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天梯山，往南往西眺望，就能看見烏鞘嶺和冷龍嶺，那里黛青色的莽莽森林沉默不語。近處則是哈溪水庫，水庫水位低的時候，就能看見水底上涌的清泉。

　　由天梯山出左手，翻過東邊山梁，不遠處即是312國道，沿國道西行幾十公里，就是武威城了。而整個武威，在歷史的宏大敘事里，曾經何其威武響亮，涼州的盛名更不是蓋的。

　　對大多數人而言，知道“涼州”一詞，可能源起于王翰的《涼州詞》，“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但涼州兩個字，卻比涼州詞古老得多，它蘊含著沙場將士的鐵血豪情，寄托著無數佛教徒的偉大宏愿，鐫刻著邊塞詩人的豪邁情懷。

　　涼州得名，緣起于西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當時西漢施行刺史監察制度，分天下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涼州便是這十三州刺史部之一。此后一千多年時光里，涼州盡領風騷，風光無限，從霍去病河西開疆拓土，到十六國、隋末五涼政權的中心，從西夏輔郡的區域中心，到清初甘肅巡撫的暫駐，這里不僅是帝國版圖向西擴展的前沿，同時還為華夏文明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但是，隨著經濟地緣的演變，涼州這段輝煌的春秋大夢已然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暗淡，曾經的過往也被人們漸漸遺忘，其中的故事卻依舊鮮明，仍然值得我們去追溯回味。

　　一、文化承襲與營國模板

　　河西的輝煌，毫無疑問是從屯田開始的。這里的石羊河，在西漢時是一條大河，其流域發展出了當時河西最大的農兼牧綠洲。

　　到了東漢時期，云臺三十二將之一的竇融憑借這一綠洲，牧兵養馬，據河西達十余年以圖自保，之后又追隨光武帝劉秀攻滅了天水的隗囂割據勢力，幫助漢王朝將臂掖再次伸向西北。

　　到了西晉末年，中原經歷八王之亂，匈奴又不時侵入中原，往來殺伐中，大批流民無家可歸，前涼政權創立者張軌在動亂中力圖保境安民，收容了中原大量逃難的流民。在這之后，前涼政權獲得了一定的喘息機會，在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下收容了不少遷徙至此的儒家學者。隨著河西儒學逐漸繁榮，中原文化在社會動蕩中得以保全并發展，最終東漸反哺中原，成為隋唐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文化來源。后來，北魏施行的均田制、三長制，無不受到涼州文化和制度影響。

　　今天依稀所見的武威的五城格局，其實是前涼張軌統治時對姑臧城進行了擴建，形成了東、西苑城、北城、匈奴城、南城的五城。而姑臧城，是霍去病奪取河西前，匈奴人對武威城區的稱謂。我在《駱駝城，金色的北涼故都》一文中，提到的北涼王沮渠蒙遜就是武威的匈奴人。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此做過深入研究，他認為張軌以“擬于王者”的京都標準營建的姑臧城，特別是市南宮北的都城布局，不僅影響到北魏平城、洛陽和東魏都城鄴城，還為隋唐的都城長安城的營建所承襲。武威人對這段歷史過往的自信與驕傲，絕不是空穴來風。

　　二、鳩摩羅什與石窟密碼

　　涼州不是邊地，它是外來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中繼站，也是戰亂中的文化高地，它深遠影響了中原主流文化。佛教文化東傳便是借其通道，逐步走向中原大地的。

　　在佛教文化東漸過程中，不得不提到的一個人物，就是鳩摩羅什。十六國時期，前秦統一北方之時，作為佛教史上的三大經譯家之一，鳩摩羅什年輕時就已聲名鵲起，被龜茲國王奉為國師，西域各國王公時常慕名而來向他求教佛法。

鳩摩羅什雕像

　　那時，苻堅剛剛一統黃河流域，正志滿意得，野心膨脹，時刻圖謀更大的疆域空間。他想借迎取鳩摩羅什弘法來入輔中原，進而實現對西域用兵的意圖。382年，他派出驍騎將軍呂光率兵七萬，進軍西域。

　　呂光不辱使命，用了3年時間大破西域諸國，385年，呂光得鳩摩羅什與西域珍寶班師歸來，于途中得到前秦因淝水之戰大敗而分崩離析的消息，于是停在涼州以觀動靜。386年，呂光被部將姚萇所殺。史載姚萇出身羌人，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狡猾而殘暴，這一舉動給了前秦政權致命的一擊，讓帝國最終走向滅亡。而苻堅從前秦出逃后，與慕容氏開始火拼，姚萇“厲兵積粟，以觀時變”，慕容沖攻入長安后，苻堅逃到五將山，被姚萇俘獲。姚萇向苻堅索要傳國玉璽，苻堅大罵姚萇，說“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姚萇一氣之下，將苻堅吊死。姚萇也不再東進，自立為王，在涼州建立了后涼政權。鳩摩羅什進退不得，在涼州被困達十七八年之久。

　　在羈旅期間，鳩摩羅什開始潛心鉆研漢語，熟讀漢文典籍，并在涼州設壇弘法，廣收門徒，這為他后來的經譯事業打下了良好基礎。

　　攫取權力之后的姚萇，并沒有回歸到治理天下的主路上來，他與前秦余部的對攻中連吃敗仗，后來發瘋發狂、驚懼而死。公元401年，姚萇的兒子姚興攻滅了后涼政權，復迎鳩摩羅什到長安，尊為國師，開始了他光耀千秋的譯經事業。陳寅恪對此認為是“優于玄奘”的經譯者。

　　鳩摩羅什圓寂后，北涼已經建國，北涼王沮渠蒙遜篤信佛教，他向后秦末主致書討要鳩摩羅什舍利。在得到舍利以后，沮渠蒙遜便在鳩摩羅什精舍舊址上造寶塔供奉，同時修建了鳩摩羅什寺。

　　需要贅言的是，佛教自東漢后期傳入中國后，到了這一時期，各地禮佛之風日盛，對中國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佛教成了統治者遠柔外邦、近施王化的政治手段。沮渠蒙遜深諳此道，決定在天梯山開鑿石窟。

　　天梯山并不是像后人所說，是因為險峻如登天之難才稱其名的，而是因山體輪廓猶如一只出水大龜，沮渠蒙遜才將石窟位置選在了此地，并在有意無意中開創了中國石窟造像營建的先河。他召集涼州高僧曇曜等能工巧匠，率眾劈山開路，先后開鑿了天梯山石窟、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而現在赫赫有名的敦煌莫高窟是它的后輩，只是那時的敦煌還不叫敦煌，而是叫吐火羅或者桃花石。后來，人們把這種石窟營造形式，自然地稱其為“涼州模式”。

　　戰亂當中，人口也是戰爭動員的一部分。北魏滅北涼后，就把涼州3萬余戶豪強遷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繼續興佛，“涼州模式”得到進一步推廣，其形制又在云崗重現了。同樣，洛陽龍門石窟也被打上了“涼州模式”的封印。要說天梯山石窟是石窟鼻祖也不為過。

　　三、涼州之熱與西夏文字之謎

　　跨越800年的時間長河，涼州與佛教的淵源還在繼續。

　　1246年，藏傳佛教薩迦派掌門人薩迦班智達抵達涼州，其時他已60多歲高齡，與蒙古涼州王闊端舉行了“涼州會盟”。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會盟，將西藏正式納入了中國版圖。從闊端開始，蒙古的王公貴族們紛紛皈依藏傳佛教。薩班因年事已高，不再返回藏地，堅留涼州弘法，直到1251年圓寂。薩班侄子巴思巴此時也已長大成人，不僅聰明過人，更是精通佛法，正是他在大都勸說忽必烈皈依了藏傳佛教，并且創制了蒙古文字，促進了漢藏蒙文化的融合。巴思巴也被尊奉為國師。

　　而“涼州”一詞，毫無疑問源起于王翰的《涼州詞》，但涼州詞，卻是唐代流行的一種曲調名，就跟當今的嘻哈音樂一樣，除了王翰，還有孟浩然、王之渙、張籍、陸游等都寫過涼州詞。

　　涼州詞曲調，究竟是悲涼還是悲壯，現在已無從考證，但后來許多詩人都喜歡這個曲調，舊瓶裝新酒，古為今用，填寫新的內容，流傳至今的“涼州詞”達數十首之多。這些詩作意境豪邁，融合了異域風格，成為大唐盛世中涼州文化的代表之一。

　　明清以降，涼州文脈興盛，熱度不減，當地儒學、文苑發展較快，文化教育繁榮。始建于明朝正統二年（1437年）的武威文廟，其中的狀元橋、欞星門至今對莘莘學子還有影響，每年高考，有不少考生還要來此在橋上走一走。文廟內現存的石碑和匾額記錄了明清以來涼州文化教育狀況，這里因此被譽為“隴右學宮之冠”。

　　在武威文廟文昌宮桂籍殿前廊檐下懸掛著44塊匾額，作者大都為涼州本地的地方名流和文人學者。這些匾額題寫日期上起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化峻天樞”匾，下迄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的“文教開宗”匾，年代最久的匾額距今已達300多年，但都保存完好。漫步其間，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仿佛游歷于過去的時光之中。

　　從清代開始，坐擁繁盛文脈的武威文廟就開始搜集散落于武威各地的金石文物，經過數百年不輟努力，今天文廟文物品類繁多，逐步成為遠近聞名的博物館。文廟中，最受人矚目的當屬國寶級碑刻西夏碑。

　　西夏碑的發現很有傳奇色彩。1804年，武威本土著名的金石文獻學者張澍發現了一塊高大的黑色石碑，被磚封閉著。打開磚封，碑文的正面全是不認識的非漢字的楷體字，背面卻是漢語，于是他推測這就是失傳已久的西夏文。但要將一個個漢字和西夏文對照翻譯，盡管學者們做了種種努力，卻絕非易事。

　　一個世紀之后，1909年，俄國人在黑水城發現并盜走西夏文中文雙語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前，西夏碑一度是國內學者研究西夏文的唯一“字典”，保留了那個古老政權的文化余韻。后來，這本雙語字典被復印回國后，破譯西夏文才成為可能。

　　縱觀歷史長河中的涼州，它始終是一塊有熱度的地方。這個拉開帝國西進序幕的應許之地，它曾承載過往來殺伐征戰的血腥，它曾保留下華夏文明的余脈，它曾演繹過中國歷史上最壯麗的詩章，它曾拓展為東西方商旅互市最大的通道。

　　余響猶在，足音跫然?，F在的武威，作為河西五市中人口最多的城市，已然走進了新的時代，兀自發出燦爛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