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是中國歷史上對流行性傳染病的統稱，包括因病毒、細菌、寄生蟲和其它微生物引起的多種疾病。而以發熱為主要癥狀的疫病則稱為瘟疫。

　　回顧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可以發現人類同瘟疫的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據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經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雖然每次瘟疫都會奪走無數人的生命，但這并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也沒有阻擋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

　　綜合中國各朝代官方和民間的防治瘟疫的史料，可以看出中華民族三千年防治瘟疫的歷程是一部活生生的正邪相爭的歷史（見張劍光《三千年疫情》；宋正海等《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每一次病魔的攻擊都會對人類造成重大創傷，人類要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戰勝病魔，生存下來，可是時過不久病魔還會改頭換面卷土重來，人類再一次面臨另一場正邪之戰。

　　幾千年的歷史表明，無論病魔是多么的險惡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戰最后總是人類可以躲過毀滅性的災難，正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在沒有現代科技的古代中國人是采用何種方式來防治瘟疫的呢？

　　1．醫者挺身而出，抗疫名醫輩出

　　在中國歷代抗瘟疫的斗爭中，醫生經總是戰斗在抗病的第一線上，治病救人，不計較個人安危和利益，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歷史上醫家就有“不為將相，偏為良醫”的美德。很多名醫佚事都是有關治療瘟疫的故事，而通過抗防治瘟疫也同時造就了一代名醫，推動了中國醫藥學的發展。

　　歷史上大疫流行時期，也是名醫輩出的年代。

　　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以治療“傷寒”病著名，其中醫經典著作《傷寒論》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不但書中的方藥沿用至今，其靈活多變的辯證施治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張仲景因此被稱為“醫圣”，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

　　神醫華佗不但擅長外科，還有很多關于他治療各種傳染性寄生蟲病的記載。

　　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后來民間流傳“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現代研究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

　　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晚清的吳瑭（吳鞠通）等醫學家都為治療瘟疫作出過重大貢獻。

　　吳瑭推薦的治療瘟疫后期癥狀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現在仍然在臨床使用，稱為治療瘟疫的三寶。

　　2．接種減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國醫學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間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里的痘漿、痘瘡結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

　　由于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被接種人的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御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癥天花的發生。

　　人痘接種實際上就是一種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說是用輕型天花來預防重癥天花。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后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并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

　　現在很多傳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減毒活病毒作為疫苗。比如，現在每個兒童都要接種的小兒麻痹（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國古代醫家在2000多年的醫學專著《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既在未發病之前“治療”疾病，這種未病先防的治療方法已被現代醫學證明是最有效的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3．帝王承擔責任，官方免費抗疫

　　古代的許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時，曾發出詔書誠坦執政失誤，承擔責任，以安撫眾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級政府共同抗疫。

　　官方組織的抗疫活動，在歷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

　　如漢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東漢的恒帝等都下過有關瘟疫的自責詔書。漢代帝王還曾下令官員減少吃喝玩樂，削減馬匹坐騎，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災民。

　　宋朝其間，瘟疫發病時政府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種痘預防天花。

　　康熙根據皇室家族親身經歷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

　　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這是一個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廣防疫方法的例證。

　　從漢代起，就有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的記載，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幾乎成為官府朝廷抗疫的慣例。

　　4．設立隔離病坊，阻止疾病傳播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一些瘟疫病的傳染性，并發現隔離具有傳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預防措施。

　　公元242年，晉代名醫葛洪在《肘后備急方》談到天花病時記載：“于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永徽四年，此瘡從西流東，遍及海中”。

　　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戰爭中由俘虜帶到中國，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國稱為“虜瘡”。由于其傳染性，天花隨后在中國逐漸流行。

　　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可見當時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為隔離醫院，用以治療瘟疫患者。

　　軍隊中打仗時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離開來以防傳染。

　　考古發現，在漢代中國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

　　唐朝時，還有佛教會設立的“病人坊”用于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現代的慈善機構。

　　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

　　可見古代人很早就開使用隔離的方法，切斷瘟疫的傳染源，阻止疾病的傳播。

　　5．建立防疫管理，設立邊境檢疫

　　控制瘟疫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管理系統，并建立邊境檢疫制度以控制國際間的傳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

　　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元朝設立了民間的醫戶制度，醫戶是政府許可能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戶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戶要參加治療。

　　清朝政府還設有“查痘章京”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

　　清朝刊行的《海錄》記載“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

　　這說明中國醫生當時已經認識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為傳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檢疫系統。

　　1688年，俄國是最早派醫生來北平學習種痘及檢痘法：“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

　　中國的種痘術還傳到日本、朝鮮和印度等鄰國，通過國際交流，共同防治傳染性性疾病。

　　6．注意飲食衛生，保持個人清潔

　　飲食衛生和個人衛生不良會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實踐中得來的經驗。

　　秦漢時期的《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

　　還有記載用佩蘭等草藥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

　　提倡注意飲食的衛生，不食用變質的菜飯。

　　古人還注意到鼠類和不良食品可以傳染疾病，提出“鼠涉飯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魚等勸告。

　　明代人已十分講究飲水衛生，李時珍《本草綱目》專門有一個水部，其中說：“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污水雜入者成堿，用須煮滾。”這種對水質量的判斷和分級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

　　元代醫家還建議保持口腔清潔，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中國很多地區至今還保持著古代傳下來的預防保健習慣，

　　如上海人的冬季進補，廣東人的中藥煲湯，南方的端午節飲菖蒲和雄黃酒等習慣，很多都同預防瘟疫有關。

　　7．改善環境條件，藥物預防消毒

　　通過環境衛生的改善以減少瘟疫的傳播很早就受到了人們相當的重視。

　　秦漢時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飲水池的記載，還認識到患病的動物和牲畜可以傳染疾病，切不可讓其污染水源。

　　秦國時規定不可隨便放置垃圾，“棄灰于道著”要被處以罰款。當時城市內設有下水通道，管道多為陶制，逐節相連，可以排泄污水。

　　這種裝置已經接近現代的下水道系統。

　　漢代時已有專門裝糞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廁所。當時城市里還設有公共廁所，稱為“都廁”，供大家方便。

　　唐宋時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種樹以綠化環境，并設有嚴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損”。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間古代人還用藥物消毒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感染和傳播。

　　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宋代還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防止瘟疫。

　　8．普及醫學知識，加強教育書刊

　　普及疾病知識加強醫學教育是預防瘟疫的重要環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素問》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很多預防疾病的常識和方法。

　　唐朝的太醫院相當于國立醫院，設有醫學、針灸、按摩等學科，另外還有地方的醫學教育機構培養醫生和防疫人員。當時還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邊，以示民眾，供緊急情況時使用。

　　南宋時期中國創辦了最早的官立醫科學校，培養各科醫生。各朝代都對以前的醫學藥學書籍進行過整理和研究。

　　秦朝下令焚書時，醫藥書籍例外，保存了下來。

　　元代政府機構中有專人負責醫書的整理和出版，同時還以書坊、書院、私宅刻書等多種出版形式。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盛世修典”，而醫藥書籍毫無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醫藥書籍都經過數代的再版和注釋才能流傳至今為今人所用。

　　中醫百科全書《醫宗金鑒》記載了接種人痘的詳細理論和方法，此書傳到日本后對人痘預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9．官方免稅減租，疫區施財賑災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響民眾的健康和生存，還會對社會、經濟和生產帶來巨大損失。所以，抗擊瘟疫決不僅僅是單純的防治疾病。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實行過在大疫之年免稅減租，減輕民眾負擔，重振生產和經濟發展。

　　公元前67年，漢宣帝在瘟疫后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后來還有官方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補貼，中央政府通過地方政府將賑災糧款發到災民手中。

　　各個朝代都有過在發生大疫后，政府官員還到疫區巡視，安撫百姓，或開倉賑濟，或派譴醫生施藥救之。地方官府辦的“蕙民藥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妥善安葬亡者，救濟撫養遺孤

　　歷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會奪去無數人的生命，致使妻離子家破人亡，出現“萬戶蕭條鬼唱歌”的悲慘狀況。由于瘟疫的傳染性，未經妥善安置的尸體將進一步傳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環境。

　　西漢時期，平帝曾下詔，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數賜與不等的安葬費。

　　唐朝時期對瘟疫時期掩埋尸體十分重視，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發現尸骸迅速掩埋。

　　唐玄宗在大疫其間下令，死者尸體一定要家人掩埋，無人管者，由地方官負責安置。

　　唐文宗時規定，患瘟疫家庭留下來的遺孤，如不滿是十二歲，一定要由親屬負責養育，官府提供兩個月的口糧救濟，孤兒名單要上報官府。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護生命，還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會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國古代是采用多種多樣的方法來綜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來的抗疫實踐證明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學技術和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預防現代瘟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異。

　　近百年來，隨著社會文明和科學發展的不斷進步，人類對付瘟疫的辦法愈來愈多，手段也逐漸提高，其結果是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類的生活質量和壽命明顯升高。

　　疫情總會過去，中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