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學界的前輩吳晞先生曾說：“如果沒有近代社會西方思想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中國的藏書樓再發展若干世紀，也沒有可能自行演變成為西方式的近代圖書館。中國的舊式藏書樓中缺乏進化演變成為近代圖書館的基本機制，主要是缺少面向社會開放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成為新式圖書館產生的母體。中西圖書館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但中國社會在“西方思想文化沖擊”之前真的沒有公共圖書館嗎？或者說，傳統中國的藏書樓真的缺乏公共性、開放性嗎？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聚集到中國宋代，看看那時候的藏書樓形態距離近代的公共圖書館有多遠（或多近）。

　　宋代的藏書機構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私人藏書機構。說起傳統中國的私人藏書樓，相信許多人立即會想到明代藏書家范欽建造的“天一閣”。天一閣的藏書是嚴禁外借的，但天一閣只是傳統藏書樓的極端形態，很難說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們去檢索宋代藏書家的史料，不難找到開放的私人藏書樓。

　　如北宋初胡仲堯，“累世同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北宋藏書家王欽臣，“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每冊不過三四十頁，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以及子弟觀之。”另一位北宋藏書家宋敏求，家有藏書數萬卷，“居春明坊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僦值常高一倍。”

　　宋代的私人藏書樓當然還不能等同于近代的公共圖書館，但不妨說是公共圖書館的雛形。史學前輩陳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說：“宋人之藏書家者，已能兼為圖書館之事業。”實際上，西歐社會的許多公共圖書館也是從私人藏書機構開放而成的。

　　第二類是社會團體藏書機構。社會團體藏書機構主要為寺觀藏書樓與書院藏書樓。寺觀藏書樓有點像西歐的教會圖書館，但宋代寺觀藏書樓的開放性，遠大于同時期的西歐教會圖書館，不但內部的僧侶可以閱讀，外面的讀書人也可免費借閱，而且，寺觀還向讀書人提供短期借宿的場所，對于那部分家境貧寒、無力入學的士子來說，寺觀藏書樓無疑給了他們一個汲取知識的公共渠道。

　　宋代書院藏書樓則有點接近西歐中世紀的大學圖書館。宋朝為書院興起、鼎盛之時，許多士大夫都致力于創辦書院，許多書院都收藏有豐富的圖書，如南宋人魏了翁創建的鶴山書院，其藏書樓“尊經閣”藏書多達10萬卷。書院藏書樓，當然是供師生借閱的公共設施，而非書院創辦人的私有、私享之物。

　　第三類是國家藏書機構，主要是昭文館、集賢館、史館三館和秘閣。此外，國子監、舍人院、御史臺、司天監等中央機構也設有藏書處。宋朝君主明明白白說過，國家之所以設置三館秘閣，“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從常理判斷，既然三館秘閣是國家儲才、育才機構，那必定要對一部分士大夫開放，供他們閱讀藏書，否則如何儲才育才？從史料透露的信息來看，宋代國家藏書機構的藏書也確實允許文臣學士入閣閱讀或借出閱讀。

　　第四類，地方藏書機構。宋朝中央設有國立藏書樓，地方也建有州立藏書樓、縣立藏書樓，就如天下士子散于各州縣，這些地方性的藏書樓也分布于各州縣。如資州的“聚書樓”與“博雅堂”，建康府的“紬書閣”，慶元府的“重樓”，揚州的“藏書樓”等等。這些地方藏書樓的圖書，都是允許地方士子借閱的。

　　以上可見，宋代中國已經產生了具有公共功能的圖書館。而且，圖書館數目并非少數，而是形成了一個覆蓋面極廣的圖書館網絡。雖然宋代的圖書館無論數量、藏書規模，還是開放性與公共性，都不可與現代的圖書館相提并論，但顯然，從傳統藏書樓到現代圖書館，并不是“兩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而是圖書館的開放性與公共性不斷擴展的一個過程。

　　古代的讀書節又是什么呢？當時古代還不叫“讀書節”，叫做“曝書會”。過去每年農歷七月初七，人們就要把書拿出來曬太陽，有助于除濕防霉、驅蟲防蛀。這是曝書的習俗，但宋朝人的曝書習俗出現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遷：從技術性的曝書發展出制度性的“曝書會”，即由曝書活動引發出來的文人雅集。宋朝的國家圖書館在曝書期間，晾曬的藏書都對詞臣學士開放，詞臣學士都可以到曝書之所觀摩皇家藏書及其他珍貴藏品，一飽眼福。皇室又準備了茶水果品款待觀書的詞臣學士，為他們擺酒設宴。北宋的曝書會延續三個月，南宋延續兩個月。

　　當然宋代的曝書會只允許翰林、大學士（相當于國家的研究人員）進去看書，開放性有限，但盡管如此，畢竟還是突破以前皇家藏書的封閉性質。除了國家舉辦的超大規模的曝書會，當時民間也舉行曝書會，宋代的私人藏書、書院藏書、地方藏書都會舉辦曝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