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木結構建筑瑰寶

　　山西應縣木塔是世界上現存最高最復雜最卓越的木結構建筑，從地面到塔剎頂點總高67.31米，相當于一座22層高的現代建筑。木塔建于遼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再過36年就整整1000歲了。

　　它是一座八角五層的樓閣式木塔，一層是重檐，帶有回廊一周，此后每一層都有屋檐和平坐（也就是陽臺），最頂上是一個八角攢尖頂，頂著上部的塔剎。

　　木塔結構非常牢固，在900多年的歲月里，經歷了許多次大地震。據說當年唐山大地震時，這里的烈度也有4級左右，所有屋角的風鐸大響一分鐘，但木塔安然無恙。在20世紀20年代軍閥混戰時，木塔遭受重創，曾經身中200多發炮彈（至今木塔身上還留有大量彈痕），也未被擊倒，當時使用的炮彈可能威力有限，但也說明了木塔結構的堅固。

　　斗栱（又作斗拱）是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中重要而富有特色的結構部件。應縣木塔從下到上一共有54種斗栱，按照復雜和簡單的程度施于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功用，可謂是中國斗栱登峰造極的作品。唐代大明宮正殿稱含元殿，當時有人為它寫了一篇《含元殿賦》，里面有“云薄萬栱”這樣美麗的句子。應縣木塔的斗栱千千萬萬，絕對也可堪稱“云薄萬栱”。

　　應縣木塔經歷了那么多次地震沒有倒，斗栱起到了重要作用。斗栱把一個大結構構件變成很多小木塊，互相之間又有榫卯聯結在一起，地震時產生的力是一個水平方向的寸勁，一個很大的構件，或者一個很堅固的節點，可能一下就被地震摧毀，可是由于斗栱是很多小木塊組成的，彼此之間還有一定縫隙，起到很好的緩沖作用，用術語說它成為一種“阻尼裝置”，地震的能量被它慢慢地消耗掉了。

　　應縣木塔結構的最突出成就在于它采用了“筒中筒”式結構，即由外柱一周和內柱一周形成外筒和內筒（北宋《營造法式》稱作“外槽”和“內槽”），二者之間以斗栱和梁架相連，形成無比堅固的結構體系。現代摩天大樓也基本都是采用此種結構，并且以“內筒”作為交通核心，設置樓梯、電梯、機房等，“外筒”作為辦公或居住空間。應縣木塔與此相反，“內筒”作為各層供奉佛像的空間，“外筒”邊緣設置樓梯，并且留有信眾環繞禮佛的回廊，甚至還有一周平坐（陽臺）可供觀景，設計獨具匠心。由于上述富于智慧的設計，應縣木塔在中國古代佛塔歷史上最杰出的貢獻之一，就是它的“得房率”很高。中國歷史上最高的北魏洛陽永寧寺塔，比應縣木塔還高兩倍，可是它“得房率”很低，在應縣木塔設置佛像的中央位置，永寧寺塔是一根巨大的從上到下的剎柱，而為了穩定這根剎柱，還要在它旁邊筑起巨大的夯土墩，相當于應縣木塔內槽所有的面積在永寧寺塔里就是一個大土墩，然后沿著土墩的四面開龕造像，進到永寧寺塔的每一層，就像進了一個云岡石窟的“塔廟窟”（即中央為巨大塔柱，四周有回廊可供轉塔的石窟）一樣，只剩下很狹窄的空間可以轉一圈了。而在應縣木塔的標準層，中央八角形的內槽里供奉大量精美的塑像，外廊還有很寬敞的一周，光線也很好，人們可以欣賞佛像。這是應縣木塔比永寧寺塔大為進步的地方。

　　應縣木塔周身有大量珍貴的題匾。其中，三層的金代“釋迦塔”匾額是所有牌匾里最古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把應縣木塔正式的名稱記錄了下來，應縣木塔的全名叫作“佛宮寺釋迦塔”。木塔上有三塊最重要的匾額，它是其中之一。此外，最頂層的“竣極神功”匾是明成祖朱棣題的，四層的“天下奇觀”匾是明武宗朱厚照題的。

　　1970年代維修這木塔的時候，對其各層的大佛進行了細致的考古工作，人們在四層的大佛內部發現很重要的文物。大佛是木骨泥塑，在其中央木骨架上有一個凹槽，里面擺著很多寶物。其中一件寶物是個銀盒，本來也屬于這里，卻是在之前的1966年前后被人在三層塑像蓮座旁發現的。專家推測，之所以那件銀盒會單獨出現在三層，可能是有人當時盜了寶物，又暫時帶不出去，就藏到三層去了。結果那個銀盒卻先被發現了，而與銀盒同批的其他寶物要等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重新發現。佛肚里則有大量的佛經、畫卷，在古代叫作裝藏。木塔的佛像其實是木骨泥塑，里面有木骨架，外頭糊泥，然后彩塑。在外頭糊泥之前要先把這些裝藏都做好。

　　木塔二層的大佛也做了考古工作，出土了類似的佛經、寶物等。這些佛像里總共出土了一百多件遼代文物。其中，那個小銀盒是所有文物中最寶貴的，里面發現了佛教的七珍以及佛牙舍利。

　　出土的遼代佛經也很珍貴，填補了中國佛教史，甚至是印刷史上很大的空白。有趣的是，許多出土的佛經來自北京地區，在遼代，應縣這一帶屬于遼西京（大同）附近，北京當時則是遼南京，印刷業很發達，應縣木塔佛肚子里藏的佛經，很多都是在北京印好然后裝藏到這里的。

　　2.木塔為何歪斜

　　應縣木塔的歪斜已經眾所周知。木塔面臨的問題是，整體有一點傾斜，其中二層、三層的柱子自身還在內部傾斜，柱子發生歪斜最嚴重的地方是在二層。

　　可以看到，木塔的這些歪斜柱子上都有十字標靶，這是文物保護工作者定期對它們進行監測使用的。比如今天這個時段，用儀器測了這個標靶的空間位置，過一段時間再來測一次，如果它的空間位置發生了位移，就能監測它發生形變的程度。

　　木塔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加固，從那時到現在一直有小的維修加固。這些工作暫時可以保證木塔的安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加劇木塔傾斜有很多因素，比如木塔的自重非常大，然后風荷載、不可預計的地震、此前戰爭引發的破壞等等，都會對它產生影響。

　　還有一方面的重要影響是，木塔結構在歷史上受到了本不應該有的人為破壞。了解木塔“暗層”的重要結構作用后，就會知道它受到的破壞是多么不應該，多么致命。

　　比如木塔的第二層，實際有1.5層的高度，“明層”上面還有一個完整的結構層，也就是“暗層”。實際上應縣木塔一共包含5個明層和4個暗層，外觀看起來是5層，內部加上暗層實際共有9層。暗層（即結構層）和明層有很大的差別，明層只有垂直方向的柱子和水平方向的梁、枋、闌額等，可是暗層里有很多斜撐，斜撐過去的術語叫“斜戧”，它產生了很多三角形的構架，更加穩固，有點兒像現在大跨度建筑喜歡使用的桁架結構，在很多倉庫、機場都會見到這種結構形式，只不過現代一般是用鋼架，而應縣木塔中是木頭的桁架結構。過去有很多人表示遺憾，認為中國古建筑只會用梁柱體系，不會用三角形結構，其實他們不知道，中國古代匠人在蓋樓閣、佛塔這種高技術的木結構建筑時是要用到三角形結構的，一般就藏在暗層里。

　　用現代術語來說，暗層其實就像“圈梁”一樣，把整座塔緊緊箍住了。原來應縣木塔的每一個明層也有很多類似這樣的結構，過去塔內只有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各開一扇門，其余現在看著是格子門的地方過去都是墻，墻內暗藏玄機，里面帶有斜撐，外面糊上泥墻，雖然當時外觀沒有現在玲瓏剔透，可是結構非常穩固。

　　而在20世紀30年代，當地的鄉紳們不知道木塔的這個結構原理，可能是出于想讓木塔外觀更加玲瓏剔透的愿望，于是竟然一層一層地把這些墻全部拆光了。

　　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在20世紀初拍攝的應縣木塔照片，呈現的是塔的原貌。到20世紀30年代梁思成來測繪的時候還保留了一些明層的外墻，所以他知道原貌是什么樣，他畫立面圖的時候也是那么畫的。可是到了梁先生第二次來應縣木塔補測一些數據的時候就發現，墻已經都被拆光了。對于木塔來說，這些墻其實是帶有結構作用的，里面的那些木骨架是尤其重要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木塔二至五層，沒有了外墻（內含斜撐），光線充足，顯得豁然開朗，然而實際上這是以破壞這座塔的結構，讓木塔發生危險為代價的。

　　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是最早發現木塔歪斜并發出呼吁的人，不過，他的呼吁在很晚才被大家聽到。他們測繪木塔是在1933年，后來又進行了一次補測，梁思成完成測繪報告大概是1935年，那時營造學社已經準備把這份報告和其他一些講中國古塔的專論一起出一本書。可是后來全面抗戰爆發，報告遺失，梁思成一路顛沛流離，去了四川李莊，在那里繼續中國建筑史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到清華創辦建筑系，可是直到去世他也沒有見到這份報告。甚至到2001年，紀念梁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出版《梁思成全集》（九卷）時，也沒有收錄。又過了幾年，在當年的文研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前身），終于找到了報告原件。

　　在這份失而復得的報告《山西應縣佛宮寺遼釋迦木塔》中，梁思成先生在緒論里有一段大聲疾呼：“民國二十□年木塔遭受了最大的厄運，邑紳們將各層灰墻及其內斜戧拆除，全數換安格子門，不惟各壁內原有的壁畫全成塵土，而且直接影響到塔身之堅固上，若不及早恢復，則將不堪設想了。”

　　3.木塔修復方案的討論

　　大概從20世紀90年代起，很多專家參與了如何扶正應縣木塔的討論。比較流行的有四種設想。

　　第一種是最傳統的落架大修，因為中國木結構建筑就像搭積木或者搭樂高一樣，那么可以把這個“積木”拆了，哪些部件壞了就替換，重新裝回來，這是傳統的做法。比如晉祠的圣母殿就經過落架大修。

　　可是，這座木塔這么大，敢不敢拆？拆完了能不能裝起來？這座木塔還有這么多的塑像、壁畫，構件上還有那么多彩畫，拆完了有可能都會遭受破壞，所以雖然有人提議，但暫時沒有展開這么大規模的行動。

　　第二種是有人建議全身加固法，既然目前重要問題出在塔的二層、三層，那么就做一個巨大的八角形大鋼架，從外槽也就是回廊的位置，從一層一直穿到三層。四層、五層問題不大就不動了。

　　這樣的做法雖然能加固木塔，也不用把構件換掉，保持了木塔的原貌，但是光裝這個鋼架就要破壞好多構件，而且它自己肯定要受力，它的基礎要往哪放？這個想法雖然很新穎，但真要實施也要動大腦筋，而且挑戰非常大。

　　第三種是折中一點的方法，叫抬升法。有人設想，能不能把三、四、五層加屋頂當作整體從下面頂住，或者從外頭吊起來，把二層修好以后，再讓它們落回來。

　　這種方法想想也挺難。第一是能不能頂住上面的幾層？第二是等到二層修好了，能不能放回去？木塔結構之間各種關聯錯綜復雜，如果真要把它分開再合上，其實也面臨巨大的挑戰。

　　第四種是相對保守的，也就是好好調查目前二、三層失穩的構件，對它們進行局部加固，然后等待將來更好的方案出現。

　　以上是目前提出的幾種主要方案。清華大學建筑學院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館長劉暢老師長年關注如何對木塔進行維修。他認為，目前的四個方案，其實都是關注對木塔最嚴重的結構問題如何進行處理，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如何做“骨科”的活兒。但實際上木塔的保護不光是骨科的事，還需要皮膚科、肌肉科，甚至精神衛生科，用“各科會診”的方式來進行。他認為，我們這代人的工作，就是要把保護木塔的相關研究進行拓展，核心的任務是如何把“三甲醫院”的技術力量全部用在木塔上。

　　4.梁思成夫婦與木塔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調查研究中國古建筑的最佳搭檔，過去測繪古建筑經常要爬梁上柱，林徽因巾幗不讓須眉，穿著旗袍就攀上斗栱和梁架，而且她很自豪地說過，自己是第一個登上天壇祈年殿屋頂的女性。

　　1933年這次測繪應縣木塔，林徽因由于家庭的原因，遺憾未能參加，梁思成就天天寫信把測繪的過程寄給她看。林徽因心血來潮，給梁思成他們的測繪工作來了一場“直播”——她把這些信加上自己的文章，發表在當時天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這是“木塔下的情書”。

　　在文章中，林徽因描繪了梁思成來木塔之前就對它朝思暮想的那種感覺：“思成自從知道了有這塔起，對于這塔的關心，幾乎超過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臉的時候，他會說‘上應縣去不應該是太難吧’，吃飯的時候，他會說‘山西都修有頂好的汽車路了’。走路的時候，他會忽然間笑著說，‘如果我能夠去測繪那應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話常常沒有說完，也許因為太嚴重的事怕語言褻瀆了。”

　　其實，那時候的梁思成先生連一張清楚的應縣木塔照片都沒見過，于是“他想了這么一個方法，寫封信‘探投山西應縣最高等照相館’，弄到一張應縣木塔的相片”。因為他不知道誰是收件人，所以他就在信里說，請幫忙照一張應縣木塔的照片，并且在里面放了一個銀圓。

　　后來，那個照相館真的把照片寄來了，還不收錢，林徽因說“這照相館的索價也很新鮮，他們要一點北平的信紙和信箋作酬金，據說因為應縣沒有南紙店”。

　　梁思成還記錄下了自己看到應縣木塔的第一感受，他寫道：“今天正式地去拜見佛宮寺塔，絕對的Overwhelming，好到令人叫絕，喘不出一口氣來半天……我的第一個感觸，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幾體投地的傾倒！”他的第一反應是林徽因要是在木塔這邊就好了，可以跟他一起分享這個快樂。最后他總結說：“這塔真是個獨一無二的偉大作品。不見此塔，不知木構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極了，佩服建造這塔的時代，和那時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師，不知名的匠人。”

　　他們二人那種對古建筑的激情澎湃的熱愛躍然紙上。

　　梁思成和莫宗江當年花了整整兩個星期來進行測繪，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后人看到的應縣木塔立面圖、剖面圖是成圖，實際上測繪工作要先畫測稿，他們通常是在坐標紙上用鉛筆打草稿，更重要的是在稿子旁邊，把要量的尺寸線都標好，通常一層塔會量上百個不同的尺寸，然后梁先生、莫宗江一起配合拉皮尺、記數據，甚至要用到一些測量儀器，把這些數據全都保留好，將測稿帶回北平繼續工作，在測稿的基礎上才能畫出最后那些美輪美奐的圖紙。

　　完成我們看到的那些成圖，背后是厚厚的一本測稿，要通過測各層的平面、立面、剖面，甚至很多斗栱、梁架的大樣，最后才能準確畫出一個全圖。成千上萬的構件，每一個都要精心測量。這是巨大的工作量，他們用兩周時間完成是非常快的。即便如此，當時他們測到塔的第五層（即頂層）時，真正的挑戰才開始。應縣木塔五層的天花板和藻井之上還有暗層梁架，然后再往上還有一個高11米多的塔剎，而且他們如果想去測量那個塔剎，就得爬到屋頂上頭，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梁思成他們當時帶了科學的測量儀器，他給林徽因的信里說了，每層的檐口和塔剎用儀器測，但他們還要爬上去測量。因為儀器只能給塔剎測個高度值，然而塔剎造型很復雜，有覆缽，有相輪，有各種雕飾細節，梁先生測繪的要求非常細致，要把每個構件都測下來，就只好爬出屋頂去工作了。

　　據莫宗江晚年回憶：“當我們上到塔頂時已感到呼呼的大風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剎還有十多米高，唯一的辦法是攀住塔剎下垂的鐵鏈上去，但是這九百年前的鐵鏈，誰知道它是否已銹蝕斷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雙腳懸空地攀了上去。我們也就跟了上去，這樣才把塔剎測了下來。”

　　他們這么奮不顧身地做學問，除了科學精神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年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們其實在和日本學者進行一場學術競賽。

　　研究中國古建筑，中國人起步其實比較晚，西方人起步較早，日本人緊隨其后，而且日本人比西方人做得要好。比如伊東忠太，作為日本重要的建筑史家，1901年就開始考察中國古建筑，那一年梁思成先生才剛剛出生，伊東忠太是梁啟超那一代的人。他和低他一屆的學弟關野貞，在中國做了地毯式的考察，等到20世紀30年代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時，他們已經是這方面的專家了。

　　伊東忠太來營造學社演講時直接說，研究中國古建筑，我們日本學者來做實物的田野考察好了，你們中國學者就配合我們做文獻工作吧。而在1931年完成的《中國建筑史》一書中，伊東忠太又進一步宣稱：“研究廣大之中國，不論藝術，不論歷史，以日本人當之皆較適當。”

　　可以想象梁思成、林徽因等營造學社成員，當時受了多大的刺激。所以從1932年他們開始研究宋遼金建筑和北宋的《營造法式》一書時，每遇到一個珍貴案例，他們一定全力以赴，將調查研究做到極致。在翻閱相關歷史記錄時，仍能感受到他們當時心里憋著的這股勁。

　　中國營造學社的前輩們調查研究古建筑的往事，尤其是梁思成、莫宗江測繪應縣木塔的經歷，充分體現了他們的科學精神和愛國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