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0年至849年，吐蕃鼎盛時期，其勢力曾一度攻占大唐長安，后占據河西走廊及安西四鎮，歷史有百余年。在這期間，吐蕃建筑文化對當地建筑活動有何影響，吐蕃在河西走廊是否留下建筑遺跡？這一直是一個未解之迷。

　　在2017年12月隆冬季節，西藏建筑文化學者徐宗威先生就這個問題，在河西走廊及敦煌莫高窟做了實地調查和研究，并提出初步研究結論，揭開了這個歷史之迷。專家組走訪了武威、張掖、酒泉、嘉峪關、敦煌等河西走廊地區古時重鎮，拜訪了敦煌研究院，查閱了敦煌歷史遺卷等文獻資料，觀看了莫高石窟，特別是中唐時期與吐番占據河西走廓地區關系密切的部分洞窟，對這個問題做了調研，希望找出問題的答案。

　　徐宗威介紹說，這次考察的基本結論是，河西走廊沒有留下吐蕃建筑遺跡，其建筑文化影響有限。雖然在敦煌歷史文書中有吐蕃冊卷，在莫高窟壁畫中有吐蕃贊普禮佛和問疾圖，有藏族長袖歌舞圖。但這都不能說明河西走廊有吐蕃建筑的遺跡存在。對這個結論我們可以從考察的八個方面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1、寺院布局

　　河西走廊寺院眾多，在走訪的武威大佛寺、鳩摩羅什寺等寺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原地區寺院軸線和對稱布局形式。在瓜州開元寺（當地人稱塔爾寺）遺址，寺院建筑初建于唐代。現雖已坍塌，但仍可看到寺院建筑的軸線布局，及均衡布置于東西兩側的鐘樓、鼓樓建筑的臺基。在莫高石窟眾多的壁畫中，對寺院和城廓的描繪（見莫高窟壁畫寺院圖），仍充分反映著中原地區寺院和宮殿建筑軸線和對稱的布局形式。

　　西藏地區的寺院建筑布局，多為分散或自由布局形式，主要佛殿措勤大殿建筑居中，其它扎倉、護法神殿建筑散落于周圍。這樣的布局形式，是因早期吐蕃建筑遵從古代宇宙觀，有當時建造的大昭、桑耶和托林寺等為證。后期，薩迦政權建立后，強調宇宙性空佛教觀，世事無常，無我無法，放下執著，寺院和宮殿建筑布局追求隨意自然，有薩迦、丹薩替、甘丹寺等為證。但是在河西走廊和莫高石窟壁畫中均未看到寺院分散布局，隨意靈活的布局形式。

　　2、殿堂平面

　　河西走廊的殿堂建筑平面多為矩形、圓形、多邊形等居多，與吐蕃時期的建筑平面相同或相似。但是吐蕃早期殿堂建筑平面，與河西走廊地區有比較大的差異。河西走廓地區的開元寺，大佛寺，其主殿和配殿的建筑平面都是以矩形為主；而吐蕃時期的寺院殿堂，如大昭寺的覺康大殿平面，是印度的毗可羅式（亦稱支提那式）形式。即在殿堂內的三面墻體，分別修建有與大堂相連的洞室，形成殿堂主要建筑空間與若干佛殿相連的平面。

　　河西走廓寺院殿堂及莫高石窟營造中，沒有這樣的殿堂平面。部分洞窟殿堂的開鑿形式，雖然與毗可羅式相近，在洞窟大堂周圍的三面墻中間開鑿有祭臺和佛龕（當地人稱四壁三佛龕），但畢竟不是一個與其它佛殿相連的佛堂，而只是凹進墻面的一個佛龕，是佛堂中的佛龕。所以還不能說莫高石窟的殿堂平面就是毗可羅式（支提那式）平面。

　　3、結構形式

　　中國建筑作為世界三大建筑體系之一，其木構體系當為核心之特征。屋身框架、屋頂結構、榫卬構造等對木構的應用和技巧可謂爐火純青，無以復加。在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古代建筑中，均可感受到其燦爛無比的魅力。河西走廊的武威文廟、嘉峪關城、大佛寺院等歷史建筑的木構形式和做法亦令人驚嘆稱絕。

　　莫高石窟有大量壁畫充分反映了中原地區建筑屋頂、飛檐、斗拱等中國建筑的木構體系特征。而吐蕃建筑雖亦為土木建筑，但其結構形式多以柱網結構為核心特征。吐蕃建筑用土石夯筑做墻，墻體收分獨立存在，四面墻體的中間立柱，其上加梁托起屋面，此結構形式在吐蕃時廣泛使用，一直到西藏和平解放時仍在使用（見布達拉宮壁畫）。中原地區與西藏地區的建筑結構形式，在建筑承重、木架形式、榫卬構造等方面有著本質的區別。正因為結構形式的區別，對房屋數量的稱謂，在西藏地區稱有幾柱間（有幾根柱子為有幾間房），中原地區稱有幾開間（有幾開間為有幾間房）。考察期間，在河西走廊地區沒有看到吐蕃結構形式的房屋，包括在莫高石窟的壁畫中也沒有看到。

　　4、塔柱做法

　　莫高石窟大、中型洞窟的開鑿中采用了“塔柱”的做法。這對石窟承重，結構安全起到很好的作用。當地人又稱為中心柱。起初，看到這個塔柱的做法，以為總算找到了吐蕃建筑的影子。因為早期吐蕃建筑，特別是寺院建筑，遵從古代佛教宇宙觀，認為世界是有三界的，并且是由世界中心和四大洲和八小洲組成。在建筑實踐中追求世界中心的營造，并通過壇城（曼陀羅）形式追求宇宙三界的建筑氛圍。吐蕃時的托林寺、桑耶寺、大昭寺的營造都力圖體現這一佛教思想，并認為每一棟建筑，包括一頂帳篷都可以理解為是一個世界的縮影。房子和帳篷中的柱子就是世界的中心，沿著這個中心可以到達天界（無色界），沿著這個中心也可以到達地獄（欲界）。莫高石窟的佛堂也可以被理解為是一個世界的縮影，而這個塔柱，由地而生，直入穹頂，自然可以想像為這個世界的中心。但是，反復看過后，如果把塔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將佛堂看成是一個壇城（曼陀羅）的縮影，未免覺得有些牽強。

　　因為在吐蕃時期，桑耶、托林等寺院按照三界觀及壇城（曼陀羅）構想建造的建筑，都是很具像的。比如桑耶的烏孜大殿，是一棟建筑表現世界中心；而莫高石窟的塔柱，早期完全是承重結構的一部分，位置在佛堂靠后。晚期，將塔柱與佛陀背屏做了結合和處理，有的洞窟塔柱做成倒錐形，模仿佛教須彌山，繪有中原屋舍和佛教人物造像。雖然做得很巧妙也很藝術。但是這與吐蕃對世界中心和壇城的追求和做法，還是有比較大的差異。如果將莫高窟的塔柱說成世界中心，但位置不在佛堂中心；將祭壇說成須彌山，但周圍并無表現四大洲和八小洲等建筑空間。因此，莫高窟中的塔柱和須彌山做法，不能說就是吐蕃建筑或建筑文化的遺存。只能說它們表達了中原地區僧眾對佛教的信仰及方式。

　　5、屋頂做法

　　河西走廊寺院、府衙和其它歷史建筑以坡屋頂見多。莫高石窟的窟頂采用了以『人』字形和『方斗』形居多的內嵌屋頂，顯然是當地和對中原地區歇山式、硬山式等屋頂形式的模仿，而不是吐蕃寺院、宮殿屋頂的做法。在西藏歷史上的衛、藏、阿里等地區，建筑大多采用平屋頂形式，在吐蕃時期修建的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小昭寺建筑都可以看到平屋頂的做法?？拷柴R拉雅南坡的林芝地區有坡屋頂建筑，但也只是干欄式建筑，下面是木架基礎層，上面是遮雨的坡頂層，應為原始狀態的建筑形式。莫高石窟中的人字形等內嵌屋頂與吐蕃平屋頂做法是相悖的。而這種相對原始的干欄式建筑屋頂更不可能為彰顯高貴而用于佛堂之上。雖然，今天可以在西藏地區看到建筑上的金頂（坡屋頂）的做法，但這始自元朝薩迦南寺八思巴殿加建金頂之后才陸續修建的。布達拉宮上面的幾個金頂也是在清朝時期為五輩和以后數輩達賴喇嘛修建靈塔而陸續加建的。

　　莫高石窟有部分洞窟修有藻井，但不太可能是吐蕃傳來的做法，而是模仿中原地區宮殿建筑中藻井做法。東漢時，張衡作《西京賦》就有「蒂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就寫了藻井。中原地區帝王或尊者宮殿寶座上方修有藻井，以示尊貴。吐蕃時期，如果少數宮殿和寺院建筑做有藻井，早期模仿印度，后期模仿中原。

　　6、佛龕做法

　　供奉佛陀是莫高窟眾多的石窟中貫徹始終的主題。但大大小小的洞窟中供奉佛陀的祭壇，以中原地區磚砌形式、凹形平面為主。由于采用闕的形式，早期河西走廊地區的佛龕多為闕龕，莫高窟的壁畫中有比較多的闕龕。自西周以后，中原地區闕應用廣泛，有了城闕、府闕、宅闕，以示高尊，區分貴賤。

　　在西藏地區寺院建筑中，佛陀祭壇，土石砌筑，以矩形平面為主，佛龕形式更為簡潔、質樸，未見使用闕龕的形式。極少殿堂的佛龕，取吐蕃建筑中柱網形式的一對柱與弓木（見右圖），鑲嵌佛龕的背屏中，制做木質的龕套，并吸收中原地區佛龕雕畫吉祥八寶等加以裝飾，以示對佛陀和眾神的敬重。在河西走廊古代建筑和莫高石窟中未看到吐蕃佛龕作法。

　　7、佛像供奉

　　在莫高石窟的佛像供奉和形式上，與吐蕃時期的佛像供養有比較大的區別。在莫高石窟及河西走廓地區的主要佛殿中，佛像供奉規范和定制，如大佛寺，通常主殿是釋迦或三世佛的塑像，在莫高石窟佛殿主供佛是釋迦與弟子迦葉、阿難、菩薩及天王塑像。這反映了佛教傳入中原地區早期的佛像供奉形態。但在西藏地區，佛像供奉可謂變化和靈活。如大昭寺，雖然“覺康”主殿供有佛陀釋迦和菩薩塑像，但在主殿內的其它神殿中，還供有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圣賢三法王、寂護、蓮花生、宗喀巴及八大弟子、班丹拉姆、馬頭明王、度母及二十一化身塑像。雖然這些造像有些是后期塑造和擺放的，但仍可以反映出早期佛像供奉和擺放的形式。莫高窟佛像和吐蕃佛像的制作手法基本相同，但從莫高窟佛殿規范和定制的佛像供奉形式上，很難判定有吐蕃建筑文化的影子。

　　8、墻體作法

　　吐蕃建筑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墻的做法?；?、收分、邊瑪是吐蕃筑墻的主要特點。墻做得很厚，楚布寺大殿的墻基礎有4米厚，布達拉宮墻基礎有6米厚。因為完全用渣土和碎石夯筑，沒有鋼筋水泥，為保證穩定性，墻體需要向上收分，比較大的收分有15度角。為再減墻體荷載和保證穩定性，在女兒墻部分用荊草做邊瑪墻。吐蕃建筑的窗做成梯形窗洞，上窄下寬，亦增強了建筑的穩定性。在河西走廊寺院和其它歷史建筑中，以及莫高石窟開鑿中，沒有發現營造中有收分墻、邊瑪墻、梯形門和窗以及柱網結構等這些吐蕃建筑的基本原素，在莫高石窟的壁畫中也沒有看到這些反映吐蕃建筑基本原素的房屋壁畫。雖然在甘肅的天?？h和甘南地區，這些吐蕃建筑的基本原素仍然是今天建筑實踐的鮮活語言。但這些地方畢竟是藏族世代生活的地區，與當年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營造活動應無類比之處。

　　此次考察的結論，“河西走廊沒有留下吐蕃建筑遺跡，其建筑文化影響有限”。這八個方面是對這一結論作了一些技術上的膚淺分析。為什么在河西走廊和莫高石窟沒有留下吐蕃時期的建筑和建筑文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論，徐宗威就歷史文化背景做了進一步分析。

　　第一，吐蕃在河西走廊的時間較短。吐蕃攻占安西四鎮，在670年至849年，大約有180年，期間多有得失。而以敦煌為中心轄治河西走廊，在776年至849年，僅73年時間。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在河西走廊地區大量修建吐蕃風格的宮殿、寺院、衙府、民居等建筑可能性不大；或將吐蕃建筑與中原建筑融合，在河西走廊地區形成藏漢結合的新建筑形式也比較困難。當然，不排除在當時曾建造過少量吐蕃夯土房屋，但歷史上河西走廊爭戰不斷，即使只考慮時間因素，在千年之后的今天，那些建筑也早已消失在時間的長河中。

　　第二，當時中原科技文化優于吐蕃。吐蕃崛起正值中原唐朝興盛時期。中國有5000年輝煌燦爛的文化，中原地區始終是這一文化的精髓所在。至唐代時中原地區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唐時的社會制度、農耕技術、科舉考官、詩文畫作、博唐數理、房屋建筑都屬世界領先地位。特別是營造技術，中國建筑已經十分完善，其木構體系、梁柱做法、榫卬形式、磚瓦燒制、建筑規制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而這些在當時的吐蕃是不具備的，建筑技術是相對落后的。吐蕃時期的建筑中，可以看到搭建梁柱，雖有弓木，沒有榫卬；可以看到渣土筑墻，雖有石頭，但也只是河灘上的毛石，沒有加工過的條石、塊石。在這樣的背景下，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營造活動，不可能摒棄中原地區相對先進的建造方法，而承用相對落后的建造方法。

　　第三，吐蕃占據河西的要務是稅收。吐蕃攻占河西走廊時，其治理之策主要有三條，對地方原首領繼續委任封官；將百姓收列為編民；收取田畝和牛羊賦稅。三條的核心是稅收。吐蕃時期，在統一青藏高原各部之后，又繼續攻占了青藏高原的相連地區，克什米爾、新疆南部、河西走廊、南詔大理等地。各地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吐蕃占據后只能繼續依靠當地舊官，獲取稅收財富，以維系其迅速擴張的勢力版圖。從河西走廊的建筑活動看，工匠是當地的，建材是當地的，營造技術是當地的，興辦建筑活動，只能使用當地工匠和當地技術與建材，吐蕃建筑方式和方法只能暫且做罷。

　　第四，佛教在當時的吐蕃并未興盛。吐蕃崛起是在唐盛時期，松贊干布是吐蕃（悉補野部落）的第三十三代王。其前28代王篤信本教，并請有本教國師。到松贊干布之后的11代王，也只有三位王（西藏歷史書稱吐蕃三大法王）是崇信佛教的。最后一代王朗達瑪也是因崇信本教，毀滅佛教，而使強盛200余年的吐蕃瓦解崩潰。

　　面對大唐佛教興盛的局面，占據河西走廊地區的吐蕃勢力，未必會放棄本教而弘揚佛教，在當地興建新的佛教寺院。而只能順其自然，不置可否，依勢而為。在這一時期，莫高窟新開鑿的石窟比較少，只是對占據之前一些尚未完工的石窟，做了續建，使之完工。這應當是一個佐證。

　　在河西走廊的考察行程中，未看到吐蕃興建的藏式或者漢式寺院建筑。雖然在莫高窟、大佛寺、百塔寺等處可以看到巨大佛塔，但那也只是從印度佛教傳來的佛塔形式，而不能斷定是吐蕃建筑文化的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