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郊壇遺址發現于2002年，緣于浙江省第三次歷史文化遺產普查，2005年被列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由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對其進行考古發掘，得出“早期遺跡，可上溯至宋乃至五代。錢王摩崖題記的刻文和登云臺位置的確定，宣示吳越郊壇就在此處。”的結語。2009年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鳳凰山管理處對周邊環境加以整理，使吳越郊壇遺址成為玉皇山南重要的景點，供游人參觀。筆者也一直對該遺址進行更深入的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除了對其地理位置的準確性、摩崖題記的真實性試作進一步考證外，結合相關的歷史文獻，還對吳越錢氏郊壇被重新發現的重大研究價值、后梁武肅王郊臺題名的書法風格等作了簡要分析，現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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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郊壇遺址位置及環境

　　吳越郊壇（天真院）遺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區玉皇山南側支脈天真山上。遺址面積達2850平方米，依地勢，可將遺址分為三層平坦的臺地，每層間以踏步相連，遺址第一層臺地海拔高度約115米，面積達2500平方米。現遺址處植被覆蓋良好，多為常綠、落葉闊葉樹種，尚有灌木、藤蔓之類和小片竹林。

　　天真山之名源自宋時山上之天真院，多名為“天真院山”，而玉皇山之名始于明代，因明時山巔有玉皇廟，故名。玉皇山在宋時稱龍山，又名臥龍山，后又有龍華山之名。五代時亦稱龍山，又傳因吳越王曾從明州（今浙江寧波）迎取阿育王塔供奉山上，而有育王山之名。

　　玉皇山位于西湖之南，錢塘江之北，東接鳳凰山，西連南屏、大慈諸山，海拔240米，總面積達78萬平方米，山體由石灰巖構成。玉皇山上的人文景觀眾多，尚有福星觀、白玉蟾井、天一池、七星亭（七星缸）、紫來洞、慈云嶺造像、天龍寺造像、慈云嶺古道及歷代題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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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郊壇遺址主要文物分布現狀

　　天真院舊名“登云臺”，后梁龍德元年（921年）吳越王錢镠所置，為吳越國郊天之所。臺側有靈化洞，洞內曾有石刻“吳越山川幾落暉，登臨轉步入云扉”，據傳，吳越錢武肅王曾以靈化洞內之土埋荊棘、護石臺，又借松樹圍起龍旗，在鸞輅遮擁下，祀圓丘、慶六飛。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額“天真院”，院內有靈化洞、登云洞。宋時的靈化洞，深入百余步，下闊十余丈，巖石上有蘇東坡和林和靖的題刻，今已不存。元代應多沿用舊有建筑，但年久失修，損毀嚴重，到明代時僅存一庵，且已易名為“天真禪寺”。

　　明成化間（1465-1487年），毒峰善禪師重建殿宇，更名“上天真寺”，毒峰善禪師圓寂后，其真身以缸龕覆蓋，置于殿后石洞中，留有《毒峰語錄》十卷，存于寺中。清時復名“天真禪寺”，亦稱“天真寺”。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甘肅王明玉、四川陳誠禎和浙江楊宗元募化重修靈化洞及寺院，并于洞內石壁上題刻此事。1934年有善士捐造古登云臺路石階，并留題刻于路旁石壁上。抗日戰爭期間，靈化洞曾遭日軍火焚，及至解放初期，寺院建筑被毀殆盡?，F存三層遺址上散布著多處歷代遺跡，如靈化洞、登云洞、朱天廟、甘露井、午夢床及10余處摩崖題刻。

　　后梁武肅王郊臺題記、靈化洞、甘露井、朱天廟洞位于一層平臺。后梁武肅王郊臺題記位于第一層平臺北側石壁上，刻于后梁龍德元年（921年），正書，共4行29字，字徑9厘米，題記全文為：“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置”，書體工整，鑿刻精良。

　　靈化洞位于第一層平臺東端。由石壁相夾而成，屬天然溶洞。洞內原有蘇東坡、林和靖等名人題刻，今已不存?，F存靈化洞為甘肅道人王玉明等人募化重修，近洞口處有題刻記錄此事，龕高54厘米、寬113厘米，其題款為“光緒二十五年三月開”，落款為“道袖甘肅王明玉、四川陳誠禎、浙江楊宗元募化重修。”正文為正書，字徑為11厘米見方，題款、落款略小。

　　甘露井甘露井位于一層北側石壁前，后梁武肅王郊臺題記下方，井圈系水泥建造，為近現代改建，井壁為石砌，呈圓筒狀，水質至今仍甘醇清洌。井壁上有“甘露井”摩崖石刻，豎列正書，字徑18厘米。

　　“民國甲戌歲…”題刻：位于一層平臺東端，靈化洞右側，靠近古登云臺石階。龕高70厘米、寬40厘米，全文為“民國甲戌歲大善士韓君子林重修古登云臺路住持何月昶□石”，四行正書，正文字徑10厘米見方，題款、落款略小。民國甲戌歲當為公元1934年。

　　朱天廟位于一層平臺北側石壁的西端。清代由民間捐資修建，將明崇禎皇帝奉為朱天菩薩，何月昶是朱天廟最后一任住持。據《說杭州》記載：“是月（即四月）二十四日，為朱大王君生日，杭人崇奉之，茹素有經月之久者，名曰朱天素。亦有行會之事。廟宇不止一處，而以在下城之倉橋者香火為最盛，實則明之崇禎皇帝也。朱者其姓，君即皇帝也。手執一環，即自經時之環也。被發者，其自經時之狀態也。崇禎尚非無道之君，而又能身殉社稷，故杭之遺黎哀而廟祀之。恐觸清帝之忌，故只能隱約以為表示。四月二十四日，為崩后五七之日。年隔三百，遺黎都盡，數典忘祖，但以邀福而已?！泵駠鴷r香火尚旺，至今香客仍絡繹不絕。

　　二層平臺有“午夢床”石刻及石床、建筑構件等遺跡、遺物。石床位于二層的北面巖壁下，有隆起處為石枕，似古代靠榻。石質細膩，年代久遠。石床上方崖壁上有題刻“午夢床”三字，為清“桐城書畫派”杰出代表---吳廷康所書。吳廷康，字元生，號康甫，又號贊甫，一作贊府，別號晉齋，晚號茹芝，安徽桐城人。官浙中數十年，精金石考據，篆、隸鐵筆。題記當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5年），正文為廟篆，橫書，字徑25厘米見方，落款為行楷。二層右側有通往三層平臺的石階，崖壁左側旁有人工堆砌痕跡。

　　據《淳祐臨安志》、《湖山便覽》、《西湖游覽志》等史籍記載，吳越郊壇遺址歷經宋、元、明、清至今，在長達千余年的歲月中，常被作為古跡加以修繕，因而遺址的兩處平臺保存情況尚可，歷代的摩崖題刻保存基本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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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郊壇遺址重新發現的重大價值

△錢王題刻

　　1、吳越郊壇遺址是研究吳越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實物佐證

　　后梁開平元年（907年）五月，錢鏐受封為吳越王，至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五月錢俶納土歸宋，吳越國經歷了三世五王，有國七十二年。在此期間，吳越錢氏諸王在政治上推行善事中原、保境安民政策，奉中原政權為正朔，稱臣納貢，在建立擴張霸權的同時，盡量減少境內的戰爭。在征得中原統治國的允許下，在境內實施“建國之儀”，其“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而且住所稱宮殿，府署稱朝廷，夫人冊封為妃子，屬官皆稱臣，除此之外，還建立了宗廟制度。據《咸淳臨安志》卷七四《祠祀?錢王太廟》，在錢鏐的故鄉臨安曾有錢王太廟。另據《通鑒考異》載：吳越三代國王除弘倧、弘俶外都有自己的廟號，錢鏐為太祖、錢元瓘為世宗、錢弘佐為成宗。吳越并且在境內私立年號，后梁開平二年（908年）即稱天寶元年，以后尚有兩次改元。另外還使用宦官、設置百官，在其所統轄的區域中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王國體系。同時，鼓勵工農業生產，促進經濟文化繁榮，在錢氏三代五王的經營下，吳越國成為當時富甲一方的王國。因此，錢鏐在國力日漸強盛的梁龍德元年（921年），按照“兆于南郊就陽位”的古制，在其都城南郊，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玉皇山支脈——天真山的山頂，設立郊壇，舉行郊祭，完善其獨立王國的體制。

　　2、進一步確證了鳳凰山、玉皇山一帶為吳越時期的政治活動中心。

鳳凰山、玉皇山一代遺址分布圖

　　吳越郊壇所處的位置鄰近鳳凰山、玉皇山，距吳越宮殿所在的鳳凰山不足百米。其東側有錢鏐開鑿于后梁貞明五年（919年）的慈云嶺古道、錢弘佐天福七年（942年）創建資延寺時鐫刻的慈云嶺造像；西南則有乾德三年（965年）錢弘俶創建的天龍寺造像。郊壇北靠玉皇山主體，其面南處則為吳越錢氏家族的御用墓葬區，至今已發現了吳越國王錢元瓘、錢弘佐及錢弘俶生母吳漢月等重要人物的墓葬。從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受錢氏重視的程度來看，這里應該是錢氏建置郊壇的理想之所。特別是吳越國王錢鏐為建郊壇而鐫刻的摩崖題記“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置”，更是印證了《淳佑臨安志》、《西湖游覽志》、《方輿勝覽》、《兩浙金石志》等文獻中關于吳越郊壇的記載。因此，無論從史籍中，還是從現存的十余處吳越遺跡中，都可以證實鳳凰山、玉皇山一帶曾是吳越錢氏“三代五王”所青睞的“風水寶地”，他們將郊壇、祠堂（最初的表忠觀位于玉皇山南妙因山上）、墓葬等關系前途命運的重要活動都選擇在這里舉行，可見這一區域在錢氏心目中的地位了。

　　3、為研究古代帝王郊祭禮制提供了又一實物資料，同時也為確定南宋郊壇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

　　古代帝王為顯示自己不同于一般凡夫俗子的尊貴，稱自己為“天子”，受“天之命”統治一方。所以，自周代起就形成了稱帝王者必于其都城南郊設立郊壇，舉行“郊祭”，向世人昭示其“天子”身份的規制，以達到進一步鞏固政權的目的。“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我國古代帝王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動，大致可分為郊社（祭神）和宗廟（祭祖）兩大類，其中郊社的重要性又在宗廟之上。郊社中祭天是最重要的，只有皇帝（天子）才有資格，諸侯與大臣是不允許以自己的名義搞祭天活動，祭天是確立天子身份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儀式。吳越國王錢鏐于后梁龍德元年（921年）建置祭天的郊壇，通過與天對話，從而確立其王者的身份。

《咸淳臨安志》“西湖圖”局部姜青青復原

　　祭天儀式通常在都城的南郊“圜丘”舉行。據《禮記?郊特牲》載：兆于南郊就陽位也。以天為乾陽，南方屬陽位，故祭天必須在都城的南郊舉行。吳越郊壇遺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麓——即其支脈天真山山頂，所處位置為吳越都城西都（今浙江省杭州市）南郊，距吳越宮殿所在的鳳凰山不足百米。圜丘為圓形祭臺，以應古人“天圓地方”的傳統觀念。圜丘的建筑格局規定嚴格，歷朝正史的《禮志》或《祭祀志》中都詳細記載了“壇遺之制”。《淳佑臨安志》卷九亦有記載?，F存遺址雖已看不出圜丘的形制了，但從遺址的三層平臺以及平臺之間數十級臺階、山體間墊鋪的長方形大石塊中，還是可以看出人工壘筑的痕跡。

　　南郊祭天的日子一般定在冬至日舉行，據《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南宋楊復在《文獻通考?郊社一》中說：“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這就是“郊祭”定在冬至日的理由。從遺址現存的吳越國王錢鏐為建郊壇而鐫刻的摩崖題記中，我們知道吳越郊壇建于后梁龍德元年（921）十一月一日，正為冬至即將到來之日，這一日期正好證明了“南郊祭天的日子一般定在冬至日舉行”的古制。

　　另外，南宋建都杭州，其宮殿是建在吳越宮殿的基礎上的，其城市布局也如同吳越的“南宮北城”，政治活動場所亦多在鳳凰山、玉皇山一帶，因此，吳越郊壇遺址的重新發現，也為確定南宋郊壇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

　　4、后梁武肅王郊臺題記具有獨特的書法、文物、文獻價值。

△《錢鏐、錢俶批牘合卷》浙江博物館藏

　　后梁武肅王郊臺題記保存之完好、史料價值之重大和書法價值之重要在國內亦屬罕見。該題記書法風格為典型的晚唐御書手所書，與浙江博物館所藏的吳越國王手跡相互印證。書法結體嚴謹，線條凝練爽利，布局森然，具有較高的書法價值。摩崖刻文確認了郊壇的位置，更在考古學和文獻學上印證了阮元《兩浙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編》、陸增祥的《寰宇訪碑錄》以及一系列的從元代開始的文獻。日本《語石》一書中亦有詳細記錄題記的方位、尺寸、每一個字的大小，甚至有其拓片保存。

　　正史記載，后梁龍德三年（923年）錢鏐受封吳越國王，正式建國。后梁武肅王郊臺題記刻文表明吳越王錢鏐在朝廷冊封前已自稱“吳越國王”，而龍德二年（922年）十二月錢鏐發給崇吳禪院長老僧嗣匡的牒文上仍署“都元帥吳越王”。題記證明了“鏐雖外勤貢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于其國”屬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