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是人類歷史文明的絕佳見證者，記錄了人類文明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興衰演進。同時，古城也是旅游愛好者探訪名單上的必去之所，它們像一顆顆熠熠生輝的寶石，吸引著無數人前往朝圣。

　　作為一個擁有數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國歷史上出現了很多相當規模的城市，尤其是歷代的國都，因其地位特殊性，更是大興土木，著意修建。歷史的遷移，這些古都承載了數千年文化的輝煌，延續至今，它們現在面貌如何？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今天我們就聊聊，中國歷史上，那些正在消失的古城。

元上都：金色的荒城

　　去過元上都的人看到的，其實是一座中國式樣的城池，有四四方方的城墻和似曾相識的街道布局，只是內里已經完全荒蕪了，盛滿中國城市不熟悉的“自然”。

　　按照歷史學家的傳統說法，上都是蒙古皇帝忽必烈“龍潛”或“在藩”的地方，它事實上早于大都城。還不是皇位繼承人時，忽必烈在此建立過“金蓮川幕府”，培植他賴以和后來的競爭者阿里不哥生死廝殺的勢力，因此大汗對上都有著特殊的感情。

　　“金蓮川”這名字很美，直到現在它的美也名副其實——忽必烈乃至后來的蒙古皇帝們都灰飛煙滅時，上都已經慢慢淡出了北方居民甚至游牧人的視線，而金黃色的金蓮花卻依然盛開在每年七八月的漠南草原上。

　　在英文中上都的拼寫是“Xanadu”，不是現代才有的漢語拼音，對于從蒙古征服時代就向東看的西方人，這個X開頭的英文單詞像Xerxes（薛西斯）一類的名諱，聽起來既親切又古怪。《馬可·波羅游記》對上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

　　“……向東北方走三天，就到達了上都。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還用大理石和各種美麗的石頭建造了一座宮殿。該宮設計精巧，裝飾豪華，整個建筑令人嘆為觀止。該宮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間里都鍍了金，裝飾得富麗堂皇……”

▲元上都航拍圖（新華社圖片）

　　他除了提到“廣袤十六哩”尺寸相仿的城墻，還著重提到上都城“內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正對應著柯勒律治詩中“肥沃的土壤”“花園，蜿蜒的溪河”“一片芬芳”這些對盛開的鮮花和森林、山巒的描述。

　　值得指出的是，考古發現證明上都城內的“泉渠川流”確實不少，而城市就架設在這些富于自然情趣的景觀之上，和現代人心目中紅塵滾滾的“都會”面貌大相徑庭。

　　今日上都遺址內生機盎然的景色，或許正體現了它初創時的風貌，雖有兵火歲月的減損，卻并非全然顛倒其實質——“國破山河在”換了一種意義。它對應著的，是蒙古人為我們留下的神話般的一片富有“野趣”的城市，和中原文明熟悉的城市相去甚遠。

　　上都的規劃者劉秉忠雖是漢人，也是大都的主要設計師，卻一樣不能不受到異族統治者蠻荒口味的影響：“此草原中尚有別一宮殿，純以竹莖結之，內涂以金，裝飾頗為工巧。宮頂之莖，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莖粗三掌，長十或十五掌，逐節斷之……”

　　仿佛是南方被征服者的精湛手藝和蒙古包的固定方法結合在一起，創生了漠北都城中，奇怪而顯眼的標志性建筑。這一時期也是彩色琉璃大量使用的開始，五顏六色的琉璃一改隋唐以來宮城大殿肅穆的風貌—它逐漸改造并成就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個紫禁城里的“中國”。

　　更蹊蹺的是城市的布局。上都城、皇城、宮城的嵌套并不中規中矩，宮城的中心不是正殿而是一座“閣”，且宮城偏在東南一角。

　　上都城的中心建筑物大安閣，是從金人在漢地新設的首都開封，強拆了搬過來的。那，幾乎是亡國的北宋京城剩下的最后一幢建筑物了吧。

　　史載“靖康之變”時，宋徽宗經營多年的汴梁大多數錦繡樓臺都被拆了做守城器械，只有熙春閣因為過于堅固而得以幸存。它在大都的“化身”，和那座奇特的竹莖宮殿的命運不會有多大不同，或許早已變得面目全非不再“中國”了。

　　城市的邊界從來都沒能造就一個堅不可摧的堡壘，它只是見證了另一種力量和它之間的消長。這種人事與自然興衰成敗彼此糾葛的歷史，是無可想象的巨大經驗的集合體，由無數和我們同樣的生靈的歌哭歌笑聚合成的暗色、厚重、沉郁的一團。

　　睜開眼，天翻地覆的蒙元時代像一場短暫的春夢，很快，草原上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狀況。

　　被埋沒的是現實，而依然茂盛的是幻想。

洛陽：三春流水，千年萬歲陽春曲

　　我說的洛陽還在今天洛陽市的東邊，它是河南偃師縣境內邙山南麓的一大片農田，改了道的古洛河從它的南端滔滔流過，不了解的人，完全不會意識到那是中國古代輝煌的都城遺址。

　　盡管地方上宏大的“歷史保護工程”的陰影正在逼近，目前這座荒城還保留著基本的未經“修復”的詩意，也沒有多少閑人來打擾。

　　缺點就是“兩處茫茫皆不見”，一切要全憑想象。除非你認識當地的考古隊員，至少能為你指點出古城依稀的輪廓，或者帶你去看若干目前還處于封閉狀態的發掘現場。

　　東漢建武元年的光武帝所建的洛陽，是腳下這“漢魏故城”系統的開端，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對漢魏故城進行了改造與擴建，基于舊漢的北宮建造了整一的宮城，并加建了巨大的外郭城，其面積甚至遠遠超過初期的現代洛陽城。

　　禍患起自528年的“河陰之變”，自此“天下多事”，洛陽歷經劫難，直至東魏天平遷都鄴城，遂將洛陽宮殿拆毀。元象元年（538）東、西魏戰于邙山，北魏洛陽城終化為廢墟。

　　本來，一座城市主要和空間有關。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洛陽正是“天下之中”，是完美的“中央帝國”的象征物。

　　駐足隋唐洛陽的定鼎門大街，直統統的軸線縱然頗合現代心意，實質的焦點，卻是跨在洛水上連接南北城的天津橋。

　　名義上此橋仍在，但是四周高樓林立，市聲嘈雜，只好在巨大的城市立交橋下，頂著風塵，憑空懷想當年神都的盛況—劉希夷《公子行》曾言：“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

　　如同愛德華·吉本筆下的羅馬帝國，洛陽的衰落同樣值得大書特書。由眼前的窮乏，這座城市不可見的過去反而變得越發理想化了——眼前風塵中這個蓬頭粗服的洛陽，真的曾經是那個敢為“天下之中”的理想城市嗎？

▲永寧寺塔佛像殘片（洛陽博物館藏，作者照片）

　　洛城的“萬古千秋”生動地呈現著循環歷史的觀念：無論哪個王朝在此奠定它的基業，一代霸主們的肉體和命運最終都會歸結于洛陽城北的青山之上，彼此并沒有什么分別。

　　城中鮮活的生活，山上永久的墳塋。這種生與死的戲劇性并存，或說有限與無限的對峙，是在任何一個其他的類似城市中都找不到的。

　　有一個故事，漢魏洛陽城，西北有金谷園，西晉的名臣石崇居住于此，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為人所覬覦，因而為石崇引來殺身之禍，而綠珠也慨然為主子墜樓自盡。

　　即使此地在成為一片白地后，這簡單而干凈的死亡，仍引起“千年萬歲”的嘆息——其實，故事的細節已經被時間淘洗得一干二凈，就連金谷園的故地在哪兒也成了謎團，但它卻仍舊是我們造訪此地的一個重要的念想。

　　妙的是，中國的城市并不一定需要物質化的情境來回憶前生，記憶的密碼藏在文字的傳統里，寄寓于代代傳承的自然與人情的微妙勾連中。在這種傳統里，石崇、綠珠不再是抽象的歷史人物，而是這座城市本身。

　　今日漢魏故城的大路并不就是昔日的洛陽大道，后者已經深埋在遺址公園的地層下，但是它直觀地表達出那個時代的空間感。這些大路也多半和昔日的出入道路有所重疊。

長安，山川城郭都非故

　　人們對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興趣的是唐代的長安。那時候，《大明宮詞》這樣洗腦力強大的通俗劇還沒有開播，我喜歡開元天寶遺事，但談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心目中的長安不過是小時候愛聽的《薛剛反唐》一類評書的注腳：

　　“且說薛丁山大兵奏凱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長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樓，受西域貢禮降表，眾將卸甲入朝……”

　　那時我從沒想過“玄武樓”之類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墻把唐代的若干殘跡，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門包裹在了里面。

　　如果是清代人的演義重新“發明”了唐朝，《大明宮詞》也許就統一制定了旅游區的國家標準。

　　事實上這種近代的“發明”并非全無意義，就像大多數古城其實不能簡單地用哪一個時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來標定。

　　因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亞萬年前冷凍的猛犸象，而是持續發展的結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發生意義，這種意義也就是歷史的意義：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盡完美，但屬命定。

　　那時，我見過的唯一的“長安”的“證物”——老西安的老火車站——和大眾熱望里的“歷史”無關，相反它是“現代”的鮮明標記，在它初次浮現時，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兩年，這個新鮮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驚愕。

　　西安站的選址在明代城墻的正北，安遠門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內，緊鄰著發生眾多歷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門之變”、唐玄宗殺死韋后和安樂公主的“唐隆之變”。在早期西方攝影家如恩斯特·鮑希曼的鏡頭中，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作為一座“廢都”，西安常常被拿來和現代的羅馬對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講壇區域的廢墟，已經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標準像之一。然而，如果說古羅馬依然歷歷在目，請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見太多長安。

　　繞過橫七豎八的彩鋼板，偶爾你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想象著）“往下看”，在單片的“歷史保護單位”中，你看到的往往都是這種地層以下的過去。

　　通過考古學者的挖掘，個別深埋于地下的長安重見天日，上面的車轍印記淡淡地告訴你過去生活的真實—在西安的大多數地方，如果有一定的歷史知識，你完全可以隨便想象你生活在數千年前的生活中，因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名時代的生活已經貌似有了太多細節，以至于看到隋唐里坊的著錄，或是偶然有戲劇性的考古發現，你便可以將這種想象與文學文本中某個遙遠的人物確鑿相連——但事實上又了無實據。

　　令我們“念茲在茲”的豐滿的過去毀壞了……既因天災人禍，也緣于隨那汽笛聲而來的“現代”的風暴。倒過來說，毀壞并非沒有意義，自從有“長安”這個意味不凡的地名以來，也就有對它深情而悵惘的回望，它其實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輝煌結束以后，在長安以外的地方看長安，看不見的長安，實則構成了另一種長安，或者準確地說，對長安無盡的想象。

　　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現代人也許是魯迅。1924年，時任陜西省省長劉鎮華邀請他去西安開辦講座，適逢他正打算寫一部以楊貴妃故事為藍本的長篇歷史小說，雙方一拍即合。

　　那時候從北京到西安足足要走一個星期，然而長途跋涉之后，這位以狷介著稱的學者卻得出了讓主人尷尬的結論：“看到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為免避看后的失望起見，終于沒有去……”

　　后來，他在給山本初枝的信中接著寫道：“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這道理那么顯然，又好像使人難以接受。如果多少聯系起傳統文人的類似失望，魯迅的感受恐怕會好一點。千百年來，不知還有多少人只能安于書本里偉大王朝的回溯，而流連在悵惘的想象里？

　　而我們今天的“不見長安”又是另外一個層次了。即便明代磚城大為縮水，真正的長安還安靜地倒伏在城外的蒿草和麥田中，在魯迅的時代“現代”化進程仍方興未艾。

　　據說，20世紀50年代的西安南郊還有野狼的嚎叫，你仍可以看見和城市相對的終南山；80年代，新建的大路還不寬闊，但是汽車稀少，樹影婆娑，人聲稀疏，尤其在夜晚，你還可以體會到古代行旅的寂寞。

　　挾著以加速度遞增的動勢，真正的改變是在你我的眼皮底下發生的，我們就這樣看著“古代”無影無蹤。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乘坐的列車駛過火熱的渭原的那些年，西安已經啟動了轟轟烈烈的對于“四十五片洼地”的改造。

　　要知道，這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細節。這些洼地折射出的原本西安城市的豐富地形，其實是這座城市記憶的核心部分，至今，還在回民巷子那些未經觸動的地面上有所反映。

　　唐高宗就是以所在“湫濕”“卑下”為理由在龍首原上建立新宮的。八水環繞的整座城市，又橫貫六道高岡。被附會為易經“六爻”的長安風水里，曾幾何時，點綴著朱門青瑣的亭臺、雕欄玉砌的宮闕……這樣莽原上的城市經驗，一路延至畫里錦屏一樣的終南。

▲大雁塔廣場

（作者拍攝于2009年）

　　近十年以后，當我再次來到西安北郊的時候，“現代化”顯然已經大獲全勝，高樓大廈已經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回到盛唐”的宏偉計劃也已經提上了日程。

　　其實“現代化”本不是什么罪惡，對魯迅所厭惡的舊中國那種頹唐的氣息而言，它也許只是一種無情的蕩滌，畢竟即使是真正的長安也是需要發展的。可是“發展”與它名聲不好的孿生兄弟“開發”其實是一母所生——“進步”和“割裂”實際很難分開，“有序更新”只是空話。“新”“舊”有時可以并置無礙，但在西安，新的人工構物的地形整個覆蓋了老的“六爻”，甚至將后者徹底取消了，長安最終丟失了自己的記憶。

　　今天的大明宮遺址公園上其實是看不見大雁塔的，但是這種系于想象中的視線的可能性，對于當代的中國古城尤其意義非凡。就在北京喚回前門外的“老北京”時，它參照了晚清大量西方人拍攝的舊照片，復刻出的是圖像意義上準確的“新老北京”。

　　長安甚至沒有這樣的舊照片，因為明代的西安本來就不是長安，現代人更大的雄心是跳躍式地“回到唐朝”。于是，只能根據語焉不詳的前朝版刻，在鋼筋水泥的材料里，添加現代人所理解的古代長安人的“感受”。這樣的還魂術都談不上真的復古，它更像是一種催眠，在對現實失去了感知之后，城市受著莫名的、絕對不是“唐朝”的催動，煥發出使人驚嘆的時代的潛意識，帶來了另外一種令我們陌生的“新長安”。

　　它不是長安，但又是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