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國家公務員考試，今年有143.7萬人報考，報考比最高達2315∶1，反映出萬人矚目的熱度與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難度。其實，這種熱度和難度在古代“公考”——科舉考試剛剛起步的唐代，就曾如此。

　　科舉是唐朝讀書人從政入仕的重要途徑，極難通過。唐前期進士科每年只錄取二三十人，以至于有“五十少進士”之說，50歲能考上進士，已算“少年得志”。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之中，大唐橫空出世一個奇才，他參加科舉“常舉”進士科考試一次，又先后參加難度更高的科舉“制舉”考試七八次——學者準確考證出來的有四次，每次都春風得意，是當之無愧的大唐“公務員考試”專業戶。此人就是張鷟（zhuó）。

　　張鷟大致出生于唐太宗末年高宗初年，兒時曾夢見一只長著紫色羽毛的大鳥飛到自家庭院之中，徘徊不去。夢醒后，他去找爺爺解夢。爺爺說這鳥叫“鸑鷟”，是鳳凰的輔弼之臣，預示著孫子你將來要當宰相輔佐皇帝，“吾兒當以文章瑞于明廷”。他遂以鷟為名，文成為字。

　　因為做了鸑鷟夢，張鷟有了宰輔夢，他要用爺爺指出的以文輔政的道路實現夢想。十年寒窗之后，張鷟約在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主考官騫味道評價張鷟，“如此生，天下無雙矣”。

　　唐代讀書人通過科舉后并不能直接當官，只是取得了入仕資格，還要到吏部參加銓選；通過銓選后，也不一定能遇到合適的官職，這就需要“守選”，即暫時在家待業幾年再工作。張鷟就碰到這種情況，家里蹲了兩年都沒等到朝廷召喚。

　　幸好天無絕人之路，唐代科舉除進士科這些“常舉”外，還有“制舉”。制舉是為能力特別卓越的人才開設的入仕綠色通道，通過后不必經過吏部銓選，也不用守選，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職。但制舉不像常舉那樣每隔幾年就固定舉行，一般是朝廷遇到重大問題需要聚攬天下英才攻堅克難時才會招考。

　　儀鳳二年（公元677年），朝廷改革中遇到了啃不動的硬骨頭，唐高宗下令舉行制舉考試。張鷟參加了其中的“下筆成章”科目，過關后先后出任兩個縣的縣尉（從九品下），協助縣令處理縣內司法事務。

　　唐代六品以下的官員任期屆滿后，往往不能連續任職，要等上幾年時間守選，才能獲任下一個官職。只有參加制舉考試的才可以繼續任職，或留本職，或遷他職，甚至可以破格提拔。此等操作方式，簡直是為張鷟這樣的人量身定制。

　　大致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前后，張鷟參加了制舉中考察文學才華的“詞標文苑”科考試，高中后升任洛陽縣尉（從八品下）。這次不但是升官，更是從十八線小縣城搬到一線城市洛陽。張鷟的心情愉悅了很多，遂賦《詠燕詩》一首，文末有“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佳句。這兩句詩語意雙關，表面上是寫燕子筑巢于豪門貴族的深宅大院，雙雙飛入飛出，實際上是說自己兩次高中制舉考試，好不暢快。

　　武則天長壽元年（公元692年）左右，張鷟又參加了一次制舉考試，通過后從洛陽縣尉轉任長安縣尉，雖然級別不變，但躲過了守選，得以連續任職。三年后，證圣元年（公元695年），張鷟得到時任吏部侍郎劉奇的賞識，升任御史臺監察御史（正八品上），后外放為處州（今浙江麗水一帶）司倉參軍（從七品下）。

　　這次外放不久，張鷟栽了個跟頭，不知因為犯了什么事，在長安元年（公元701年）七八月左右，被貶到柳州（今廣西柳州一帶）任司戶參軍（從八品下）。由于張鷟的文章名動天下，這次被貶甚至驚動了東突厥可汗默啜。

　　武則天時期，東突厥復興，多次攻入內地燒殺搶掠，武則天派到前線監軍的太監馬仙童都被默啜俘虜。抓到馬仙童后，默啜問他：“張文成在否？”張文成現在混得怎么樣啊，我讀過他的文章，那可真是如椽巨筆，想必早就當上一品二品大員了吧？馬仙童回答：可汗您說張鷟那小子啊，混得可不咋地，剛被貶了官，正在廣西那地吃土呢！默啜聽后連連嘆氣，“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

　　默啜果然一語成讖，過了四年即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復辟。張鷟柳州任期屆滿，停官待選了兩年左右，左右等不來吏部重新授官的委任狀，就又踏進制舉科場，同時參加了“才膺管樂”和“才高下位”兩科的考試，竟然同時中舉，升任平昌縣（今山東德州臨邑）縣令（正七品上）。

　　大唐從中宗朝的混亂局面中走出，進入睿宗撥亂反正和玄宗開元盛世后，張鷟長期不得志的境遇有所改善，平調回長安，到睿宗四兒子的岐王府任參軍。

　　大致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張鷟參加了制舉中的“賢良方正”科，高中后升任鴻臚寺鴻臚丞（從六品上），終于進入六品以上中高級官員序列。雖然是個負責外事接待的閑差，但從此擺脫守選。不久因天下大赦，內外官員坐地晉級，張鷟的級別升到五品。大約在睿宗朝末期或玄宗開元初年，張鷟升任吏部副長官吏部侍郎（正四品上），成為臺省大員，初步實現了爺爺為他描繪的宰輔夢。

　　張鷟實現宰輔夢只靠文章不靠臉，中國傳世最早的判詞即裁判文書專集——《龍筋鳳髓判》（相當于公考申論范文寶典），和史料價值頗高的《朝野僉載》都出自其手。時人稱其文章如“青錢”，即像銅錢一般人見人愛，故譽其為“青錢學士”。大唐群眾愛張鷟的文章就像愛人民幣，“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張鷟聲名還遠播重洋，“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

　　在很多時候，才高八斗都是和恃才傲物聯系在一起，張鷟亦是如此。他性格急躁，總是幻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這是官場大忌，畢竟朝廷需要的是勤勉踏實之人。張鷟私生活也較為浪蕩，他甚至以自己為原型，將親身經歷寫成中國古代第一部情色小說《游仙窟》。

　　張鷟如此作為，以致朝廷重臣對其頗為輕視，名相姚崇就“甚薄之”。開元初年，玄宗姚崇君臣注重加強社會道德建設，力圖扭轉武則天中宗以來的浮華之風。更重要的是時代背景，在當時“文學”“吏治”兩派的斗爭中，占據朝廷主導地位的是以姚崇為首的“吏治派”，張說等“文學派”暫時處于被壓制的狀態，以文章見長的張鷟自然屬于被打擊清洗的對象。況且張鷟還坐在吏部侍郎這等選人用人的核心位置，“吏治派”要一統朝堂，必須完全掌控吏部，自然必欲除之而后快。

　　張鷟就這樣撞到了槍口上。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左右，御史彈劾他在文章中譏諷朝政，誣告他巡視江南時收受賄賂，張鷟由是被貶到臨桂縣（今廣西桂林臨桂一帶）當縣尉（從九品下）。他的第一個官職是襄樂縣縣尉，宦海浮沉近40年后，又貶任臨桂縣縣尉，人生畫了一個圈，又回到起點。大約10年后，張鷟去世。

　　張鷟一路宦海浮沉，除曾受劉奇提攜外，幾乎每次都是靠個人文章才華考中制舉而獲升遷，可見當時科舉制度在朝廷選拔人才和個人實現夢想上的重要作用。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唐代的繁榮昌盛建立在科舉制度造就的人才基礎上。而科舉等公考制度將個人理想抱負與國家治理需求糅合為一途的功用，顯然不僅僅存在于唐朝。畢竟只有廣擇天下英才共襄盛舉，才能枝繁葉茂、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