分為7層。再往下為文化層堆積，文化層內發現有宋元時期的遺物，推測其應為宋元時期，由于地下水位較高，未能清理至生土。

　　南墻外側發現有層層疊壓的磚砌房屋基址7座，年代從清代一直延續至近年。有意思的是，房址的北墻均依附城墻的南面而建。清理出路2條，均發現于城墻北側。其中，L1由條石與磚混合修砌。路面長14.4米，寬約4米。L2為豎磚平鋪路面，兩側有兩道磚砌包邊，長約17米，寬約1.2米。

城墻南側房屋建筑

　　出土遺物以瓷器為主，主要為明清時期青花瓷，器形有碗、碟、盞等，建筑構件主要有虎紋瓦當、磚等，尚未發現紀年磚或銘文磚。

潁州古城新認識

　　據文獻與考古資料可知，潁州古城北城始建于西漢，兩千多年來歷經重修。明代全國掀起多次大規模筑城運動，潁州城明清時期也經過了固土城、改磚城、拓北城、增南城、復建城門等多次擴建、維修，城池的規模、結構不斷擴充與完善，軍事防御功能不斷得以強化，并在近代歷次戰爭中經受住了考驗?？谷諔馉帟r期，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及時疏散城中居民，國民政府下令拆除了潁州古城地表以上部分，城墻地下部分基本保存了下來。

　　本次發掘的收獲，基本可以與文獻記載的相關內容相吻合，可初步認為該地點可能就是潁州城“承恩門”之所在。本次發掘清理出的城墻年代不早于清代早期，可能由于原城墻被毀而倉促應急修筑，其下的夯土墻基應該為明代，下壓宋元地層。但由于本次發掘揭示的面積有限，而且出于對城墻、路面這類重要遺存本體保護的考慮，我們沒有將發掘區繼續向下清理，所以仍有諸多線索需要進一步的勘探和發掘工作驗證，對阜陽古城的相關研究才能更加完善。

　　該段城墻的發現與發掘，有助于我們對潁州府、順昌城等相關重大歷史問題的探索。今后隨著較大規模發掘工作的開展，可以全面解決北城門“承恩門”的位置、形制、結構和城垣變遷等問題。城墻是一個城市發展的重要歷史記憶和文化符號，對城墻本體理應做好相應的保護工作，為子孫后代留下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