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2月，漢王劉邦擊敗西楚霸王項羽后，建立漢朝，定都洛陽。

　　劉邦對洛陽很滿意，當年跟著他起事的將士們也很高興。這些人都是山東（崤山以東）人，洛陽離老家近，無論從其勢力范圍，還是從衣錦還鄉的角度衡量，此地作為都城，都是最佳選擇。

　　然而3個月后，一個叫婁敬（他也是山東人）的小人物來到洛陽城，面奏劉邦，勸說他遷都關中。

　　這惹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大不高興，他們紛紛勸阻劉邦，理由是：洛陽是天下的中心，大吉大利；而關中是亡秦之都，很不吉利。

　　大約1500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猶豫了很久，最終定都南京。這跟他手下的謀臣良將多為南方人有關。

　　其實，他心中理想的都城不是南京，而是長安或洛陽。他曾派皇太子朱標巡視西北及洛陽，研究遷都的可能性。

　　但從歷史大趨勢看，即便沒有朱標的暴斃，遷都長安或洛陽亦無可能實現。

　　燕王朱棣后來從侄子朱允炆手中奪得皇位，幾經曲折，把都城遷到了他的根據地——北京。這才算為大明王朝確定了延續200多年基業的政治中心。

　　1、長安：中華帝國前半段的絕對核心

　　婁敬是用一大通美化長安的說辭說服劉邦的。張良在其中“添油加醋”。

　　劉邦起初定都洛陽，內心深處有依循東周都城舊例的意思。

　　婁敬于是重點拿東周的衰落說事兒。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歷史離劉邦的時代不算久遠，周天子雖處天下之中，天下諸侯卻沒有一個甩他。為什么？

　　婁敬說：“非其（周天子）德薄也，而形勢弱也。”

　　他緊接著話鋒一轉說，相比洛陽，長安的形勢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具體說來：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張良也說，關中不僅土地肥沃，農業發達，最關鍵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阻三面而守衛京師，獨以—面朝東，對各諸侯國起著相當大的震懾作用。

　　劉邦決定聽從他們的“忽悠”，遷都長安。他頭腦一發熱，也沒去細想：關中“形勢”這么好，秦朝怎么會二世而亡呢？

　　在以后歷朝歷代的定都之爭中，我們可以經常聽到某地形勢險要，適于定都之類的話。這些地方包括長安、洛陽（對，主張定都洛陽的人也說洛陽險要）、南京、北京等等。

　　歷史讀多了，就知道，這不過是謀臣們慫恿帝王的話術罷了。

　　形勢再險要，地勢再虎踞龍蟠，守城還得靠人，難道靠石頭？一個王朝到了末路，曾經固若金湯的都城不也說破就破，有的一破還好幾次呢。

　　不管后話如何，當時還好劉邦聽了婁敬、張良的話，這才有了中華帝國前半段唯一的超級都城——長安的誕生。

　　秦始皇統一六合，定都關中，不過是本地人順勢而為。劉邦選擇關中，是外來政權對關中的認可，對長安的意義不言而喻。此后，隋唐兩代，仍舊定都長安，是兩代的發家都有賴于關隴集團的撐腰，自然離不開他們的龍興之地。

　　唐朝沒必要像西漢初年一樣離開政治根據地，另擇新都，根本上還是由他們的敵人決定的。

　　漢、唐兩個大一統帝國，邊患均來自西北，前有匈奴，后有突厥。長安作為都城，戍邊功能比起中原地區的城市強大得多。

　　而且，帝都直抵前線，極大的危機感倒逼定都于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力圖開疆拓土，前有漢武帝，后有唐太宗。

　　在漢唐成就霸業的極盛時期，隨著帝國版圖的西擴，原本偏居西北的長安亦漸居中央，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中心。

　　2、雙中心：帝國都城的東移與反復

　　從西周到唐末，中國的主要都城，除了長安，就是洛陽。

　　與西漢的開創者劉邦一樣，東漢光武帝劉秀也面臨著定都何處的二選一難題：

　　長安，還是洛陽？

　　劉秀集團的主力來自南陽、河北豪族，比起長安，定都洛陽離這兩大政治根據地更近。

　　一般而言，統治集團都力圖將首都定在與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據地不遠的地方。周、秦、隋、唐如此，遼、金、元、清亦如此。在明朝，明太祖選擇南京，明成祖選擇北京；中華民國時期，袁世凱選擇北京，蔣介石選擇南京，同樣如此。

　　相比之下，漢高祖劉邦的不同尋常即在這里。他為了成就更大的霸業，寧愿舍近逐遠，離開洛陽去了長安。

　　唐代以前，中華帝國的外部敵人主要來自西北邊境。所以，一個進取的王朝，更偏向于定都靠近前線的長安，而一個守成的王朝，則會選擇相對遠離前線的洛陽。

　　劉秀不似劉邦，決定了東漢不如西漢。

　　東漢國力遠不如西漢，打匈奴，打羌，都很困難，只能建都洛陽，尋求自保。以后定都于此的西晉、曹魏都是如此。

　　不過，洛陽確實有它獨特的優勢——糧食。

　　洛陽在地理位置上地處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在糧食供應上有基本的保障。各地區朝貢的調集，商貿上的往來，都非常便利。

　　因此之故，定都長安的隋唐兩代，從未放棄營建洛陽，呈現政治雙中心的格局。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從關中逃荒，像乞丐一樣就食洛陽。

　　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頭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這實際上反映了經濟重心東移之后，洛陽的漕運優勢遠勝于長安。

　　但還有一個問題：偌大中國，從西周到唐代兩千年，定都為什么非長安即洛陽，難道沒有第三處選擇嗎？

　　歷史學家周振鶴對此有一個相對合理的解釋。他說：

　　因為古代從整個統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黃河與長江流域。而且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這正是中國早期首都必選在黃河流域的基本原因。在黃河流域最適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陽之外，我們的確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處。

　　由于兩地建都的時間都很長，還形成了強大的歷史慣性，帝王們選擇都城時，都會不自覺地先考慮歷史傳統。

　　3、開封：都城東西/南北變遷的過渡

　　中國三千年來的都城變遷，用兩條線就能劃出個大概：

　　第一條，從周朝至北宋，都城大體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黃河中游的東西走向，沿著西安、洛陽、開封一線，呈東西向波動遷移。

　　第二條，從北宋至今，都城主要建立在開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四地，大體沿京杭大運河，呈南北向分布。

　　不難看出，這兩條都城分布線以開封為交點。開封作為北宋都城，是中國都城變遷由東西橫軸轉向南北縱軸的過渡。

　　安史之亂徹底改變中國。此前北方經濟優于南方，此后南方經濟實現逆襲。

　　對于仍然定都長安的晚唐而言，運河控制權決定了王朝的存亡。一些跋扈的藩鎮動輒切斷汴渠漕運，對中央進行經濟封鎖。最危急的時候，揚州的三萬石大米終于運到長安，皇帝對太子說：“米已至陜，吾父子得活矣！”

　　長期戰亂、氣候劇變以及運河經濟崛起，種種因素決定帝國前半段兩大都城，雙雙衰落，且再無回光返照之日。

　　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即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

　　公元907年，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了唐朝，建立后梁，拉開五代十國的序幕。

　　五代時期，北方政權除后唐定都洛陽，其他四個王朝均定都開封。

　　趙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開封為都。但與歷代開國君主一樣，他也有傳統都城情結，曾有遷都長安之意，因遭趙光義等人反對而作罷。

　　但很多人認為，定都開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將其與北宋的滅亡聯系起來。

　　事實果真如此嗎？

　　經濟方面，與長安、洛陽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開封城在隋唐五代時期卻處于上升期。

　　開封因大運河而繁榮，地處中原腹地，黃金水道交錯，每年漕糧定額600萬石，足以保障百萬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運轉。而同為百萬人口的唐長安城，由于路途遙遠艱險，一般每年漕運量僅100萬石左右，還曾因缺糧引發禁軍騷亂事件。

　　軍事方面，隨著西方突厥族的滅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國家的防御重點，從西北轉向正北或東北。

　　這時，如果定都長安或洛陽，京師本身雖然有山河之固，但由于國都偏西，并不利于整個國家抵御外族。

　　北宋定都開封，客觀上無山川可憑恃，所以用主觀努力進行彌補：

　　一是在京城四周構筑防御設施，把開封建成一座軍事堡壘；

　　二是宋太宗兩次發動收復幽燕的軍事行動，企圖奪回長城防線，可惜均以失敗告終。

　　但不管如何，開封確實只能是北宋最好的帝都選擇了。

　　4、在南方：經濟中心≠最佳都城

　　唐代以后，中國政治地理格局，徹底由東西對立轉向南北對峙。

　　在唐之前，以東西對立為主，關中地區憑借地理優勢，輪番上演武王滅殷、秦始皇翦滅山東六國、劉邦戰勝項羽、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北周吞并北齊等歷史進程。

　　唐以后，以南北對峙為主，如五代與十國、契丹與北宋、金與南宋、蒙古族與南宋、明與蒙古及滿族、清與南明等。

　　南宋是北宋滅亡后，宋室南遷在江南建立的政權。都城臨安（杭州）成為中國古代相對統一政權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時也是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

　　但南宋是偏安政權，都城實現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合一并不奇怪。如果是大一統王朝，這種現象則可能是一種禁忌。

　　在中國歷史上，就統一政權而言，國都建在全國經濟最富庶地區的例子并不多見，數得上號的，可能只有東漢、西晉定都洛陽，明初定都南京等。

　　漢唐時期的長安，其實并非帝國的經濟中心。關中雖然富庶，但漢朝的經濟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帶，隋唐以后更往南轉移。

　　東晉名相王導說過，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

　　出于穩定國勢和向外發展的需要，以并不十分富裕的地區作為都城，是一種常態。這樣才能保持經濟與文化的流動性，避免畸輕畸重，有利于整個國家的協調發展。

　　這么說來，即便再給南宋十個岳飛，也不可能收復中原。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分析，從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后蒙難的種子。

　　5、北京：中華帝國后半段的絕對核心

　　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必須分離，這是一條不成文的定都法則。但是，政治中心與軍事重心必須重疊，這是另一條不成文的定都法則。

　　歷代君王都謹守不違。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林的教訓。

　　政治中心與軍事重心一旦分離，身處軍事重心的統帥若心懷異志，起兵相向，處在政治中心的帝王們就權柄堪憂。

　　這種事，歷史上發生過好幾次，比如唐安史之亂、明靖難之役等。

　　歷史學家譚其驤曾精辟地提出，國都選址要兼顧內制與外拓，服從全局，審時度勢，縝密考慮每一地區國防地理位置的得與失、優與劣。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之后，北京就成為中國北方乃至全國的首都，歷經元、明、清，迄今860多年，沒有第二座城市可與之比肩。

　　放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長安能與之媲美。

　　為什么？用譚其驤的理論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北京作為帝都的優勢：

　　一是在南北對立格局中，北方處于絕對優勢，都城必須在北方；

　　二是唐宋以后，東北地區及蒙古高原的少數民族陸續興起，致使地處東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區樞紐位置的北京城成長為全國首都。

　　還有一個經濟原因，北京處于京杭大運河頂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財富與漕糧。

　　保守估算，從明成祖遷都北京起，至蔣介石定都南京止，北京連續做了500年的首都。期間，盡管有遷都之議，但從無遷都之實。

　　縱觀歷史，選對一個國都，對于帝國的強弱盛衰，具有無形的影響力。

　　帝都定后，天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