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將是以田野為主要手段的現代中國考古學誕生和仰韶文化發現與命名的百年紀念。1921年，作為當時中國政府礦政顧問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首次以田野發掘的方法，發現、認定和命名了中國第一個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這是將中國歷史與文明的基礎和源頭追尋到文獻與傳說時代邊界之外的實證性材料，也是安特生依據仰韶彩陶與西亞、東歐彩陶的某些相似性而提出中國文化和文明西來說的重要依據。

　　100年過去了，仰韶文化的新發現和新認識不斷進步，已基本上可以確定這是大約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以黃河中游地區為中心、吸收廣闊地域的早期文化因素融合形成、自身演變脈絡相當復雜、輻射廣泛甚至可以說是同時期東亞地區規模最大人口最眾的一支史前農業文化體系，而關于仰韶文化的源頭和中國文明的起源，也經過西方學者的西來說到舉世公認的本土說，從中原中心說（安志敏、夏鼐等）到滿天星斗說（蘇秉琦等）和多元一體說（嚴文明、張光直等），日趨豐富而細密。但是應該承認，關于中國文明形成的關鍵問題，比如具體源流、標志性內涵、機制過程及其所決定的文明體系特點等，則至今未能形成關鍵性共識，反而有眾說紛紜、越描越亂的趨向，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證成了一個源流歧亂的復雜叢體。

　　竊以為，中國文明起源的部分關鍵密碼仍在仰韶文化中。當然，這不是說仰韶時代已經步入了文明時代，也不是說仰韶文化就是中國早期文明本身或者其代表——仰韶文化的發展水平，按照學界通行標準甚至都算不上復雜的分層與不平等的社會——但是，一方面，追尋早期中國文明在東亞廣闊大地上脫穎而出執其牛耳的過程，還只能以考古發現和研究為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仰韶文化確實在東亞地區走向文明社會的族群互動和文化進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用一個準確的詞匯來說，就是具有核心性地位，扮演了華夏族群和華夏文明奠基者的角色。多元一體中的那個體之主體，重瓣花朵的那個花骨架，實際上就是在仰韶文化奠定的，經過龍山時代的淬火之后，最終走向了以城市和國家為載體的復雜文明體系。

　　因此，考古與仰韶，仍然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關鍵所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

　　一是仰韶文化的區位占據了后世俗稱的中原。從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000年，大約3000年間中原一直是中國以王朝為特征的國家文明的龍興和存身之地。

　　二是仰韶文化是以融合方式率先形成的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形態的考古學文化，其核心區遺址密集，聚落數量在當時諸文化中首屈一指；其幅員遼闊，超百萬平方米的超大型遺址已發現多處，為當時諸考古學文化中所僅見，是當時東亞大地最為龐大的具有向心力和擴張性的人群，現代多學科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確定這一考古學文化遺存背后的族群實際上就是漢藏語系和今天漢族形成的主源和主根系，是早期華夏文明的人口和語言文化基礎；

　　三是仰韶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和文化特性，包括聚落結構、中心廣場、小家庭、公共性大房子、彩陶紋樣等所體現的社會組織與文化心理特征，作為重要的文化基因具有長期的延續性和影響力。

　　因此可以說，仰韶文化最終成為了早期東亞地區各文化互動、吸納、輻輳、分化、重組、整合、提升的基本盤。

　　仰韶文化是通過融合形成的一支定居性農業為主的文化。它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的適宜環境和地理區位優勢，將發源于西北中國黃土高原地帶的小米（包括黍和粟）文化圈內的大地灣、白家、磁山、裴李崗包括部分的興隆洼等區域性文化逐步整合融合起來，同時還吸收了其他如東南中國稻作文化的一些因素，在黃河中游諸河谷盆地和黃土高原東南緣一帶形成小米大米并存的鋤耕農業為主的經濟形態，并以此為中心實現了對黃河中上游地區和整個黃土高原及其邊緣廣大區域的整合和一體化，在農業相對發達和區域內人口相對飽和后向周邊尚未開發或人口稀少地區大量移民拓殖，產生了強烈的輻射和人口與語言的奠基效應。在其半坡和廟底溝的大肆擴張階段，其他地區尚處于農業聚落零星發端的起步階段，因此，早中期的仰韶文化某種程度上說是一枝獨秀的，考古學所見的彩陶文化的廣泛影響正是以此為支撐的。而當周鄰各區域也步入興旺發達的農業社會、走向區域整合和一體化并構成多元之元時，仰韶文化大擴張后廣泛的分布區內反而因為地域遼闊、環境波動、文化進一步發展等原因而走向相對衰落的分化甚至解體。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仰韶晚期和后仰韶的文化低潮階段，相對于周邊其他區系的文化而言，位居中原的仰韶文化故地的聚落與人口規模也未落下風，不過，從廟底溝頂峰階段的跌落和解體，則為其吸納周邊文化因素提供了新的機遇和空間。東部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嶺文化以及東南的良渚文化等在區域一體化高峰階段對仰韶故地的擠壓和滲透態勢，加上環境變化、仰韶系統內部解體之后北方地區的仰韶后人攜帶變異和源自更遠的西北方向的文化因素向故地的回歸，使得使其原有的核心分布區即所謂的中原一帶較早進入一種不同血緣族群重疊擠壓的復合式文化融合與重組的演化狀態，從而形成了石峁、陶寺、瓦店、新砦和二里頭等廣泛綜合各地文化創造的新型中心城鎮。亂葬坑、殉人、活人奠基和祭祀遺存等在中原地區的大量發現，表明在此融合重組過程中不乏血腥沖突與對抗。但是，這種同一區域中的復群化社會分層生存狀態，恰恰為突破血緣、超越部落和部族的國家的誕生創造了前提性條件，也正是紅山、良渚以及海岱和江漢地區同時期文化所缺乏的重要文明基質。因此，中原地區最終能夠成為諸早期王朝的降生與盤踞之地。而所謂王朝，可以理解為諸王來朝的國家文明中心，也可以理解為爭奪文化正統的逐鹿中原。

　　所以說，仰韶文化的形成很重要，仰韶文化的解體也同樣重要。仰韶文化盡管未及形成文明，但卻是華夏文明的奠基者。當然，中國早期以王朝為載體的華夏文明的形成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簡單復興和崛起，而是一個更加復雜、壯闊甚至血腥的以仰韶故地為舞臺的文化碰撞、融合、重組和新的蛻變，但是，正是自仰韶時代開啟的農業村寨和族群文化間的互動模式，為真正的東亞早期國家文明的登場提供了大規模高密度的人口基礎、語言文化認同和地理舞臺背景。在此過程中，也確定了仰韶文化作為華夏傳統的奠基者角色與地位。

　　按照一些學者對仰韶文化內涵特征及歷史文獻與傳說的概括把握，從彩陶紋樣、一系列相關地名、人名與華之傳說等，有理由將仰韶文化理解為東亞大地主干族群的華化——族群記憶與認同過程中首次濃墨重彩的底色鋪設，使其具有了從花到華的意識形態認同傾向。服飾美麗謂之華，文化高雅謂之夏。當然，這種模糊的文化優越和認同感經過國家文明尤其是春秋戰國文化交互加劇過程的淬火，才漸漸清晰和定格，成為相對于四夷的中原族群的文化自覺，華夏、秦漢乃至唐人，慢慢成為了東亞文明的內圈核心，文化上的統一與擴張也客觀上普及了這一認同在以中原為中心的廣大地域的共識化與長期影響。因此，仰韶文化可被視為是華夏傳統在東亞脫穎而出的第一個關鍵形成期，為周邊族群和文化上的逐鹿中原提供了可供爭奪的人口資源對象和文化認同正統，傳統才有了可以被傳承的世界觀框架和文化內核。

　　100年之后，中國考古與文明認識的突破，仰韶文化的重新認識仍是關鍵一環。一方面中國考古學需要在系統揭示考古遺存時空框架與內涵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新興科技手段和理論方法追尋其背后的人群、語言、經濟與社會組織等演進軌跡與動力機制，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將文化與文明放在東亞乃至人類宏闊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理論整合與概括，追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從涓滴之流匯成江海、從多元走向一體如同滾雪球般發展壯大的過程與機制。

　　當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繞開傳統歷史敘事大一統模式的怪圈，通過對仰韶文化的條分縷析及其與周邊諸文化的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和多元一體學說，但是蘇秉琦先生并非要解構大一統、顛覆大一統。走向大一統是中國文化與文明演進的邏輯宿命，中國考古學的使命就是揭示這個復雜過程及其內在的機理，從而對自身及民族文化傳統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更準確更深刻的認識和把握。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形成和成熟，仍然寄望于其在與仰韶文化研究的相互砥礪中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