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鏡，是映照顏容的用具，與古代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最早的銅鏡出現于公元前20世紀，后歷經春秋戰國的發展、漢唐的輝煌鼎盛、延續到明清直至近代。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隨著鑄造技術的進步與成熟，銅鏡的紋飾精美華麗，銘文豐富多樣，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和人文習俗，而且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為今天的人們認識和研究古代社會以及古代藝術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圖①：上海博物館藏齊家文化星紋鏡。

　　古拙樸質的早期銅鏡

　　星紋鏡是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銅鏡之一，屬于齊家文化晚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齊家文化銅鏡以星紋為裝飾，圖案拙樸，鏡緣處有兩個小孔，具有早期銅鏡的特征（圖①）。銅鏡在甘肅、青海地區的齊家文化出現后，首先在與甘青地區生態環境相同的今長城沿線地區傳播；此后，大約在商代晚期傳入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向西傳到天山東部的哈密、吐魯番一帶。

　　商代和西周時期，銅鏡比較少見，其鑄造尚未形成規模，它們與同時代的青銅器在紋飾上相去甚遠，鑄造水平也有很大的差異，形制雖然較為原始，但已具備后期銅鏡的特點。

　　精巧靈秀的戰國銅鏡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處于劇烈變革的時代。此時，商周以來青銅器中占主導地位、具有等級象征的禮樂器逐漸衰落了，而日常生活用具特別是銅鏡，卻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形成較為詳備完整的工藝體系，標志著中國銅鏡從早期的稚樸走向成熟。

圖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六山紋鏡。

　　這一時期銅鏡的鏡體一般比較輕薄，形制大多為圓形，也有少量方形。弦紋鈕是戰國銅鏡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形式為橋形鈕背上均有一至四道凸起的弦紋。

　　以長沙為中心的南方楚文化區域，所出土的銅鏡被稱為楚鏡，楚鏡大約起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戰國中晚期，秦和西漢早期的銅鏡仍延續了楚鏡的一些風格特點。其中，山字紋鏡是楚鏡中最獨特的一種，也是最常見的鏡類。山字紋是指鏡背的主題紋飾形狀呈山字形，來源于青銅器上勾連雷紋的基本構圖，但作了結構性的改變，成為一種新穎的幾何形紋飾（圖②）。

圖③：上海博物館藏新朝始建國天鳳二年常樂富貴鏡。

　　精致規整的兩漢銅鏡

　　漢代是銅鏡發展的繁榮時期，其生產規模和鑄造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銅鏡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

　　漢鏡的形制規整，鏡型比較厚重，一般為圓形。鏡鈕多數為半球鈕，這種鈕制成為以后鏡鈕的基本形式。鏡背紋飾在表現手法上也出現了新的變化，采用以四乳釘為基點組織的四分法布局，主紋突出，地紋逐漸消失；東漢出現重列式圖案，這是“軸對稱”式的新風格，改變了“中心對稱”的傳統樣式。銘文逐漸成為銅鏡裝飾的組成部分，內容豐富，除常見的吉祥語外，還出現宣傳銅鏡質地的“善銅”“佳境”的自夸銘。西漢末年出現了有年、月、日的紀年鏡。

圖④：上海博物館藏東漢永康元年神人神獸畫像鏡。

　　西漢時期新出現的鏡類有星云紋鏡、花瓣紋鏡、博局紋鏡、禽獸紋鏡、四靈鏡以及完全以銘文為主題裝飾的銘文鏡等。

　　其中，博局紋鏡以其特別的圖案而引人注目，也有學者因其構圖似西文字母TLV，故稱之為TLV鏡。博局紋來源于博戲。博戲是秦漢時期非常盛行的一種游戲，而博局紋與博戲棋盤局路的圖案基本相似。關于博局圖案的內在含意，有學者認為具有術數意義，象征天宇框架，體現古人的宇宙觀（圖③）。博局紋鏡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與博局紋相配飾的四神、禽鳥、辟邪、羽人等紋飾也開始興盛，這是西漢晚期開始出現的重要變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影響了銅鏡的紋飾題材。

　　東漢中期以后，各地形成了若干個鑄鏡中心，如會稽郡、廣漢郡等。題材以畫像鏡、神獸鏡、龍鳳鏡、四葉紋鏡為主，內容廣泛，紋飾結構復雜。畫像鏡以神人神獸紋、歷史故事為主，鑄作精美，紋飾采用高浮雕技法，圖案隆起凸出，具有強烈的立體感和生動的視覺效果（圖④）。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銅鏡的形制、紋飾、構圖方式大體延續了漢代銅鏡系統。這一時期，銅鏡開始大量傳入日本，對日本銅鏡鑄造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