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古代建筑有價值嗎？這個現在看起來太過顯然的問題，答案在九十年前還不甚清晰。

　　1924年，年輕的中國留學生梁思成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英國人弗萊徹（BanisterFletcher）編寫的《世界建筑史》是建筑系學生必讀書，其中有一幅著名的插圖“建筑之樹”：主干是希臘、羅馬，生長出枝繁葉茂的近現代歐洲各國建筑。這棵樹上還有一支早早分叉出去的小枝椏上，上面標注著“中國、日本建筑”，沒有任何細節、不在“文明”主線之上。同一時間在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學習建筑的劉敦楨也閱讀了這本教材，他有一樣的感受：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令人難以接受。

　　可面對著中國大地上無數的宮殿、廟宇、塔樓、園林，當時誰又能說得清楚，它們建筑結構上的特點、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學原則是什么？從唐、宋到明、清，中國建筑怎樣一步步發展而來？現存最早的木構建筑是什么、在哪里？遍尋美國的圖書館，梁思成發現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也沒有答案。唯一的線索似乎是父親梁啟超寄來的，剛被國內學術界發現不久的宋代《營造法式》。然而在缺少實物對照研究的情況下，這本塵封千年的建筑工程規范還是未經破解的天書——“鋪作”“卷殺”“襻間”“生起”“偷心”，基本術語的含義都是巨大的謎題。

　　國際學界缺少對中國建筑的認識和研究，這些知識在本國文化傳統中同樣被遮蔽。不同于金石書畫受到重視，為傳統士大夫鉆研欣賞、收藏愛護，對于建筑，中國文人階層認為這不過是屬于“匠人”們的形而下技藝，不具過多的精神價值。

　　梁思成曾感慨中國建筑的遭遇：“在隋唐建設之際，沒有對秦漢舊物加以重視或保護。北宋之對唐建，明清之對宋元遺構，亦并未知愛惜?！币淮绱搜h往復，直到進入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相撞，如同其他領域有形無形的遺產，中國建筑迎來了危機時刻：或者找到自己的特點，使無論古建筑保護還是新建筑設計都能延續傳統的精華，或者尚未來得及理解自身就走向消亡。

　　和梁思成一起前往美國學習建筑和美術的林徽因1926年接受了美國同學對她的采訪，談及祖國現狀，21歲的她慷慨激昂：“至今還沒有多少中國的建筑師，一些騙人的外國人發現很容易裝扮成非常精通各種建造方法，讓城市充斥著荒謬可笑而令人討厭的他們所謂的新式時髦住宅。我們悲傷地看到，我們本土的、特色的、原初的藝術正在被那種‘跟上世界’的狂熱粗暴所剝奪。”

　　這篇刊發于當地報紙的英文訪談，標題透露出他們來美國讀書的動機：《中國姑娘獻身于拯救她國家的藝術——在美國大學讀書的菲莉斯·林（林徽因）抨擊正在毀壞東方美的虛假建筑》。

　　1934年林徽因在山西汾陽小相村靈巖寺。她參與營造學社多次田野考察并在學社刊物發表文章。

　　時代的風潮下，一場建筑領域的“整理國故”運動迅速開展。兩代人共同承擔起這一重任：清末民初的政壇元老朱啟鈐——數年前還高居北洋政府的核心領導層從事新政建設，他從自身開創現代市政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經歷中關注到古建筑問題，又因發現《營造法式》的契機，創建了“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劉敦楨這兩位杰出的留學生學成歸國后成為學社研究工作的實際主持者。朱啟鈐放棄了宦途生涯，梁、劉也暫別大學教職和開創建筑事務所的優厚回報，他們全身心地建設起這個緊密而高效的小團隊，自籌資源、自訂規劃，以私人社團的名義開展了古建筑調查研究。

　　從1932年學社工作全面開展至抗日爆發前的五年內，學社成員走過中國上百個縣市，尋訪近千處古代建筑，對它們第一次做了現代科學方法下的測繪記錄與研究，其中許多建筑的意義是首次被認識，例如明確了五臺山佛光寺為中國唐代木構建筑實證。

　　抗戰爆發后，學社輾轉流離，克服艱辛繼續學術工作，因地制宜在我國西南地區開展了一系列古建筑調查。

　　無論因其現實價值還是浪漫想象，營造學社的工作在今天為人們津津樂道，在當時卻是十足的冷門。這幾位先行者大膽將自己的才華“賭注”在尚無人問津的古建筑研究上，恰逢天時地利，他們獲得了空前的回報：中國古代建筑的基本原則和發展譜系首次擁有了令人信服的系統解釋。營造學社的成功在世界學術史上也是一個罕見的特例，個人天才與團隊協作達成了精妙的平衡，研究過程則結合了細致入微的案頭規劃與田野考察中的大膽冒險和不期而遇，最終得以在知識的空白地全速開進。

　　九十年后回看他們的工作，今天的建筑史學者們仍能感到震撼與共鳴。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劉暢教授告訴本刊，每當他去調查一處古建筑都會嘗試找出營造學社當年的圖紙、報告，然后發現自己最想了解的那個數據，就清晰地標注在泛黃的紙張之上。

　　天津大學建筑學院丁垚教授則說，閱讀學社先輩留下的對一處處古建筑的研究總感到自己甚至那些建筑的幸運，它們得以在尚未消失之際被“超過國際水平的最優美的圖紙并以最古雅的漢語文風”所描繪。

　　那是一個學術大發現的年代。經歷了清末民初和新文化運動的觀念震蕩，中國知識界在三十年代進入更細致的學術建設工作——如同松土播種后，一顆顆果實開始結出。與學社工作差不多同時，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就投身于另一新興學科考古學，參與主持殷墟遺址發掘，確立中國歷史的可信開端。

　　對地上與地下遺產的尋找，都是要在其中發現中國，回答我們是誰、確立自己在世界文明中位置的大問題。不同在于，甲骨文等地下材料是首次出土，那些無言的地上建筑則早已矗立千年——無論寺、塔、橋、院，多數都在不同朝代中一直被使用乃至翻修維護，但只停留于實用層面，營造學社對它們的“重新發現”才激活其深層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