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書現象”在中國古代十分普遍，反映了人們對知識的追求。抄書人通過抄寫書本傳播文化知識，推動社會進步，自身也有所裨益。從古籍記載的抄書人來看，抄寫是中國古代學者研究探索的基本環節，也是其維持生計、走入仕途、功成名就的一條主要途徑。正如成語“洛陽紙貴”記載抄書事件引起了“軒然大波”，它在諸多社會領域的影響無處不在。

　　成語“洛陽紙貴”是說東晉左思做《三都賦》，由于文章記載全面，文筆優美，人們爭相抄寫，致使京城洛陽紙價上漲，供不應求。史載左思為寫三都賦，“十年磨一劍”，這十年中他在家里的各處放上紙筆、書本，每讀到好的地方，就提筆抄寫。這些典故反映了在中國古代，抄寫是一種主要的文化傳播方式。抄書主體無論是學者還是平民，抄書活動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引發了社會的連鎖反應；而在抄寫的過程中，學者也受益匪淺。抄書人的活動與圖書的編輯、出版、發行等環節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分析古籍中關于抄書人的記載，試圖剖析中國古代的抄書現象，揭示其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抄書現象十分普遍。與“洛陽紙貴”相似的情況很多，如南朝學者謝靈運(385-433年)是我國山水詩派的創始人，史載“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竟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抄書現象的繁榮由前代發展而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抄書人伴隨著文字的出現產生，戰國晚期，有了明確的記錄：“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或傭力寫書”。張、蘇二人曾受傭于人抄書。像他們這些產生之初的抄書人，從奴隸制的束縛中擺脫出來，獲得了人身自由，有著一些鮮明的特點。

　　抄書人大多是經濟貧困的讀書人，依靠抄書維持生計。而雇主是一些經濟獨立的官僚、學者或其他人，為了讀書、藏書，及在戰國的“百家爭鳴”氛圍中宣傳言論，脫穎而出，雇人抄書。這種雇傭關系的產生是新的生產關系在文化領域的反映，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

　　抄書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礎，方可充當這種既需要體力、更需要智力的“傭工”。張儀、蘇秦是戰國時期縱橫家的代表人物，他們志趣相投，早年曾從師鬼谷子，過著雖然清貧但是志向遠大、刻苦學習的生活。抄寫不僅為抄書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為其入仕準備了條件。抄寫絕不是簡單的重復。相對于一般的瀏覽，持續不斷接觸典籍的抄寫活動在加強記憶的基礎上，會給人以新的啟發。張、蘇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寫員而后來成為戰國時期一家學說的代表人物，與抄書的經歷不無關系。那時，抄寫內容多是記載“圣人之言”的“天下良書”。抄書以儒家經典為主，以宣傳孔子學說為主要目的，打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基石。

　　抄書行為貫穿于書籍復制活動的始終，抄書人進行了一些編輯活動。在木簡時代，抄書人除了抄寫圖書，還要編輯、校對、制作、裝幀等，直至一本書完成。他們先把抄好的書“編”連成冊，或先編連再抄寫；一邊抄寫一邊校對，發現有錯誤，立即用刀削掉改正；接著制作封面，據記載張、蘇二人“剝樹皮編以為書帙”；隨后在書的背面題寫書名和制作目錄。如今一本書的完成需要多部門緊密配合，雖然那個時代書寫材料或笨重或脆弱，書寫工具也并不完備，抄書量不大，但是，身兼數職地抄書人能夠有條不紊地完成如此復雜的工作，也十分難能可貴。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蔡倫改進了造紙術，紙張從開始使用至廣泛應用，經歷了一個過程。東漢時期，紙張開始作為書寫、抄寫材料，但仍然主要應用于王公貴族。他們持“縑貴紙賤”的看法，常常是在紙上寫或抄一份，在縑帛上再復制一份。從考古出土實物來看，紙張與帛書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見那時紙張主要是作為縑帛的替代品。三國時期書寫、抄寫材料是紙張、簡牘和縑帛并用。

　　在抄書尚未大規模出現的西漢及東漢前期，古籍中零星記錄了一些抄書人和抄書現象。“(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桓榮(約公元前24-17年)，抄書時是太學生，后來成為有名的經學大師。“(李合)常以傭書自給”。西漢李合(生卒年不詳)，抄書時也是太學生，后官至太常、司徒。“(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衛颯(約公元前10-60年)，抄書時也是太學生，后任桂陽郡太守。東漢高君孟(生卒年不詳)“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與產生之初相比，這個時期的抄書人發生了一些變化。在人員構成上，太學生充當了抄書人的“主力軍”。西漢時設置太學，一些家境貧寒的求學者通過抄書，一方面“勤工儉學”，另一方面也積累了知識。他們在抄書中培養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加上強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來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晉代，紙替代了簡牘、縑帛，開始普遍使用。史載，東晉崇德太后令日：“臨紙悲塞，如何可言。”西晉名將劉錕(271-318年)面對圣旨，“伏紙飲淚”。可見當時紙張成為王公貴族生活中書寫的必需品，就連圣旨也寫在紙張上。鑒于紙作為書寫材料的諸多優點，晉安帝元興二年(403年)，權臣桓玄代晉自立，并下令：“古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皆用黃紙代之。”另外，書寫工具在這一階段也進行了創新。晉代，一種優良的毛筆產生，它的筆頭由紫毫兔毛制成。筆鋒較短，堅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寫。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采白天然的墨先比質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產制作技術已經成熟，《齊民要術》中記錄了我國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國魏時書法家韋誕發明的“一點如漆”的優質人工墨。書寫材料和工具的改進，使抄書人隊伍迅速擴大，抄書現象也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

　　隨著紙的日益廣泛應用，史籍中關于抄書人的記載越來越多了。“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為官寫書，受值以養老母”。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機構中擔任校書郎，從事抄書，后來官至將軍長史，曾出使西域。王溥(107-125年)“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筒插筆于洛陽市肆傭書……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他后來官至中壘校尉。劉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貧，賣書于市以自資”，他通過抄書、賣書，后來官至尚書郎。公孫瓚(?—199年)。初入太學，“授尚書，寫書自給”，后來官至奮武將軍。王僧孺(465-522年)“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他起初只是一介書生，后來人仕擔任尚書左丞等要職。《晉書，葛洪傳》和《抱樸子·內篇，雜應》都說：葛洪(284-364年)“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常乏紙，每所寫，反復有字”，后來成為東漢時期有名的方術學家，官至關內侯。崔亮(生卒年不詳)“居貧，傭書自業”，他后來官至中書博土。闞澤(170-243年)：“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后來官至尚書。陶弘景(452-539年)“家貧以寫經為業，一紙直價四十”。后來官至孝昌相。劉芳(北魏)“晝則備書，以自資己，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芳常為諸僧備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人百余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后來官職是中書令。釋僧肇(384-414年)“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及歷觀經史，備盡文籍”，后來成為著名的佛教學者。

　　這個時期，雖然國家政局動蕩不安，頻繁易主，抄書業繼續向前發展，無論抄書人數量還是自發的行業分工，達到了頂峰。抄書現象所影響的社會領域非常廣泛，抄書業內部分工也更加細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讀書人通過抄書解決了生計問題，而且除前代一些讀書人借此途徑人仕途，成功名外，它開始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占據一定的地位，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劉芳等人通過替人抄書致富。像劉芳那樣在抄書中長期臨寫漢字，練就一手好字，推動書法藝術的發展，成為書法家的抄書人也不少。隨著佛教傳人我國，為了對外傳播宗教，對內保存佛典，抄寫佛經的抄書人越來越多，人稱“經生”，如前所述釋僧肇。

　　唐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后，人類由抄寫時代漸漸步入印刷時代。抄書現象雖然還存在著，但僅僅為了特殊用途，不再是社會普遍現象。抄書人已經不是時代的主角。

　　在抄書業發展的各個時期，學者對知識的執著追求是貫穿始終的，這是抄書人產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影響下，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中，抄書人的性質有所不同。“傭力寫書”時期和此后的抄書人初步擺脫了奴隸制社會人身的不自由，在封建制社會中服務于封建主。而在抄書業的鼎盛期，記載了出售自己雇人所抄之書的抄書人，如上述劉梁等人；又如《北齊書·列傳第三十一》記載不遠千里到東魏推銷、“發行”《華林遍略》一書的南朝梁祖埏。這應是我國關于圖書發行的最早記錄，也是新型生產關系的萌芽。

　　抄書現象與我國文明史相伴相隨，抄書人充當了傳播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鏈條。通過抄書。一些珍貴的、稀缺的文獻得以保存、流傳；通過抄書，中國古代的文學、書法、宗教等領域發展、繁榮；通過抄書，生產工具得到改良、創新；通過抄書，新的生產關系、社會分工開始萌芽、出現。蘊含在“抄書現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經過歷代抄書人不斷地積累、磨礪，在這一行業形成了獨特的“抄書精神”。在這個抄書人群體里，有載入史冊的“行遇圣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于掌內及股里；夜還，更折竹寫之”曲的張儀、蘇秦，有“一字當十讀”的高君孟，有為抄書“終夕不寢”的劉芳和“十五年不窺家園”的桓榮……以及不見經傳的抄書人，他們折射出這個人群所特有的對追求知識的謹慎、執著與不倦的精神。“抄書精神”也正是中國古代學者的精神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