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印象中，教堂建筑總是呈現西洋風格，如“哥特式”“羅馬式”“拜占庭式”。不過，位于杭州市解放路132號豐樂橋東北角的思澄堂，卻有些與眾不同。這座杭州城區基督教會唯一現存的老教堂，是一座中西式三層建筑，整體顯十字架形狀，采用中國建筑對稱格局，磚木結構，青磚黑瓦，枝窗格式，飛檐翹角，極具中國民族特色。特別是思澄圣堂淡雅樸素，碑刻典題，堂壁花窗，花草馨香，與江南古典園林風格完美融合，美得讓人駐足留連。

　　這座老教堂現占地面積1100平方米、建筑面積3000平方米。據悉，初建時的范圍比如今還要大，一直延伸到解放路中間，并有一座中國典型樓閣式鐘樓，共三層，底層是教堂正大門，與周圍附屬房連成一片，上書“中華基留教會”6個大字；從正大門房小屋樓梯上到二層，可以俯瞰整個教堂內外；第三層原有一口大鐘。整座鐘樓與教堂建筑渾然一體，后因解放路拓寬而被拆除。

百年肇始

　　說起思澄堂的歷史，可追溯到1859年。當時，美國北長老會派倪維思夫婦從寧波前往杭州，最初住在錢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一座寺廟中，不久在城中紫陽山上的道觀租房。1859年6月，倪維思夫婦回到寧波，向寧波差會的傳教士介紹了在杭的情況，并要求移居該地，開辟站點。傳教士們對在杭開站充滿期望，一致認為有必要在杭建立傳教站。于是，1864年11月美傳教士葛寧與張澄齋由寧波來杭暫住馬所巷圣公會，12月租皮市巷五開間樓廳一所作為禮拜堂。

　　張澄齋（1839-1917），寧波鄞縣人，14歲入甬北圣經書院肄業，翌年與三位兄長一同領受洗禮，之后任鎮海傳道。繼而，協助傳教士倪維思注釋圣經。此后，任上虞、紹興一帶傳道職。1864年，他與美國傳教士葛蓮來杭，遂于次年2月攜眷入駐。1866年，被公舉為寧波長老會杭州支會治會長老。同年12月，又被舉為杭城牧師，兼理紹興曹娥、新市、上柏、瓶窯等處教會。1872年，美傳教士來恩賜來杭，兩人購得豐樂橋直街三官巷口三開間大廳，作為禮拜堂及牧師住宅。等長老會皮市新堂成立，他又獨資捐建鐘樓一座。

　　隨著時間的流逝，到1921年，由于信徒增加，眾人商議再建新堂。張葆卿醫生帶頭奉獻一萬銀元，另募得資金五萬元，在豐樂橋教堂原基建造新堂。張葆卿（1864-1927），是被稱為“杭州第一牧師”的張澄齋的兒子，1889年畢業于杭州廣濟醫校，是該校第一屆畢業生。他是杭州基督教青年會早期發起人之一，曾任杭州青年會臨時會所的會長，從1914年至1925年（第一屆至第十二屆董事會），歷任董事，直到去世。他一生勤儉節約，待人和善、誠實厚道、熱心醫學。

　　該新堂從1924年動工，到1927年建成。為紀念張澄齋牧師，取名“思澄堂”。建成后的教堂外墻用青磚實疊，內用進口松木做梁柱；一樓的講臺下，有一個浸禮池；二樓是主會場，一面是講臺，三面是座位；三樓采取中式的回廊格式；坐在二、三樓任何一角，都能看到講臺，視角非常好。二樓、三樓的地面，均用木板鋪墊。尤其是窗門，采用中國園林的支摘窗式，這在中國教堂中獨一無二。

　　那么，為什么會將思澄堂建成一座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

　　原來，到了上個世紀20年代，伴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教會被認為是“洋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1922年至1927年全國爆發了一系列“非基運動”。面對這樣的非難和挑戰，教會不得不調整策略，必須“去洋教化”。與此同時，中國教會也提出了“本色教會”的主張：一是在教會組織、行政、布道和經濟上，要以華人為主，傳教士為輔；二是取消宗派區別；三是教會的神學思想和禮儀都必須中國化，并開始在“教派合一”和“本色教堂”兩個方面付諸實踐。

　　而在“本色教堂”方面，當時的中國教會認為，基督教如何與中國文化融合，為中國人民所認可，并非一件簡單的事。文化既有外在的形式，更有內在的精神。相比之下，形式上的變化和融合更容易些。為了使宗教生活適合中國民情，中國教會領袖便提出了在教堂、音樂、美術等方面糅合中國文化的主張。那個時期，建筑的教堂開始不再沿襲西方傳統，而采用中國風格。思澄堂，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產物。

烽火歲月

　　竣工后的思澄堂，于1930年復活節正式啟用，范光榮被聘為首任牧師。范光榮（1897-1973）系紹興人，其父為北浸禮會傳道。他先后畢業于杭州蕙蘭中學和滬江大學，后又繼續學習神學，畢業后任紹興浸禮會所辦越材中學教職。此后，調任上海老北門第一浸會堂教育干事，兼歌詠團弦樂隊主席、主日學教員、堂會書記、漫會少年團顧問等職。來杭后，曾任太平堂傳道，后又封為牧師。

　　思澄堂投入使用后，一直奉行“施比受更有福”，遵守“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教導，積極引領信徒參與公益慈善，成為杭州城內一盞明燈。盡管當時參加禮拜人數僅二百左右，但已是杭州市重要的基督教活動場所。據《通問報》1936年報道：“中華基督教會杭州思澄堂。位處杭市中心。且屋宇寬敞。杭市信徒不論大小聚會。每假該堂舉行。蓋因足容二千人故。”

　　然而，思澄堂在之后的發展過程中，可謂歷經了艱難困苦。

　　抗日戰爭爆發，1937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思澄堂成為難民收容所，范光榮牧師自任負責人。數月后，局勢穩定收容所解散，難民各自回家。由于信徒四散、捐獻減少，范牧師開辦打字班、鋼琴班及明德中學等文化補習學校以彌補教會供應不足。1941年12月8日，日美正式開戰，教堂被日軍占領。1945年，思澄堂被改作“中日文化館”，作為奴化思想的場所。

　　對于這個期間的遭遇，《通問報》曾如此記載：“本堂于抗戰期間。長老執事等均遷往上海及內地工作居住。僅范光榮牧師以牧養群羊。責職在身。未敢輕離職守。始終抱定忠心到底之決心。為主犧牲。雖數度曾被敵憲以特務嫌疑而逮捕。并遭酷刑。但正義終于勝過強權。教會工作未曾中斷。感謝天父之保全。”

　　抗戰勝利，思澄堂重回信徒手中，“勝利后長老執事相繼回杭。重睹圣堂無恙。衷心無限快慰。本堂為推廣福音起見。……并于每主日下午二時有英語禮拜。敦請各英美教牧輪流講道。參加禮拜者多為青年學生。及公務人員。每禮拜二晚間尚有文助華博士。主領之英語查經班。……此外尚有圣樂團及青年團契之組織。協助教會。”

　　解放后，思澄堂先后成為杭州市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中心和浙江三自愛國運動中心。1956年4月，杭州市基督教在此召開首次三自愛國運動代表會議。1958年9月，杭州實行教會聯合禮拜，合并為5個教堂，思澄堂是其中之一。“文革”期間，思澄堂一度成為杭州圖書館藏書庫。到1981年，落實宗教政策，教產得以歸還。

見證時代

　　1981年8月30日，思澄堂舉行復堂典禮。1983年底，修繕一新的思澄堂迎來英國圣公會的坎特伯雷倫西大主教。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基督教名譽會長丁光訓主教多次前往指導全省、市基督教工作。1988年美國百人合唱團在此舉行音樂會。1990年應中國兩會邀請，臺灣地區基督教領袖周聯華來訪并講道。1992年香港華人基督教聯合會主席李志剛牧師率團來訪。

　　1984年10月，浙江省基督教兩會在思澄堂創辦浙江神學院，思澄堂一樓禮拜的兩翼及附屬房作為神學院的院舍，并于1990年春季開始與杭州市兩會聯合在思澄堂后面建造了一幢五層大樓，直到2000年浙江神學院搬到濱江新院舍。以它為基地，浙江神學院向全省輸送了一大批基督教教牧人才，為浙江基督教的健康和諧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

　　歷經風雨近百年，如今的思澄堂成了杭城唯一幸存的老教堂。它憑借其教會建筑、人文氣息和宗教文化內涵，為“基督教中國化”提供了豐富的價值和意義，并在創建和諧教堂及宣傳我國宗教自由政策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同時，作為省市基督教兩會機構所在地，也使它成了全省基督教中心，并長期致力于浙江基督教的對外交流，影響已遍及全國和世界。

　　目前，思澄堂有牧師4位、長老與同工12位、堂委成員31位，經常參加崇拜的信徒約3000人。教堂以“信靠上帝、仰望基督、依賴圣靈、委身教會、搭配服侍、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為宗旨，除主日崇拜外，每個禮拜尚有青年聚會、講經禱告會、慕道班以及圣歌團練唱、英文沙龍等，每月第一周是圣餐禮拜，每年有兩次洗禮，平時有婚禮、喪禮、布道、探訪等事工。

　　當各地遭受洪澇、臺風、地震等災害時，思澄堂積極發動信徒捐款捐物、救災濟困；亦跟敬老院、福利中心長期聯系，每年重要節日，送錢送物以表慰問；對外來務工人員，每到過年，為他們舉行年夜飯、聯歡會；對于教會內的孤寡老人、貧困家庭，逢年過節為他們送上慰問金和慰問品；還積極參與省、市民宗局和省、市基督教兩會舉辦的各種獻愛心、捐資助學、扶貧幫困的活動。

　　作為我國新時代的基督教會，思澄堂始終堅持中國化方向，正不斷汲取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消除“洋教”烙印，在神學上建立真正的“自我”，積極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努力成為中國人認同的宗教——真正的“中國基督教”，在社會上作光作鹽、榮神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