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經浙江省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批準，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聯合鎮海區文物保護管理所、武漢大學和山東大學等科研單位，對鎮海區應家遺址區域實施了2000平方米面積的考古發掘。12月1日，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和鎮海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共同發布了寧波市鎮海區應家遺址考古發掘成果，該遺址文化堆積深厚，時間跨度大，出土文物多，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和考古意義。

　　一、遺存豐富、年代多樣

　　應家遺址位于寧波市鎮海區九龍湖鎮應家村舊址，分布面積約12000平方米。該遺址地處“V”形小盆地環境中，三面環山，東側面向濱海平原，距離現海岸線約10公里。

　　本次考古共發現古代水井、灰坑、灰溝、基槽、柱洞群、燒土堆等各類遺跡約220余處，出土陶、瓷、石、銅、木器等各類完整或可復原文物約1000余件。

　　應家遺址發掘區平均下挖深度約250厘米，地層有十二層，由早至晚可分為史前時期（河姆渡文化三、四期，良渚文化晚期），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和歷史時期（漢六朝、唐宋和明清時期）等四個階段，遺址主體堆積為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遺存。

　　其中史前時期的出土遺物基本為陶片，幾乎不可復原。其中河姆渡三期的數量最多，其次為河姆渡四期，良渚晚期最少。

　　商周時期遺存發現水井、灰坑、灰溝和基槽等各類遺跡90余處，還有近400余個柱洞。遺跡中普遍都出土了遺物，水井和部分灰坑還出土了較完整的陶、瓷器。柱洞群所構成的建筑單元是本次重要發現，目前推測為干欄式建筑，主要功能為日常居住。出土遺物數量也比較豐富，按照質地分為陶、原始瓷、石、木器等。其中出土的一捆用麻繩捆綁的竹片，可能與先民的儲藏行為有關。陶器分為軟陶和硬陶兩類，石器數量較多，多為殘器，木器數量較少。

　　春秋戰國時期遺存的部分水井和灰坑、灰溝中還出土了較完整的陶、原始瓷、銅器，比如出土的1件銅器蓋，在浙江地區同時期遺址中較為罕見。此外，還發現了一層疑似稻谷殼堆積。出土遺物數量豐富，按照質地分為陶、原始瓷、石、銅器等。其中原始瓷數量豐富，石器、銅器數量較少。

　　歷史時期遺存中唐宋時期遺物數量較多，以青瓷器為主，還有少量青白瓷、白瓷、黑瓷，主要為越窯和龍泉窯的產品。漢六朝和明清時期遺物數量較少。

　　二、價值重大、意義深遠

　　一是史前時期遺存梳理文化序列和人地關系。應家遺址史前時期遺存包含了河姆渡三、四期和良渚文化晚期等三個時期。雖然發掘區域內所見遺存并不豐富，但是三個時期遺存面貌清晰，特征鮮明，為充實寧紹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序列提供了新材料。此外，三個時期文化地層之間均有淤泥層間隔，為探討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地關系提供了鮮活案例。

　　二是商周時期遺存擴充浙江地區文化譜系。應家遺址商周時期遺存在文化性質上相當于“后馬橋文化”階段。目前該階段遺存的材料較為零散和單薄，時空范圍和文化面貌等基礎研究方面還比較薄弱。作為上承馬橋文化，下啟越文化的關鍵階段，“后馬橋文化”階段遺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對于盤活浙江地區青銅時代文化譜系具有重大意義。

　　三是春秋戰國時期遺存豐富吳越文化內涵。應家遺址春秋戰國時期遺存在文化性質上相當于越文化階段，可與歷史文獻記載中的越國相對應，時間節點也可與勾踐滅吳和越國強盛階段相呼應。曹娥江東南區域作為越國可以直接控制的大后方，為越國的崛起、強盛和稱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強有力支撐，但是由于文獻資料的匱乏和考古資料的不足，對于該歷史進程的研究還比較薄弱。應家遺址發現的該時期遺存不僅材料豐富，而且發現了銅器蓋、原始瓷甬鐘等較高等級的遺物，結合九龍湖鎮區域內已發掘的春秋戰國時期遺址普遍發現該階段遺存，可見當時已經形成了較為密集的“九龍湖聚落群”，相信隨著工作的持續和深入進行，九龍湖聚落群可為深化越國大后方的社會面貌，為越國的崛起和強盛提供考古學角度闡釋。

　　四是歷史時期遺存佐證唐宋“海絲”貿易。唐宋時期，當時的明州逐漸步入興盛，寧波濱海區域也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九龍湖鎮區域已發掘的遺址也普遍發現了該時期的地層和遺跡，出土了大量青瓷器，應家遺址作為當時的一個普通聚落，無疑是這段歷史的見證，為研究寧波濱海區域的唐宋時期社會面貌提供了新材料。通過九龍湖鎮及其以東涉海的澥浦鎮境內已發掘的唐宋時期遺址，聯系到到時繁榮的瓷器出口貿易，那么該區域發現的聚落性質除了居住以外，很可能也與瓷器出口貿易相關。從這個角度來講，該區域的唐宋時期聚落群，對深化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濱海市鎮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