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以來，南方各省大量移民入川，四川人口大增，導致各地新老居民混居，原來各鄉固有的民居、村鎮面貌幾乎都已改變。客家人是外省入川中人口最多的一支大軍，他們散居在川中、川東及各地，特別是窮鄉山溝僻地，他們與當地居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中比較典型的客家民居是在川中地區，主要類型行一堂屋、二堂屋等。

　　客家民居在原鄉有多種類艱，如圓樓、方樓、五鳳樓等土樓類，也有半月形圍攏屋、兩橫兩杠屋、雙堂屋、三堂屋等多種模式。

　　它在川中的分布情況是：成都郊區東部及臨近簡陽、金堂一帶，多二堂屋分布。所謂“二堂屋”，即進門間為下堂屋，正房中為上堂屋，上、下堂屋間為天井，同在中軸線上。左右廂房無門壁而開敞，正房三間，無樓，下房三間，中為下堂屋兼門廳，四圍封閉，少窗。有土坯磚砌、土夯、夾泥竹編墻、木板壁等形式，成都東部二堂屋幾乎清一色草頂。正立面上部有一條長坡檐以銜接山墻處。草作工藝相當精湛，禮花飾脊，檐口平整，是川中草屋民居的精品。這類“圖”形的平面和草作丁藝直接影響成都西、南及雙流、溫江、仁壽、彭山、郫縣、灌縣等縣的草屋布局和屋頂制作。其中各縣雖多以四合院完善形制，但依然可見二堂屋形制的滲透力。

　　二堂屋在隆昌大部、榮縣局部也有大面積分布，不同的是這里的二堂屋為瓦屋頂，個別或正房有樓，或正房、耳房均有樓。這就形成了二堂屋的兩大分布區。

　　其中隆昌、榮昌分布面積還大于成都東郊，但較分散。

　　客家土樓、碉樓民居的分布，以土樓民居特征最易識別歸屬。它不僅分布在涪陵南部山區，主要是方形、長方形平面，體量小于原鄉土樓，格局依然。只是有些周圍附加木構瓦頂形成合院，反映出四川客家土樓與中原合院的融合，這正是四川客家土樓民居的特點。附近武隆、南川、巴縣受土樓影響最大，因當地不全是客家人，雖成為川中碉樓民居集中區域，但大大縮小了防御單體體量，民居自成一格，但可明顯看出土樓的影子。武隆長壩劉漢農宅，以高大圍墻串聯四角四個碉樓，是土樓向碉樓民居過渡的一種做法。這是四川特殊碉樓民居的孤例，十分珍貴(參見后面實例“涪陵瞿宅”)。其他非純客家人居住地區，尤其山區和邊遠之地，也有建碉樓的習慣，但比較分散，且與客家人“兩橫兩杠屋”及四合院相結合。但作為住宅主體的“兩橫兩杠屋”應是客家人半月圍攏屋的核心空間的緊縮，明顯地是客家人傳統固有的形式。因此，是川中客家人把原鄉土樓和“兩樓兩扛屋”兩種形式在川中進行結合與發展，例如儀攏馬鞍丁維漢宅、廣安龍臺楊森宅、宜賓李場“頑伯山居”等等。當然，碉樓民居不獨川中客家人才有，諸如湖廣人、江西人、閩南人在原鄉歷來有建碉樓民居的習尚。甚至川中土著，比如榮昌保安鄉喻家也有碉樓民居。侗碉樓及宅院多有出入，各具特點。

　　客家民居在四川獨領風騷，很大程度是由于客家原鄉民居在漢民居大體系中獨樹一幟，已形成本民系民居的特點。進入四川后，民居的形神發生了一些變化，綜合起來有如下諸點。

　　(1)大分散、小集中是新的環境中一種新的聚居形式。小集中以原鄉原籍原宗為聚居基礎。聚居區內家族單位變小，必然導致居住空間變小。

　　(2)客家人經上千年的地域流變，有不屈不撓的民族個性和穩定的意識及物質形態概念，基本心理為防御。

　　(3)四川內陸山區丘陵，時五方雜處，互有戒備，長期以來，發展出一套適合山地、丘陵地謀生的生活方式。

　　(4)四川氣候炎熱，建筑材料和原鄉諸多類似。

　　(5)盆地地形和富庶出產進一步強化了封建小農意識。促成了“五方雜處”，內耗性加劇，很容易在對外關系上產生誹他性，“雖云雜處，罔不同風”，亦自然強化居住形態個性。

　　(6)客家男子素有外出經商、打工的習尚，必然考慮建筑的防御功能，以保證家中婦孺老小的安全。

　　(7)《四川古代文稿》：“由外省來川開墾之人，多系一家、一戶同住”，若繁衍成大家族時，又被川中“人大分家”風俗解體。因此，居住群體的宗法、倫理、禮義聚合已無基礎。

　　(8)小農經濟貧弱無力構筑原鄉龐大土樓。雖清中葉聚財者中有基本按原鄉土樓風格建造者，但體量已變小，且僅住一家人。

　　(9)嘉慶年間白蓮教農民起義，朝廷下旨“堅壁清野”，以都統德楞泰、廣州將軍明亮《籌令民筑堡御賊疏》為鎮壓農民起義方案。因此，在川東充分發揮了客家人構筑土樓碉樓的技藝，為客家人建筑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所以，川東客家碉樓民居發達甚川中其他地區。

　　(10)客家人入川時，幾無本地建筑可借鑒，多是受中原色彩濃厚的陜、鄂、湘民后影響。

　　綜上所述，在川中的客家民居形成了以下3個特點。

　　(1)小型化。(2)在不失原鄉客家民居基本特征情況下的綜合化。(3)基本保持客家土樓風范。如此，又強化了某—模式在某一地區流行的形態，形成了客家民居在某地區內的分布范圍。

　　造成這種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1)四川不僅是清代全國內陸客家移民最多的省份，同時又是語言、風俗等方面保留種類最多的省份。這些不可能游離物質民俗之外而單獨存在。

　　(2)國內尚無大規模發現非常貼近原客家人居住形態的地區。雖然亦有客家人居住在廣西、臺灣等省區。

　　(3)其他省如陜、鄂、湘，其民居多以中原宅院形制為主體，少有發現如客家原鄉個性交出、數量巨大又集中的民居建筑。因此，在封建社會宗法禮教森嚴的環境中，客家人或是其他省的人，兩者都不會借對方的居住形式來供奉自己的祖宗和居住家人。

　　(4)從閩、粵、贛三省遷徙四川的移民中，同時有大量非客家人。他們在原鄉也和客家人一樣有興建土樓的習尚，甚至規模更大。比如，閩南南靖縣各鄉，黃漢民在《福建土樓》中說：“土樓中的居民絕大多數是閩南人，只有與永定縣交界的書洋鄉、梅林鄉的幾個村是客家人。”恰南靖縣移民四川的就有不少。為何四川客家民居中沒有圓樓、半月圍攏屋?圓樓和圍攏屋是在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移居四川后，環境發生了變化，也就沒有必要或無力再建龐大的圓樓、圍攏屋了，更談不上分布了。但“圓”的意識在客家人居住區內還時時有所流露。

　　成都東郊農村過去有的大宅前，都有半月形水池。柏合場呈圓形街道布局，巴縣豐盛場也呈圓形街道繞場一周，一個川西—個川東，兩地均以客家人為主，這是否圓樓意識的放大？因為像福建天寶寨圓樓本身就有趕集式的墟集(《福建土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