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統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統一王朝的都城，既經歷了重建的發展過程，也經歷了迭為都城的轉移過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陽為統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為首都。

　　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區的開封定都，最后作長距離跳躍，定都于華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間長江流域的南京又作過幾十年的國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幾百年建都歷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統一王朝都城的尊貴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躍而成為統一王朝的都城？導致都城轉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據司馬遷《史紀·周本紀》記載，西周初年，周公經營洛邑，贊美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讓全國各地來京師進貢納賦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與全國各地的聯系，確是歷代開國君主選擇都城時考慮的一個基本原則。

　　但天下之中，常會隨著國家疆域的變化而變化，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聳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選為都城。因此，“居中”還是“不居中”，都是相對而言，并不容易確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陽、開封稍為居中一點，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五大古都變遷的軌跡，可以看到，西安、洛陽、開封三個古都成橫線排列在我國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黃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區，而北京、南京兩個古都則成縱線，排列在我國東部，位于古代中原的邊緣。

　　如果以時代加以區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個古都建都時間在北宋以前，相當于我國封建社會的前期，位于中原邊緣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有趣排列，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國政治中樞和最大的軍事堡壘，是一國的最高統治者和其家屬、臣僚、軍隊、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務人員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貴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財主一般說來都超過其他城市。出于充實都城的需要，統治者往往通過移民等措施，將首都建為全國人口最多的城市。

　　基于上述兩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國最大的糧食和日用品消費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數不是農民、手工業工人等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員，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費者。換言之，都城的糧食和各種生活用品都依賴外地的供應。

　　在現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長距離運輸大批貨物往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花費很多的時間。今天自北京乘飛機到杭州不過兩個小時，而古代利用當時最便捷的船只走大運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設在經濟發達或靠近經濟發達、交通方便的地區，以便比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糧食和物資。

　　西安、洛陽、開封三個早期古都都位于黃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遠古時代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溫和、平原廣大、土質疏松。在當時使用木制或石制生產工具的狀況下，開發北方無疑比開發多山并且沼澤沮洳、叢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

　　因此，雖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較高水平的古文化遺址發現，證明我國文明發源地并非僅僅集中在黃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較早開發并且地勢低平的華北平原，最早由一個個面積較小的文明點發展為大面積的文明區。因此，夏、商、周三個奴隸制王朝都興起于黃河中下游，并以此為基本統治區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長歲月中，黃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

　　早在戰國時代，今天西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就被蘇秦譽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關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財富占天下6/10。洛陽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貼近華北平原，交通便利，還可就近取得黃河中下游其他地區的糧食和物產。

　　因此，在秦統一以后直至唐朝滅亡以前這段漫長的時間中，統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陽二地打轉轉。不過，就定都時間看，還是定都西安的時間較長，洛陽擔任都城只是這一過程中間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區經常存在著關中和關東兩大區域利益集團。秦、西漢、隋、唐的開國君主無不是以關中為基地，征服關中，統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農業條件居西北之冠，周圍山環水繞，易守難攻，但又獨開東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擁有制服關東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地理上的優勢。

　　除此之外，西安面對中國的西北方向，經過河西走廊便進入西域地區，翻過黃土高原即進入蒙古大草原地帶，西面不遠又與青藏高原毗鄰。定都西安、洛陽的時期，正是來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參加中原逐鹿的時期，秦漢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強大的游牧民族政權的武裝力量進入中原，分別由北面和西面指向關中平原。

　　此外，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以今西安為起點，是當時我國主要對外交通線。漢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統一王朝積極向外開拓，在軍事、外交、國際貿易上都十分活躍主動，西安的地理位置顯然便于漢唐王朝開展上述活動。

　　洛陽在西安以東幾百公里，北臨黃河，是一個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較西安更為適中，水陸交通更為方便。但是，它位于關東和關中兩大利益集團的結合部，素稱四戰之地，周圍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為長期抵御的憑借。而且，盆地面積較小，農業資源無法與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相比。另外，離各游牧民族政權所在地區和絲綢之路較遠，有鞭長莫及之感，也不便于開疆拓土和開展外交和國際貿易活動。

　　在西漢時代，洛陽的地位是無法與都城長安相比的。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一反舊制，定都洛陽，為的是經過兩漢之際的戰爭破壞，長安宮室蕩然，生靈涂炭，難以迅速修復。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劉秀主要是憑借著關東地區的經濟、軍事力量而奪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將領出生于關東的南陽和河北地區，定都洛陽，靠近他們的故鄉，并可以憑借關東實力去控制關中。

　　西晉王朝是三國曹魏政權的沿襲和發展，都城因襲不變，仍定都洛陽。此外，西晉初年蜀國已經消滅，但吳國仍占據長江中下游。洛陽較西安靠近江淮地區，定都洛陽也便于統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國政治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由于屢遭戰亂，關中生產條件有所惡化。如漢代灌溉田地四萬余頃的鄭國渠、白渠系統，唐永徽中灌溉面積只剩萬項。另一方面，統治階級消費欲望增大，政府機構膨脹，官員及家屬人數大增，對關中以外地區糧食與物資依賴加重。

　　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糧食和物資通過水運運到長安。但是，黃河三門峽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聞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糧運輸的規模。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別是水運四通八達的洛陽建為東都。

　　隋煬帝將都城遷到洛陽，唐高宗、武則天經常率領文武百官前往洛陽，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則天幾乎就是住在洛陽。唐高宗和武則天居住洛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費來自南方和關東的漕糧和物資，史稱皇帝“就食”，這就預兆著西安作為統一王朝都城的歷史即將告終。

　　唐中葉以后，北方戰亂時間較長，人口大量減少，經濟日益蕭條。而秦嶺一淮河以南地區，除位于長江和淮河之間的江淮地區有時受南北戰爭影響之外，其余廣大地區都比較安寧，經濟發展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不利影響，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較先進生產技術的北方人民避亂遷入而大大加快。

　　唐后期南方已成為我國糧食和紡織品的主要生產地區，加上北方藩鎮割據，糧食和賦稅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糧和財政收入不得不依賴南方。此外，唐中葉以后絲綢之路中斷，海上交通成為主要對外交通方式，位于內蒙古東南部的契丹族興起，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脅，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開展外交、軍事和國際貿易活動的優勢。

　　上述這些變化，使西安難以繼續擔任全國政治中心。開封居黃河與大運河交匯處，比較靠近江淮地區，由于這一交通優勢，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終于取代西安和洛陽，成為統一王朝都城。

　　不過，開封周圍沒有山河之險，又是歷史上戰爭很多的四戰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開國皇帝太祖趙匡胤本人對建都開封并不滿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選作都城的長安和洛陽，幾次有往西遷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終沒有遷都，原因在于開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糧和物資，這是定都長安和洛陽所不及的。

　　大將李懷忠勸趙匡胤不要遷都，所說的就是這一番道理。他說：“開封有汴渠(即大運河)之便，每年可運江淮糧食數百萬斛(十斗為一斛)，京師兵將幾十萬人都要吃江淮糧食，您居住洛陽，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糧食呢？”

　　依賴江淮糧食的豈止軍隊，就連開封的一般民眾也不例外。由于離江淮較近，運送漕糧方便，北宋成為我國古代運輸漕糧數額最多的朝代，其中相當一部分自然是供應給開封民眾。將開封和漕糧與物資主要來源地的長江下游聯接起來的運河，成為南北交通的動脈、國家的生命線。

　　綜上所述，統一王朝都城自長安、洛陽東移開封，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是隋唐以來天子離開長安到洛陽就食的繼續和發展，著眼點都是為了比較方便地取得漕糧和消費物資。如果從政治上看，都城東遷也有重大的意義。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為我國經濟重心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斷上升。

　　五代十國時期，天下四分五裂。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北方為五代，雖然朝代更換頻繁，仍大體上統一在一個皇帝的旗幟下；十國中，九國位于南方，只有一國(北漢)在北方的今山西省境內。因此，所謂分裂局面，主要是指南方地區實行割據。將首都放在靠近江淮的開封，也便于控制作為國家經濟重心所在又容易鬧分裂的南方地區。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開封擔任統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說主要是在民族斗爭的背景下產生的。

　　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國邊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元朝是來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創建，清朝建立者是來自東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獵半農耕的女真族。它們原先生活的地區人口稀少，經濟落后，社會發展程度低，主要是受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

　　因此，當他們占領人口稠密、物產豐饒的華北平原以后，自然要著力經營，將其建成進一步南下的基地。另一方面，清初的首都沈陽、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開平府，離中原地區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遙，并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就近統治漢族地區。

　　北京是他們在漢族地區奪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又是華北平原北部重鎮，將北京作為首都，便于控制華北并奪取全中國。歷史上，元、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再取華北，在定都北京以后統一全中國的。

　　對于這些民族的統治者來說，在北京建立首都，還有在長安、洛陽、開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沒有的好處。

　　首先，這些來自溫帶地區的民族，初進中原時不容易適應那里炎熱的夏季氣溫，而北京位置偏北，夏季要比中原腹地涼爽，最熱月平均溫度要低2℃甚至4℃—5℃。五代后晉開運三年(公元946年)年底，契丹軍隊占領開封，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間便匆匆忙忙班師回北，除了漢族人民的反抗外，“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京的夏季氣溫要容易適應一些。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也便于統治者就近去避暑。

　　其次，北京貼近他們的故鄉，便于保持與故鄉的聯系，以便保留一條退路。當時蒙古族、女真族人口并不多，一般只有幾十萬人，這些民族的統治者君臨幾千萬乃至幾億人口的漢族人民之上，難免要產生一種潛在的恐懼感。在貼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區建都，平時可以獲得一種心理的安全感，一旦保不住在漢族地區的統治時，還可以迅速逃歸故鄉。元朝最后一個皇帝順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帶領后妃、太子、部分大臣逃歸蒙古高原的。

　　就連明成祖遷都北京，也與民族斗爭的背景分不開。元順帝退回蒙古高原后，仍擁有相當實力，繼續稱大元皇帝，氣焰猶盛，對新興的明朝構成巨大威脅。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駐守北京負責保衛北部邊防的藩王，對此有深刻印象。

　　因此，他奪取皇位后，遷都北京，不僅以天子坐鎮邊疆，還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縱深地帶，消滅蒙古軍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脅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賴以起家的根據地，政治上比較可靠，選此為都也比較安全。

　　不過，作為統一王朝的首都，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選擇。

　　首先，它偏在中原邊緣地帶，與四川盆地、珠江流域、長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區相距遙遠自不必說，即使與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區也有相當的里程，這在古代交通狀況不便的情況下不利于控制全國。何況北京所在地區物質基礎有限，沒有能力滿足統治階級和大量非生產人口的消費需要，漕糧和物資仍主要依賴長江流域，靠京杭大運河長途運輸，極大地加重了人民負擔。

　　其次，北京與強悍的周邊民族為鄰，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邊境，首都作要塞。北京雖然西、北兩邊有燕山可資防守，但東、南兩面是大平原，無險可依，周邊民族的騎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長城防線，即進入坦蕩的大平原，數小時即可兵抵京郊。

　　如果中原王朝國家力量強盛、周邊民族政權力量衰微時，北京的安全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國家力量衰微或者處于動亂之中而周邊民族政權力量強大時，要保證首都的安全就相當困難。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權曾數度突破長城，兵臨京郊，甚至明英宗也淪為俘虜；明末清朝軍隊進入山海關不久即攻占北京，便是證明。

　　南京位于富饒的長江下游，所在地區經濟發達，交通方便。市區三面環山，一面臨江，易于防守，并較其他長江下游的城市離華北最近，向為南方割據政權的主要建都之地。不過，與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相比，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對偏南一些，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開發，但卻不便于控制始終作為中國政治漩渦的華北，也不便于加強與周邊地區的聯系。

　　因此，明代以前，南京在我國政治舞臺上發揮較大作用的時期，基本上是在中國處于戰亂紛紛，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一旦全國統一，“金陵王氣黯然收”，“玉樹歌殘王氣終”，南京在全國政治中的地位便大為降低。

　　公元1365年，朱元璋率領紅巾軍渡過長江，占領南京。以后，朱元璋以南京為根據地，發展自己的力量，西征北伐，統一長江中下游，最后統一全中國。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選為明朝首都，首先因為這里是他賴以起家的根據地，他在此經營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礎，開國后容易穩住局勢。

　　其次，南京位于全國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定都南京，不需長途運輸，就可輕而易舉地解決都城的糧食和消費品供應。由于南京存在著地理位置過于偏南的缺陷，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區視察，打算在傳統的建都城點選擇一個“臨中夏，御夷狄”的首都。

　　但他發現，經元末戰爭后，中原經濟殘破，人口稀少，有的城市已成空城，才決心定都南京，以便于解決軍隊糧食供應問題。朱元璋擇都的出發點與北宋趙匡胤相同，首先考慮的還是如何方便地取得都城軍民必不可少的糧食和消費品。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開始以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出現在中國。

　　透過五大都城變遷的曲折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都城所在地的選擇，對每個統一王朝都是至關重要的。各王朝在選擇國都時，既有經濟上、政治上的考慮，也有軍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選擇，主要側重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要求位于或者接近經濟發達地區，以就近取得糧食和生活消費品。如果不能位于或者接近經濟發達地區，至少也要有比較便利的交通路線將都城與之聯接起來，以便通過長途運輸解決供給問題。

　　第二，要求位于或者接近賴以起家的根據地，以便較快鞏固政權，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區去控制其他區域。對進入中原建立統一王朝的周邊民族來說，擇都的主要要求是靠近本民族區域，以便保持與本民族區域的緊密聯系，并將都城建成繼續南下統一全國的基地。此外，也便于適應那里的氣候。

　　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對于上述兩方面的輕重緩急安排有所不同，視每一時期的主要矛盾而定。一般說來，周邊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較為注重第二方面，將都城定在靠近本民族區域的北京。漢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則較為注重第一方面，謀求政治中心與經濟發達地區保持一致。只有明代永樂以后比較特別，反映了明成祖以自己根據地定都和當時民族斗爭尖銳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