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是近來的熱門話題。2020年4月，發展和改革委明確，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三個方面內容，分為5G、特高壓、城際高速與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七個領域。與傳統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相比，“新基建”不僅同樣有為經濟發展筑牢基礎、拉動需求、創造就業的屬性，同時因為具有新技術屬性和可能成為未來核心支持產業的前瞻性，在產業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新基建”也被賦予厚望。

　　“新基建”新在哪里，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應遵循怎樣的發展路徑，政府在新基建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以及作為“新經濟”的新基建是否會重演當年納斯達克“互聯網泡沫”的慘劇，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2020年11月13日，第十一屆財新峰會“破解新基建”專題討論就對新基建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與會專家有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山東省副省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凌文，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副局長潘鋒，京東數科智能城市部總經理鄭宇，高通公司中國區董事長孟樸，平安智慧企業副總經理、首席運營官張君毅。光大控股管理決策委員會委員王歐主持了專題討論。

　　政府在新基建中的定位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中國在新基建發展方面的優勢是人口多、市場大，以及產業配套能力強。但是基礎研發和源頭創新方面仍存在短板，要重視并加快補上數字技術基礎研究的短板。在政府參與方面，以數字技術為主的新基建不適合作為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在投資回報方面，新基建與鐵路、公路、機場等傳統基建有顯著區別，從經濟學意義上，傳統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導運營的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新基建則是具有平臺經濟特性的技術或產品，一般由企業投資運營。新基建本質上屬于一種由新技術支撐的一種新的產品。這些產品很多還不成熟，正處在成長期，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一般不要直接參與投資，而是由企業和風險資本進行投資。企業投資講求回報和現金流，與政府此前投資的項目相比，新基建的彈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適合由政府主導。政府更重要的是把市場秩序建設好，為新基建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創造需求，如開放一些公共部門的信息，保護信息隱私，加大相關人才建設和培養，發展與技術相關的基礎設施。對于平臺壟斷性的問題，有一定的爭議，但是有一點很清楚，就是政府要促進公平競爭。

　　山東省副省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凌文介紹了山東省支持“新基建”的經驗。他指出，山東省主要從四個方面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一是建機制，比如在省級層面成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專班”“5G網絡建設和應用推進工作專班”等；二是搭平臺，比如組建企業上云服務聯盟、工業互聯網協會、5G產業聯盟等公眾交流平臺；三是出臺三年的新基建行動方案推動工業互聯網、云海大數據的發展；四是提升服務水平，有效地重視新基建。在“新基建”推動下，山東“四新”（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經濟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由2016年的22%提高至2019年的28%，預計今年將突破30%；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將達到40.1%，較2015年提升7.6%，今年上半年進一步達到44.4%；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達到1.15萬家，比2015年末增長近2倍。他還特別強調，新基建在長短期謀劃當中，需要重視一些顛覆性技術可能帶來方向性的轉變。

　　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副局長潘鋒表示，政府不應該直接參加新基建建設，而是要考慮如何推動這一進程，首先就是要為數據共享搭建平臺。北京自2000年起啟動了政府上網工程，提供云上服務。他指出，新基建需要數據的場景開放。如北京有順義、上地、亦莊三個自動駕駛試點區域，區域的場景完全不同，而自動駕駛模型的訓練依賴場景的開放。此外，他還強調要注意隱私保護。外界十分關注如何在不采集位置的情況下了解誰去過疫情發生區域，而這主要是依靠后臺大數據能力，依靠大量線下調研員的協同合作。如何在保護隱私和產業帶動中找到平衡點，是新基建場景所必須的。

　　京東數科智能城市部總經理鄭宇認為，短期的新基建是偏向于應用型的，好的東西自然歸有更多的企業投資建設。但同時需要高校培養應用型人才和復合型人才，同時提供應用型技術。此外，這還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

　　中國的優勢與挑戰

　　以前，在全球范圍內的工業化進程中，中國一直處于追趕者的角色。面對新的信息革命浪潮、新的經濟發展動能，中國在部分領域已經在展現從追趕到并駕齊驅的轉變，甚至有領跑的可能性。中國面臨很多建立領先優勢的機會，但同時也存在很多短板和“卡脖子”的領域。從全球范圍內來看，中國在新基建領域又具有哪些優勢和挑戰？

　　平安智慧企業副總經理、首席運營官張君毅認為，中國發展新基建，在基礎研究等方面存有短板，同時也有許多機會。一方面，中國是一個非常發達的移動互聯網國家，這一前提使得很多技術可被迅速應用和推廣，這也是其他國家短期內難以超越的，如移動辦公數據化、遠端服務都能夠在中國得到最好和最快的實踐。另一方面，傳統基建和新基建的協同、創新過程也是機會。例如中國的自動駕駛技術路線不僅僅考慮單車智能，而是結合整個基礎設施創新。中國自動駕駛可以以比國外單一企業更快的速度實現推廣和突破。政府和企業之間聯動也是中國非常有機會的地方。此外，位列“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也是助力新基建的重要力量，這些企業的能力尚未發揮。他認為，無論是移動互聯網領域的企業，還是傳統經濟的巨型企業，若它們對外輸出自身優勢，對于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數據化變革也是機會。

　　鄭宇認為，中國和美國在新基建領域有各自的比較優勢。美國在基礎研究方面占據了金字塔的塔尖，而中國在商業應用方面有大量的優勢這得益于具有豐富的場景、數據，以及政府強大的推動力。在技術人才方面，中國的中高端人才數量有絕對優勢，美國在高精尖人才的質量依舊具備先天性優勢，不過這個差距正在縮小。在產學研一體化上，美國還是有連接能力的優勢，許多企業和高校有大量的技術成功實現產業化孵化，中國正在朝這個路走，但是目前來看還是有一個過程。越來越多的核心技術將會從企業中研發出來。因為需要大量的場景和數據來打磨的技術，所以企業的角色不可或缺。

　　光大控股管理決策委員會委員王歐認為，從投資人的角度來看，在新基建領域，中國至少不落后于世界其他兩大主流市場美國和歐洲。當前中國在基礎研發上還有“很大的欠賬”，但在應用領域和新基建領域并不落后。中國的技術路線和技術水平不落后于世界上任何一個企業。網絡技術安全是未來智能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比如，2020年9月，特斯拉內部系統遭遇“宕機”，全美特斯拉網絡全面中斷。互聯網安全是OTA（Over-the-AirTechnology）的基礎，沒有互聯網安全，OTA就是一個虛設。而中國在這一方面也不落后。

　　如何應對可能產生的風險

　　新興產業的特征中高成長性與高風險同在，在看到巨大發展機會的同時，創新失敗的風險甚至出現產業泡沫的可能性同樣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參會嘉賓分享了對新基建產生泡沫可能性的看法。

　　高通公司中國區董事長孟樸指出，移動通訊技術十年一代，這有很深的內在的經濟關系，不是主觀上隨意定義的。現在中國運營商5G基站有70萬個，以后還有90%的5G基站要部署；4G用戶有10億，第一年年底或者一年半的時間5G用戶能夠達到2億人，此后還有至少8億用戶可以接受5G。高通預計，到2022年5G手機出貨量將超過7.5億部，到2023年全球5G連接數預計將超過10億，比4G獲得同樣連接數的速度快兩年。5G剛剛開始，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孟樸認為，設計高鐵和機場承載量的時候一定要超前部署，同理，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包括云、網、5G等都需要超前部署。

　　張君毅認為，投資時應把握兩個衡量標準。一個衡量標準就是產出是否有經濟價值的回報，當用這個標準去衡量的時候，就可以避免很多低效的、無用的重復投資。另一方面，還可用應用層驗證基礎層，即衡量基建能否助力實踐達成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績效提升等成果。如果達不到，說明投資和創新也有泡沫化的情況。不斷地進行類似驗證和考量，能夠避免泡沫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