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沚書院是溫州歷史上一所影響深遠的書院，坐落于市區松臺山麓，原為北宋周行己的故居和講學之地。書院選址于“凈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遺址，蕞然小洲，繚以勺水”，行己將其取名“浮沚”，意為身若浮萍，去留無止，愿以無止之身而處暫寓之室。在這山水環繞、清幽靜僻的“暫寓之室”，行己開始收徒講學、傳授知識，在當時“見聞最晚”的永嘉（今溫州），“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學”。

（一）

　　中國書院的制度與精神，奠定于兩宋時期，錢穆先生認為宋學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北宋書院大體有三類：一為地方官員出面，公眾籌資，在前代書院基礎上重建的官學延伸式書院，如石鼓書院；二為大宗族自建的家塾式書院，如華林書院；三為學者自設授學的私塾式書院，浮沚書院便為此類。

　　北宋初期的書院以前兩類為主，如名重一時的宋初四大書院大都是官學延伸式書院。宋初，朝廷為了征服割據政權，消耗了大量財力，除了國子監、太學外，州縣鄉之學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但此時百廢待興，官學教育與社會對于人才的大量需求脫節，這種狀態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契機，使書院成為代替官學的重要存在。

　　北宋三次興學，重在加強官學教育。雖說一時成就可觀，然均以失敗告終。同一時期，在官學之外，浮沚書院等一批注重講學和研究的私塾式書院興盛起來。

（二）

　　周行己（1067—1125年），字恭叔，世稱浮沚先生，祖籍瑞安縣，著有《浮沚集》等。他自幼好讀書，七歲誦經書，十余歲學屬文。十四歲其家遷往郡城永嘉，十五歲隨父宦游京師。十七歲補太學諸生，與許景衡、劉安節等并稱永嘉“元豐太學九先生”。居太學期間，行己從學于陸佃、龔原“新學”，后改從太學博士呂大臨“關學”，元祐五年（1090年）赴洛陽師事程頤，成為程門著名弟子。元祐六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學博士。大觀三年（1109年），行己罷職后回鄉授學，創建浮沚書院。

　　周行己學問歷經數次轉向，由荊公新學轉向關學、洛學，豐富的學問經歷讓行己既秉持包容的治學態度，又善于從所學內容中進行取舍，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體系，從而在浮沚書院講學中體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

　　尊道貴德，摒棄虛浮之風。周行己早年一心學習科舉時文，至二十二三歲時“讀書益見道理”，始知“圣人作書遺后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為文也”。于是行己日學而夜思，以學行修明為世人稱道，在程門時“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牗”，保持一貫的修身之態。在書院授業中，行己確立了“知道”的為學宗旨，他說：“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多聞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行己努力避免“學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本”的狀況，教導學生“明吾之善以誠吾之身”，不以學文、應舉影響自己對于“道”的追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所以教學也”，行己以孔子之言道明“教學”之義，以身為范，“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

　　兼收并蓄，不立門戶之見。周行己早年在接受洛學的同時，也受到關學、新學的影響，他將新學之代表龔原與程頤、呂大臨并稱為“能傳古道”之人。同時，行己也拋開黨派之爭，表現出對蜀學領袖蘇軾的欣賞，四庫館臣評論其學問雖出程氏，“而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在書院的教學中，行己也體現出不拘泥于一家之學的包容精神，雖為洛學門生，卻在傳授洛學“涵泳義理”之學脈的同時，又倡導關學“學以致用”之學風，在講授洛學“理”為萬物本源的思想時，又雜糅關學的“氣”說進行講解。

　　經世致用，推崇真才實學。周行己對實際問題頗為關注，他強調學“病乎無實，不病乎無名”，“士之學道，亦欲兼濟于時”，認為學者在修身之外，也應有兼濟天下的情懷和經世致用的才能。行己本人曾在《上皇帝書》中針對國家財政困難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這種對于務實精神的追求，亦表現在他對于人才培養和選賢制度的觀點上。北宋時期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但朝廷仍患人才之難，周行己認為這正是由于“養之之道有所未至”“取之之法有所未盡”。為此，行己主張改革養士、取士之法，培養德才兼備、博學多能之人，在選賢方面提出應注重對學者實務能力的考察。

（三）

　　周行己在浮沚書院的教學中將“尊道貴德”置于首位，體現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士人對“道”的追求分為兩個互相關聯的層面：其一，以“道”修身，完善自身人格，實現“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其二，以“道”治世，實現全社會的完善，即“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于“道”的追求是超越個體的身份、地位本身的。浮沚書院作為興起于民間而以講學和研究為主的書院，繼承了儒家早期“有教無類”和以道德育人的理念，強調人人皆應受道德洗禮，這種平民化的教育精神，展現了儒家式的人文關懷。

　　浮沚書院亦成為當時關洛之學在永嘉傳播的重要場所，為浙東學術之繁盛奠定堅實基礎。永嘉雖于東晉太寧元年置郡，但在北宋時期，依然是“僻遠下州”。以周行己為代表的永嘉士人利用各種機會跨越地理障礙，去接觸、聆聽關洛之學，通過創辦書院，將這些主流的思想傳播至永嘉各地，成為學術中心對學術邊緣發生作用的媒介。

　　浮沚書院培養了許多杰出人才，造就了永嘉學風的繁盛之景。在永嘉之學的傳承中，周行己作為繼王開祖之后，真正奠定其學派規模者，為后來的諸多學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南宋鄭伯熊、鄭伯英兄弟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揚了周行己的學術思想，傳洛學亦兼傳關學，經陳傅良、葉適等人的發展，最終形成了與理學、心學鼎足而立的永嘉學派。

　　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認為，永嘉之學“周作于前而鄭承于后”“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學派既保留了洛學“必兢省以御物欲”的心性修養之面向，又發展出“彌綸以通世變”的經世致用之精神。永嘉學派的“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的治學態度，實際上可以從周行己的求學、傳道經歷開始追溯。行己之學“啟蒙于皇佑，受業于關洛，傳播于永嘉，鼎盛于陳葉”，浮沚書院不僅成為其個人學術思想向外拓展的陣地，也成為永嘉學派精神最初的發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