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精神不是近代意義上的企業形態出現之后才有的，而是從古代就已出現并延伸到現代的，通過跨時空、跨地域、跨文化的歷史比較分析有助于總結歸納企業家精神的進化規律，理解企業家、商業創新、技術發明及其傳播和利用以及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繼而可對當代有利于激發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市場制度環境的形成與完善，給予一定的現實鏡鑒與啟示。

　　“在理解企業家精神時，歷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美國考夫曼基金會前主席、經濟學家卡爾·施拉姆在經濟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喬爾·莫克及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所合作編著的《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到現代》前言開頭的這句話，揭示了歷史分析之于更好理解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的確，企業家精神不是近代意義上的企業形態出現之后才有的，而是從古代就已出現并延伸到現代的，通過跨時空、跨地域、跨文化的歷史比較分析有助于總結歸納企業家精神的進化規律，理解企業家、商業創新、技術發明及其傳播和利用以及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繼而可對當代有利于激發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市場制度環境的形成與完善，給以一定的現實鏡鑒與啟示。

　　該書將研究視野放在了羅馬、新巴比倫、中東地區、中世紀歐洲、荷蘭共和國、大英帝國、德國、法國、美國、印度、日本及中國等國家和地區不同歷史時期的企業家精神的范疇之內。對于中國，相應篇章主要聚焦“帝制晚期以來”，作者陳錦江將該時期界定為16世紀末處于繁榮頂峰的晚明以來。筆者認為，對于中國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還可再往前追溯，它滲透于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之中，為中國古代尤其是秦漢、唐宋、明清歷史變革之際的經濟繁榮發展提供了動力。當然，18世紀后中西方經濟的大分流，也可部分歸因于不同體制機制之于企業家精神的窒息與激發的差別。英國工業革命正得益于此前重商主義階段對企業家精神的激發和企業家階層的崛起；相反，同期的清政府則仍處于重商主義前期的政策思維，閉關鎖國、夜郎自大、重農抑商，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逐漸拉大。

　　春秋入秦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與企業家精神的萌生

　　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先秦是一個奠基時期。李學勤先生認為，“先秦是中國文明史的開端，是中國文明逐步萌生走向繁榮昌盛的重要時代，其內涵十分豐富”。這句話對于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也是適用的，先秦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兵家等諸子百家提供了思想競爭的舞臺和實踐檢驗的機會，其中各家在經濟思想領域既相互辯論、相互抨擊，又相互借鑒、相互轉化，奠定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基質。儒家思想，在這場競爭和檢驗中與各家尤其是與墨家、法家相較，未占明顯優勢，至秦始皇一匡天下后更經歷了焚書坑儒之劫，然而隨著漢武帝采納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的建議，使得儒家思想占據正統，綿延2000年，型塑了中華文明的基本脈絡。孔子由此也與蘇格拉底、佛陀、耶穌并列，被雅斯貝爾斯認為是“思想范式的創造者”。

　　從某種意義上講，孔子也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范式的創造者。陳煥章1912年在《孔門理財學》中即言，孔子的思想博大而龐雜，理財學是其中引出的一個分支，而實現大同又是理財的終極目的。而孔子之所以能夠名滿天下，使儒學成為顯學，也與其經商弟子子貢有很大關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嘗言：“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乎？”并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提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事實上，“貨殖”一詞最早即來自孔子。孔子本人對子貢的評價是“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注：億，通“臆”）。貨殖家，可謂是先秦時期的企業家，他們“與時轉”“不受命”“臆屢中”，實現了個人財富的累積。

　　司馬遷對于貨殖家的評價較高，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貨殖家作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從而專作《貨殖列傳》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曹邴氏、任氏等立傳。在介紹范蠡時，司馬遷言道“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對于白圭，司馬遷詡之為“治生祖”，評價其“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該篇最后，司馬遷總結指出“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也就是，精打細算、勤儉節約是發財致富的正道，但是如要真正致富還要出奇制勝。選合適的人才，在合適的時機，做合適的交易，并善于出奇兵、用奇招。這些難道不正是企業家所應具備的重要特質嗎？

　　對于貨殖家及至普通百姓的“患貧”“為利”，司馬遷認為是人之常情，且“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富民是有利于國家統治的。故此，他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的國家治理觀，主張政府順應經濟發展和個體逐利的自然規律，對私人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不加干預，以達到其父司馬談所傾心的“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論六家要旨》）的效果。日本經濟學家穗積文雄曾對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體現的經濟思想加以分析，認為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與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頗具有一致性。原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弗洛倫斯也指出，司馬遷關于放松政府控制、鼓勵私營商業發展的思想，與市場機制下的私營企業激勵是配置資源最佳方式的現代經濟思想遙相呼應。

　　對漢初“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黃老之治盛景，司馬遷多有稱許，然而他自己所處的時期恰恰已經轉變成了一個政府干預加大、與民爭利增多的時代。桑弘羊等參與制定的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平準、均輸等法家政策，非但阻塞了私營工商業自由發展謀利的路徑，還通過算緡、告緡等政策使得“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貨殖家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也使得經濟不復文景之治時期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糧倉滿溢、國庫豐盈的局面。盡管后世史書對桑弘羊的評價否定居多，但是歷代理財家對其許多政策卻無不亦步亦趨，儒法合流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禮教法制的一個重要特征，也使得政府干預、重農抑商不斷強化，窒息了中國古代剛萌生的企業家精神。

　　唐宋變革期：反傳統經濟思想、金融創新與技術進步

　　宋代，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也是一個在國內外史學界得到高度評價的朝代。20世紀初，日本著名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宋代為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后又被其學生發展概括為“唐宋變革論”。上世紀70年代，英國漢學家伊懋可則提出了中國“中古時期的經濟革命”觀點，認為中國在唐宋特別是宋代出現了“經濟革命”，包括貨幣與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都市化革命、科學技術革命等，但是在帝制晚期又出現了“沒有技術變化的經濟發展”。國內方面，陳寅恪也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上世紀80年代，中國宋史學家漆俠提出我國古代生產力發展的“兩個馬鞍形”模式，其中秦漢是第一個高峰，宋代是一個更高的高峰，其迅猛發展將“宋代中國推進到當時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最前列”。元代進入急遽下降區間，直到明代中葉才恢復到宋代水平，但已呈遲緩、停滯之勢。

　　中國經濟思想在宋代出現了一個反傳統的潮流，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中一些有識之士對漢以后的重農抑商政策提出了諸多異議。例如，范仲淹曾在《四民詩》中反問道：“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歐陽修則指出，“奪商賈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通進司上書》）。浙東永嘉學派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亦曾言：“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春秋以前是“通商惠工”，漢代改行“困辱商人之策”，目的是讓統治者“取天下百貨而自居之”，以“奪之以利”。此為聚斂，而非理財，真正的理財是“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因此，葉適主張“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這不啻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歷史先聲。

　　盡管宋代對西漢所形成和沿襲下來的禁榷制度又有所強化、擴大化和細密化，但是在政府惠商、恤商政策的支持下，商品經濟、商品市場還是取得了空前的大發展，這使得宋代的金融體系與信用體系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創新。政府層面形成了由榷貨務、市易務、檢校務、抵當所、抵當庫、便錢務、交子務等七大各司其職的金融機構。其中，交子務負責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印刷與流通工作，后于宋徽宗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改為錢引務。交子作為一種信用票據，最早流行于銅料不足、鐵錢流行的北宋四川地區，比歐洲紙幣誕生早600余年。鐵錢的鑄造，一是耗費鐵這種當時的重要生產資料，二是重量過大不便于市場交易。交子的出現形成了“無遠近行用，動及百萬貫”的局面。

　　交子及其背后系列金融制度創新的產生，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典型例子。起初，交子只是由四川一些小商家為便利市場交易而私下零散發行，沒有統一制式，但蓋有商號印記及隱密題號。后益州（即四川）知州張詠指定十六戶富商大賈聯合辦理發行與兌付。據李攸《宋朝事實》記載：“始益州豪民十余萬戶連保作交子，每年與官中出夏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糜棗堰、丁夫物料。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由于十六戶富商陸續出現產業衰敗、無法償付的情況，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公元1016年），益州奏請朝廷設置交子務，將交子收歸官營。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才正式設置益州交子務。

　　宋代對于紙幣的需求，與城市和鎮集商品經濟的普遍性繁榮發展也有著密切關聯。過去行商一直是商業活動的主體，自宋開始城鎮坐賈發揮熟悉當地市場社會、對市場信息反饋迅速的優勢而發展壯大。北宋都城汴梁，以坊市合一的城市布局將工商業經營遍布全城，出現“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繁榮景象。南宋都城臨安“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比臘等鋪”，“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夢粱錄》）。此外，宋代商人還打破了秦漢后“千里不販糴”的經營思想，利用漕運體系發展和國家賦稅政策變化，對糧食、茶葉等民生日常用品進行大宗長途販運，極大地擴大了市場交易的范圍，使得市場一體化程度有所加強。

　　經濟金融的繁榮，背后則是科學技術的進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曾言：“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這三大發明均是出自宋代。尤其是畢昇所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促進了宋代出版業的繁榮發展，為科技和人文知識的記載、傳播、推廣創造了有利條件。事實上，宋代的技術領先遠不止于此，在紡織、制瓷、造船、冶金、土木建筑等方面均較此前有了新的發展進步，并達到當時世界領先水平。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提到，“每當人們在研究中國文獻中科學史或技術史的任何特定問題時，總會發現宋代是主要關鍵所在。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稱許宋代為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盡管在經濟思想、金融制度和技術進步方面均有正向演進，然而受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內在結構功能阻礙，宋代也未能形成整體性質的飛躍，沒有逃脫朝代更迭的歷史命運。

　　歷史的啟示：完善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市場環境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激活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當前，我們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歷史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而市場的活力來自于人，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發布了《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首次圍繞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專門出臺的中央文件，足見國家對此問題的重視。良好的市場環境是企業家精神形成的土壤，也是發揮企業家作用、弘揚企業家精神的保障。

　　第一，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營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財產權利的法治市場環境。

　　法治的第一要義是對政府公權力的限制，給出政府與市場的合理界區。中國歷史上企業家精神活躍的時期，往往是政府與民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時期。相反，政府如果事事干預、與民爭利，企業家精神就會湮滅，就會步入經濟上的下坡路。由于法治的闕如、王權的僭越，中國古代就陷入了朝代更迭的歷史循環，未能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孟子講，“民為之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如果企業家的合法財產權利得不到保障，出于財產安全考慮，他們就沒有積極性去創新和創造更多的財富。因此，政府要在產權的界定、保護和制定基本的博弈規則方面更好發揮作用，除此以外應更多地交由市場、交由企業、交由企業家去發揮作用，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貫徹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原則，構建有利于激發企業家精神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如果沒有一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公平市場環境，企業家精神很難激發，即使偶有出現了，也很難持久。中國古代所缺乏的正是這樣一個環境，商周“工商食官”、秦漢“鹽鐵官營”、宋后國有專營強化等等，導致工商業被控制于官府手中，民間資本、私人企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難以真正實現公平競爭。當前，中國正致力于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體系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合理配置到具有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企業手上，各種所有制經濟都應該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這是對企業家精神的最大激勵。

　　第三，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創新政企互動機制，形成激勵企業家創業、創新的社會氛圍。

　　中國古代的政商關系常常是混淆不清、紊亂交錯的，如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所言，商人階級難以沖破對官場的依賴，而形成一股獨立的創業力量。所謂新型政商關系，一要親，二要清。一方面，要真正以市場需求、企業需求為導向落實“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公平監管、精準服務，打造親市場、親企業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做到有事幫忙、無事不擾。另一方面，要保持政府與市場、與企業的一臂之距，包括對于國有企業也應該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對不該管的要依法放權、決不越位，著力將依法應由企業自主經營決策的事項歸位于企業，杜絕尋租設租空間。唯有如此，才能讓企業家真正心無旁騖地經營企業、創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