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當今中國正經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進行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創新。我們的實踐創新必須建立在歷史發展規律之上，必須行進在歷史正確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很早就有學者注意進行古代遺跡的考察和古代遺物的研究，早在北宋時期就產生了具有一定學術系統的金石學。20世紀20年代，仰韶村、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此后的百年間，幾代人篳路藍縷，如今業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現代學科體系。理論是學科發展的引擎，理論的完善與創新可有效帶動、推動學科的進步。本文從基礎理論、應用理論、前沿理論對學科發展的作用入手，梳理、分析中國考古百年的歷程，并進而提出：中國考古理論必須具有中國氣派。

　　進入催人奮進的新時代，學術界和坊間猛然發現中國考古正處在歷史發展的最佳時期。特色講壇的專家解讀，目不暇接的各種展覽，訪客盈門的文保單位，深受民眾關愛、輿論關注、社會關心，“如果國寶會說話”“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節目家喻戶曉，不脛而走。考古文博事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貼近民眾、貼近生活、貼近社會，幾乎成為當今的網紅。

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牌飾上的神徽 李韻攝/光明圖片

　　中國考古的三個特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自信更加深入人心，“讓文物活起來”的時代強音，一系列的國家政策導向，為考古文博事業的充分發展提供強勁動力。而中國考古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使命與學科自身的發展邏輯相統一，無疑為其蓬勃發展增添了羽翼。

　　中國考古有三個特點值得一提。這就是：與時俱進的敏感性、歷史探索的深邃性、信息資源的多樣性。社會越進步其貢獻越醒目；科學越發展其奧秘越誘人，國家越強盛其責任越重大，此乃時代敏感性之謂也。考中國之古絕對繞不開文獻典籍，這是中國歷史傳統的特殊性，而超越古代文獻的深度探索才是中國考古的崇高境界，此乃歷史深邃性之謂也。中國考古揭示的歷史信息覆蓋古代社會各個方面，為多學科輸送歷史資源的任務相當艱巨，舒張功能全面、持久和強大，此乃多樣性之謂也。如此卓越的能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大放光彩。

　　但是，多年來，學術界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和理解存在誤區，或者有以偏概全的傾向，層位學、類型學幾乎成為中國考古學理論的代名詞。其實，此二者主要是應用于田野考古的方法和理論，只是獲取古代遺存的理論與方法，只是考古學理論體系的一個支系，而非其全部內容。

　　與許多學科相似，中國考古學理論是立體的結構，由基礎理論、應用理論和前沿理論組成。它們是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既不可分割，又不能厚此薄彼。

　　基礎理論形成中國特色

　　考古學是通過物質遺存研究逝去歷史的學問，是通過地下寶藏探索未知世界的學科。用科學方法揭示古代遺存的面貌與特征，用科學手段提取其蘊含的歷史信息，用科學理論和假說認識其社會意義是考古學的歷史任務與光榮使命。在這個過程中，考古學的發現永遠是第一位的，是前提也是基礎。田野考古發掘質量永遠制約研究水平，因之，它自然成為學科賴以生存的基礎理論，是考古學研究與考古教育的根基。

　　驀然回首，考古已然不在原來處。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發掘之時，世界考古水平也不過是按深度計算，當時的中國處在模仿學習的階段。唯少數學者“動手動腳找東西”，只幾個地點稀稀落落有發現。誰能想見她的未來竟然是后發先至驚艷時光，誰能看到她的前途竟然是曲徑通幽，光明燦爛！

　　中國智慧無比強大，從西陰村到安陽，從后崗到西安，中國田野考古經過幾次跨越就從按深度記、按文化層記，發展到按堆積單位順序記的考古層位學。而后，對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譜系格局研究均形成獨特體系，對古代遺址分類保護更加規范系統，歸納總結出發掘、整理、研究、展示一整套理論方法，形成中國特色。中國考古學基礎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步完善、特色鮮明、進步巨大的事實，有目共睹，不可否認。

　　然而必須認識到，廣闊天地里熱火朝天的田野考古發掘，只是考古學獲取資料的開始。不論基礎理論多么扎實和深厚，也不能代替考古殿堂的輝煌整體，單憑考古人的肉眼凡胎不可能完成深度解析古代遺存、科學獲取更多歷史信息的任務。簡單地依靠“眼學”經驗，猶如醫生單純依賴聽診器診斷，其水平遠遠落后于CT、彩超等現代影像醫學診斷一樣，獲取的信息量極少且不完整，難免諸多臆測或推斷的成分，甚至存在一定概率的診斷錯誤。考古學遺存包含的信息資源多樣性，決定了中國考古必須依靠多學科的技術手段和理論方法，取長補短，延伸研究的觸角，才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的包容性發展。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縱目青銅面像 李韻攝/光明圖片

　　應用理論是多學科并舉的知識總動員

　　考古學研究從來就不是一個學科的單打獨斗，而是科學知識的總動員。

　　中國考古學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中汲取養分，指導中國特色的研究；從生物學借鑒進化論和傳播論，觀察古代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從歷史學拿來“兩重證據法”，解讀考古學文化族屬與國別；從人類學引進“結構決定性質”和“功能決定形態”的理念和視角，探討古禮遺存的發生與發展；甚至借助海洋工程的先進打撈技術開展水下考古，引進航天遙感技術推進考古影像學開展。傳統的文獻學、考據學、古文字學的理論方法，地理學、物候學、天文學理論知識，統統為我所用，都來助力中國考古研究，為認識中國古代社會做出大量有益嘗試，收獲引人關注的知識經驗。僅此便可以推知考古學理論必定是多元結構的。

　　這些不同的學科，理論體系龐大而復雜，彼此之間聯系甚少；但是當它們聯手協作共同進行分析和釋讀古代遺存信息時，能力超強，作用巨大，優勢明顯，是考古學研究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故將它們放在一起統稱為“應用理論”。在強調基礎理論的同時，不能抹殺應用理論的貢獻；而明確其地位，熟悉其原理，才能更好地普及相關知識，推進這些理論快速、精準、合理地融入考古學，不斷滿足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聚焦能力、分辨能力和投射能力。

　　應用理論至少有三個來源：其一是科技考古：人們熟知的環境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農業考古、生物考古，DNA、微量元素檢測技術，碳十四測年技術，還有諸多新興的技術蓄勢待發將不期而至。其二是人文歷史研究的成果：包括歷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語言學、人類學、物候學、地理學、天文學、世界考古研究新成果等。其三是新興的高新技術：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數字化、人工智能等。這些科技新銳與考古的有機融合，將催生考古學分支學科的迅速出現。如同影像醫學在臨床醫學中脫穎而出那樣，又如新生兒護理的圍產學嶄露頭角那樣，中國考古學也開始形成新的分支，如考古影像學、考古生態學、考古生物學等。可見，基礎理論為科學發現和獲取古代遺存保駕護航，應用理論則承擔提取和釋放遺存信息的使命。后者是科學技術進步的直接反映，也是考古學歷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應用理論門類繁多，內涵復雜，是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中最活躍、最敏感、最具活力的部分。人們通常說，考古學是人文學科中科技含量最高、反應速度最快、包容性增長最明確的，這其實就是應用理論在學科建設中迅速崛起的結果。顯而易見，應用理論決定了考古學研究的細化與分支，視野與廣度。

　　前沿理論是創新知識體系的動力

　　決定學科理論高度的既不是基礎理論，也不是應用理論，而是前沿理論。任何領域的科學研究都擁有高居頂層的尖端理論，其引領性、前瞻性、創新性和理論上的顛覆能力，規定學科如何發展和怎樣發展，是推進學科進步的重要引擎，是創造新知識體系的根本動力。

　　生命起源、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和國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課題。前沿性課題出前沿理論是題中應有之義。中國考古率先在文明起源課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文明論成為前沿理論的第一個代表。這個比喻既生動活潑、形象逼真，又空靈飄逸、意境深遠。這使人們聯想到他分別對地層學、類型學、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論述，正是他對三個理論層次全面、杰出的貢獻。

　　在中國考古學理論積累的過程中，基礎理論最先登場，后來，碳十四年代測定技術的加入，科技考古的概念才逐步形成，這說明以問題為導向的探索是中國考古的進步方式。但學科的發展不會永遠蝸居在基礎理論方面，一定是通過應用理論研究的個案積累走向前沿理論。其形成的過程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在中國大約是用了“一個甲子”的時間才提出自己的高端理論。

　　四十多年前，蘇秉琦先生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精神鼓舞下，創造性地建立“滿天星斗”的文明理論，建立起中華文明的體系性認識。這不僅是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形成的標志，是中國學派形成的標志，更是世界考古東方大國崛起的標志。改革開放是中國考古學前沿理論誕生的助推器，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考古學體系建設、理論發展的核心優勢，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偉力和內在邏輯。按蘇秉琦先生關于中國學派的論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間是中國考古充分發育的階段。此后，中國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遺址顯然都與“滿天星斗”文明理論息息相關，甚至是其催生的結果。正是中國特色的前沿理論取得突破性進展才迎來考古學史上的黃金時代。可見，前沿理論的引領作用至關重要，舍此便不會有考古碩果的精彩紛呈和目不暇接，考古學將不僅失去高度甚至失去哲學意境，而只剩壇壇罐罐。

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鼉鼓 李韻攝/光明圖片

　　中國考古需要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

　　時光荏苒，又過去四十年。撲面而來的新一輪發展大大超過此前的任何階段。21世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人工智能風起云涌、呼嘯而至，中國考古被世界大潮裹挾，迅速進入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進一步的改革開放，熱情擁抱世界，使得中國考古學正在發生更深刻的變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夢的統一，中國考古積極參與，砥礪前行，成為國家戰略的重點；互聯網+中華文明，進一步為中國考古插上科學技術的翅膀，其社會能量和效益與日俱增；對傳統文化的深度發掘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軟實力的源泉，令人刮目相看。中國考古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國家高度重視和大力扶植，肩負的歷史責任與光榮使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明確而崇高。可以預期，中國考古學理論發展的動力依然是前沿理論的突破創新。人類起源和農業起源等前沿課題，中國的理論貢獻絕不可等閑視之。文明起源理論也將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每次重大考古發現都能夠激勵中華文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鼓舞人心。毫無疑問，中國古代歷史的邏輯決定中國考古學前沿理論發展的邏輯，既不能被模仿，也不能被復制。

　　豐富前沿理論的工作任重道遠。近年的考古發現引人關注，提出一些新的線索。比如：紅山古國誕生于農耕與漁獵經濟的結合部；河洛古國建立在仰韶晚期中原與大汶口文化的結合部；良渚古國創立于“南稻北粟”的結合部；陶寺邦國出現在華夏與戎狄的結合部；石峁邦國興衰于農耕與游牧經濟的結合部；古蜀王國屹立在長江與黃河的結合部。那么，這些不同的結合部建立的文明燈塔是通過何種途徑聯系起來的呢？是哪種機制將其有機地組織在一起的呢？這就是禮制，早期中國的古禮制度。“文明起兮兆東方，古禮萬年始輝煌”。“結合部”的情況說明：中華文明是包括農耕、漁獵、草原和海洋等多種經濟類型組成的文明綜合體，擁有龐大的體量和遼闊的戰略縱深，這是它連續發展，歷久彌新的外部因素。古代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文化和文明從來都是融精神、物質與制度為一體的，這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連，不能分割。文明因交流而發展，古禮有基因才強大，這是中國古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是中華文明內源性動力之所在。深刻認識與精準解讀它，是新時代推進中華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可見，中國古代的文化有區系類型問題，文明起源也有區系類型的問題，結合部的文明現象是中華文明研究新的增長點。要從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和經濟類型多樣性入手，從結合部的重大考古發現入手，從特色的古禮制度入手，穩穩扣住中華文明的命脈，緊緊抓住中國特色，讓認識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才能走出中國學派的精氣神。

　　中國考古將迎來下一個百年發展的重大機遇。科學認識理論層次，正確估計發展水平；夯實基礎理論，發展應用理論，豐富前沿理論，為學科健康發展積累經驗，無疑是當代中國考古學人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