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閣位于聊城市古城區萬壽觀街東首路北楊氏宅院內，是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和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之一。由清代江南河道總督、著名藏書家、聊城人楊以增創建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歷經四代人悉心相守，總計藏書四千余種，二十二萬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萬卷，凝聚著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

　　海源閣藏書樓為單檐硬山脊南向樓閣，面闊三間，上下兩層，下層為楊氏家祠，供楊氏先人牌位，上層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處。樓檐正中懸有楊以增手書“海源閣”匾額，額后有楊以增自題跋語。閣下正中兩柱上有“食薦四時新俎豆，書藏萬卷小瑯嬛”的楹聯。閣前有長廊式讀書亭兩座，閣后五進院為明清版本藏書處，北有瓦房五間，東西瓦房三間。海源閣藏書樓的樓主是楊以增，但其藏書始于他的父親楊兆煜，經過楊以增、楊紹和、楊保彝、楊承訓四代人的努力，上百年的積累，總計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4000余種、22萬余卷，金石書畫不勝枚舉。其藏書之宏富，版本之精善，文物之豐富，海內聞名。中國歷史博物館將海源閣與江蘇常熟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樓”、浙江吳興陸心源的“弼宋樓”并稱為清代四大私人藏書樓。還將海源閣與北京的“文淵閣”、“皇史宬”、寧波天一閣并列為中國歷史上官私藏書的典范。海源閣為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道光五年（1825），楊以增秉承父業立志藏書，開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他多次易地任職，廣交文士，接觸和收集了許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為父守喪，開始建藏書樓，取《學記》中“先河后海”“涉海而能得所歸者”之意，取名“海源閣”。當時，清政府統治腐敗，社會動蕩，官僚豪門歷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落于民間者。楊以增利用居外為官之便，輾轉于吳越間，將當地數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獻幾乎盡數收集起來，沿運河用船運至聊城。此外，他還通過各種關系和不同渠道，巨資購得不少私人珍貴藏書。太平天國起義時，楊以增正在江蘇清江浦任職，購得蘇州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大部分藏書。黃丕烈系乾隆年間舉人，喜歡藏書，搜集宋本圖書百余種，專辟一室，名曰“百宋一廛”，又稱“士禮居藏書”。楊以增得到了黃丕烈的藏書，為海源閣藏書初步奠定了基礎。

　　楊以增收集、購買書籍時，特別注意鑒別書籍的真偽和收藏價值，大多經過梅曾亮、高均儒、吳熙載等文人、鑒賞家的鑒別，因此，所收購書籍大都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海源閣樓上藏宋元精槧，樓下為宋、元、明和清初版、殿版、手抄本；另將帖片、古物、字畫貯于閣的后院，凡五間，皆至充棟。另辟有“宋存書室”，因得宋版書《詩經》《尚書》《春秋》《儀禮》《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遂稱“四經四史之齋”。咸豐年間，江浙藏書家多不能自守，他乘機又購得鮑氏“知不足齋”、秦氏“石研齋”、惠氏“紅豆山莊”、方氏“碧琳瑯館”藏書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寧陳仲魚、陽湖孫淵如、大興朱竹君等海內名家部分藏書，復借主管河道之便，用糧船運至聊城。藏書世家延綿祖孫四代，卻在1930年被軍閥、土匪掠劫損失大半，流散他人更不在少數，只有一小部分經文獻學家王獻唐等人整理輾轉收入國家圖書館和山東省圖書館。陳登原先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傅增湘先生的《海源閣藏書紀要》書中甚為詳實地考察記錄了海源閣藏書的聚散流亡過程。

　　1956年，海源閣被山東省列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2年，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毛澤東主席贈送他一部《楚辭集注》作為禮物，這個珍貴的禮物是海源閣藏書的影印本。《中國版刻圖錄》收錄海源閣的書影44種，標點本《二十四史》前四史也是以海源閣藏書版本為主要參考排印的。1992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在原址按原結構樣式重建，落成之際，海內外名流紛紛題字作畫致賀，館內現藏有李苦禪、啟功、沈鵬、劉炳森等名家字畫數百幅和大批圖書文物。胡喬木題寫的“一人致力萬人受惠，四代藏書百代流芳”楹聯，如今醒目地懸掛在海源閣大門兩側。可以說，海源閣藏書曾為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現在作為文化地標，也昭示和催生著一個書香社會的逐步形成與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