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猶未盡春節過，無可奈何把家別。告別春節的熱情，回歸工作的冷靜，生物鐘還沒有從節前的緊張狀態調整放松，就又開始慣性地緊張起來。

　　打算節后第一天上班睡個懶覺，想想公司的打卡機，心里是不是莫名的難受起來？沒關系，暫且把不愉快擱一邊，今天來聊一聊打卡上班這事在古代又是一種怎樣的講究。

　　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是怎么上班的，現在人基本遵循“朝九晚五”的上班制度，也就是早上九點去上班，一般下午五點下班回家。

　　中國人乘車上班的歷史十分悠久。現代的上班族上班一般乘公交、擠地鐵；而在古代，上班族雖也多是乘車上班；但在交通工具上還是頗為講究，上班所乘之車，要有檔次之分，且要求與身份相稱。

　　比如漢代，工資在六百石以上官員可以將供遮蔽用的左轓漆成紅色。兩千石以上的可以將左右兩轓均漆成紅色。老百姓的車頂蓋只能用青布蓋，千石以上的高官才可以使用綢緞這樣的精美面料制作車蓋。

　　在唐宋以后提倡騎馬上班，特殊情況下才允許乘車。當時騎馬上班和如今騎自行車、電瓶車上班一樣，在唐宋的街頭很常見，一直到明清都這樣。

　　明清時期更為流行的坐轎子上班，也是從唐宋時期開始的。但坐轎子上班，一般以文職官員和年長者為主，武官一般騎馬，以保持尚武精神。

　　這也是“文官坐轎，武官騎馬”的由來。但文官也不是誰都可以坐轎子的，在明代得三品以上，三品下官員還是要騎馬上班，即所謂“三品乘轎，四品騎馬”一說。

　　古代上班同樣有不同的叫法，到公堂衙門上班的叫“上衙”、“衙參”、“上值”；中央高級官員去皇宮上班開會的叫“上朝”、“朝參”。

　　與此相對應的，下班則有“散衙”、“放衙”、“散值”、“散朝”、“退朝”、“放班”等多種叫法。

　　后面說到古代上班時間就有些悲催，《詩經·齊風·雞鳴》這么說，“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公雞已經開始打鳴了，太陽也升起來了，上朝的官員已經到了”。

　　《詩經》的這段對話描述的就是古人上班的情形，可見從春秋時代開始，古人就要在雞鳴的時候去上班，公雞打鳴的時間一般為早上五點，按照地支的順序這個時間段正好是卯時，官員們上朝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點人數，所以古代上班打卡就叫“點卯”。

　　五點就要上班對于現代人來說簡直恐怖，但古代都嚴格執行早起上班的制度，早起在古代也屬于一門必修課。

　　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較勤奮，雍正四點就要爬起來，天天上早朝基本上靠毅力，不過遇到比較懶的皇帝，比如明神宗這種三十年來不早朝的主，國家能運作下來也是靠運氣了。

　　皇帝一般都住在宮里，起個早還不算什么，遇到居住地離上班地太遠的大臣，上班那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就是這么一位苦逼的公務員。

　　白居易29歲就開始了“西漂”，在長安城當公務員，一開始買不起房子，就在長安的渭南租了一套，因為上班的地方太遠，每天上班都很辛苦。

　　白居易專門寫了一首詩，名字就叫《晚歸早出》，“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何處臺無月，誰家池不春。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閑人。坐厭推囚案，行嫌引馬塵。幾時辭府印，卻作自由身？”

　　堂堂大詩人白居易為什么還要不辭辛苦的上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上班遲到遭受的懲罰非常嚴重，現代人上班遲到頂多被領導罵一頓扣工資，但這事擱古代卻非同小可。

　　《唐律疏議·職制五》有一條法令是這么規定的：內外官員應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處笞二十小板，每再滿三天加一等，滿二十五天處杖打一百大板，滿三十五天判處徒刑一年。

　　需要注意的是上班遲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這文人的身板，遲到一次估計要在家躺半個月，所以這也是為什么他寧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遲到。

　　挨板子還只是小懲戒，歷朝歷代對遲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懶散行為都有嚴苛的懲罰措施，輕者扣工資、重則坐牢。

　　古人的假日綜合癥要比現代人輕很多，究其原因大致有兩點：第一是誘惑不多，無需為了數不完的活動和聚會付出精力，一大家子坐在桌前吃完飯喝杯水基本就可以吹燈睡覺，頂多陪鄰居老王玩一局象棋；第二是古人大多自律性強，按時吃飯睡覺，按時上廁所蹲坑，不會經常性地處理突發情況擾亂生物鐘。

　　至于古人應對假日綜合癥的手段也很好理解——后果太嚴重，得不償失！

　　常規假日之后都必須要銷假，如若不然輕則扣俸祿，重則丟官罷職，更不用提年節假日。同時朝廷的公務員工作壓力大，環境還復雜，爾虞我詐勾心斗角，每一步如履薄冰，放假就好好休息，上班就全力以赴，誰也不知道工作上一個小小失誤是否會將自己打入十八層地獄，這樣代價承受不起，自然沒時間去顧及假日綜合癥究竟是什么。

　　至于市井中的商賈農民，每一天都在為了養家糊口而努力，節假日對他們而言沒什么實質性的意義價值，于是假日綜合癥便被生活的艱辛硬生生地擠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