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房子一直是中國人關心的大事。從孟子的“居者有其屋”，到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安居而后樂業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人民的生存夢想，對房子的熱愛似乎早已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房子常常與當下一樣稀缺，住房問題同樣是一個讓百姓苦惱的社會熱點。說起買房，古代名人也是一肚子苦水。蘇轍說“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陸游言“猶愧先楚公，終身無屋廬”；歐陽修進京后感嘆“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而為了解決住房問題，古代的各級政府部門也想了不少法子。

　　唐朝：房屋買賣“先問親鄰”

　　唐朝出臺了一種持續了一千多年的限購政策，“天下諸郡……有田宅產業……先已親鄰買賣。”（《唐會要》卷85）即全國不管哪個城市，一切地皮和房產，想出售，先問親戚和鄰居。

　　假如你不問親鄰，親鄰發現你的房子住了新人，可在一年(南宋改為3年)內向官府告狀，要求以原價贖回，重新出售，并以房親為第一售房對象，四鄰為第二售房對象。除非遭遇天災，親鄰們逃荒逃到了外地，你急等用錢，又無法詢問，你不得不賣房，同時有見證人簽字畫押，有買賣合同，有繳稅證明，有公章，政府才不予追究。

　　其實，這種規定是為了保護當時的宗族制度。中國古代的社會基礎是宗族制度，一切的不動產在法律和道德兩個層面都是個人與族人所共有的，尤其是房屋這種由祖上遺留的房產，如果未經叔伯兄弟同意就出售，很可能傷害其情感與利益。為了維護這種基礎制度的穩定，減少宗族內部的糾紛，朝廷規定在賣房前一定要先征求親屬的同意。另外，也為了便于親鄰檢舉，進而便于政府控制每一戶居民。簡言之，政府人為設置親鄰障礙，必定減少住房交易，必定增加居民遷徙的難度，這樣把百姓都固定到土地上，統計人口也好，征收賦稅也好，勘破案件也好，都變得很容易。

　　宋朝搞限購禁止京官在京城購二套房

　　大宋朝廷也搞過限購：限制京官在京城購買第二套房。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令：“現任京朝官除所居外，無得于京師購置產業。”當時之所以會出臺這樣的詔令，一是為了限制兼并，二是為了平衡住房市場上的供需矛盾，讓老百姓有房可買。

　　現在政府出讓國有土地給開發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掛，即招標、拍賣、掛牌。宋朝朝廷同樣是這樣賣地的，不過當時不叫招標和拍賣，而是叫做“實封投狀”：朝廷公布地塊和底價，有意向的買家把自己能出的價錢寫在紙上，裝到信封里，投進朝廷指定的標箱，報價期滿，朝廷開箱，公開念出各人的報價，出價最高者可以買到地皮。

　　明朝政府逼著官員給窮人蓋房

　　朱元璋是第一個逼著官員在全國范圍內給窮人蓋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個。眾所周知，朱元璋是農民皇帝，出身窮苦，他一當上皇帝，就把窮人的住房保障問題提上了日程。

　　《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七年農歷八月，朱元璋給南京的官員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眾，鰥寡孤獨廢疾無依者，多舊養濟院，隘不足容，命于龍江擇閑曠之地構260間以處之。從之。”朱元璋讓南京的官員在龍江找了一塊閑置土地，蓋了260間瓦房，供沒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頒布后，南京的官員很快執行了。于是一個月后，朱元璋又給上海(當時叫華亭縣)的官員下了一道圣旨，讓他們對宋朝留下來的居養院進行翻修，修好后讓沒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執行了。

　　試點成功，朱元璋龍顏大悅，認為可以在全國復制“南京模式”了。在當年年底，他又給中央的官員下了一道旨意：“全國范圍內，沒飯吃的，國家給飯食；沒衣服穿的，國家給衣服；沒房子住的，國家給房子”。

　　理想畢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價還是扶搖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清朝為旗人建經濟適用房

　　明朝以后，因為城市的發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來越成了執政者不得不關心的問題。于是，在清朝，經濟適用房出現了。但是清朝的經濟適用房，和現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經濟適用房是專門為特權階層建造的。

　　在清朝，不僅在北京城里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經適房；在全國各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享受特殊優待的旗人居住區。以南京為例，當時明故宮至通濟門的一大片區域都劃給了滿人。滿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這塊地方稱為“滿城”。至今，在這一塊區域內，還留有藍旗街的名字，顧名思義，當時這里是藍旗滿人的經適房。

　　再回首，即使到今天，房子依然如同它在歷史上一樣，和我們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像我們的先輩一樣，我們追求屬于自己的屋檐。居不易，中國人就更愛房子，或是為了成家，或是為了安心，或是為了寧靜，或是為了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