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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最早是在中原地區興起來的。中原農耕文化包含了眾多特色耕作技術、科學發明。裴李崗文化有關遺存中出土了不少農業生產工具，為早期農耕文化的發達提供了實物證據，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盤棒，成為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糧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們“作網”，開啟了漁獵經濟時代；炎帝號稱“神農氏”，教人們播種收獲，開創了農業時代。大禹采用疏導的辦法治水，推進了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數學、測繪、交通等相關技術的進步。戰國時期，由河南人鄭國主持修建的“鄭國渠”，極大地改善了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隨著民族的融合特別是中原人的南遷，先進的農業技術與理念傳播到南方，促進了中國古代農業水平的提高。可以說，中國農業的起源與發達、農業技術的發明與創造、農業的制度與理念，均與河南密切相關。
農耕時節（國畫）錢松
鄭州商城遺址出土的蚌鐮
土地改革時，翻身農民在丈量土地
農業文化與農耕文化
農業文化，是指農業生產實踐活動所創造出來的與農業有關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內容可分為農業科技、農業思想、農業制度與法令、農事節日習俗、飲食文化等。其發展可分為原始農業文化、傳統農業文化和現代農業文化三個階段。
在中國農業文化發展的前兩個時期，即原始農業文化和傳統農業文化時期，可統稱為農耕文化時期，或古代農業文化時期。
在中國文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文化是基礎，因為它是以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為目的的，它決定著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著中華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國是世界農業的發源地之一。
中原農耕文化，是中國農耕文化的一個重要發源地，是中國農業文化的基礎，又是宋代以前中國農業文化的軸心。中原農耕文化源遠流長。
“中國農業的起源與發達、農業技術的發明與創造、農業的制度與理念，均與河南密切相關。”──這是徐光春同志在談到中原文化與中原崛起時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它完全符合中國農業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發展的實際。
從吃“蟲獸果蚌”到吃“粟黍牛雞”
——中國農業最早在中原地區興起
農業產生于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洪荒的遠古歷史，都被時光的塵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從文獻記載的傳說和考古發掘出的石頭中找到一些記憶。
李根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有炎帝號稱“神農氏”。據說神農氏之前，人們吃的是爬蟲走獸、果菜螺蚌，后來人口逐漸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開辟新的食物來源。神農氏為此嘗遍百草，歷盡艱辛，多次中毒，找到了解毒辦法，終于選擇出可供人們食用的谷物。接著又觀察天時地利，創制斧斤耒耜，教導人們種植谷物。于是農業出現了。這種傳說是農業發生和確立的時代留下的史影。
程民生（河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始人在御寒能力十分低下的情況下，只能選擇溫暖的地區生活。當時的黃河中下游一帶自然植被茂密，遍布郁郁蔥蔥的森林和草原，其中生長著眾多種類的亞熱帶植物和動物。而且河流縱橫交錯。河南境內的土壤主要是黃土，含有大量的氮、磷、鉀等作物營養元素，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不需要進一步分化即可生長植物，只需用木、石等簡單的工具就可耕作，加上土層深厚，便于保墑蓄水，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中原地區最適宜于人類獲取生活資料和發展生產，故而在這里最先發展起了原始農業。
張九洲（河南大學教授）：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華夏族就開始了農耕實踐。中原地區發現了可以說是整個黃河流域迄今發現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農耕文化遺址，就是距今約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崗文化。這里出土了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表明農耕文化已經確立，并有了一定發展。到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時期，出現了大型定居村落，還出現了家畜飼養業。農業進入了鋤耕（或耜耕）階段。
大約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區的農業種植主要以粟黍為主。春秋到漢代時，中原農業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說。故此，中原人又被稱為“糧食之民”。不過，糧食生產不是唯一的。當時還飼養“六畜”（馬、牛、羊、豬、狗、雞），種桑養蠶，種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撈，搞農副產品加工等。特別是農桑并重的生產結構，成了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
程民生：當代許多學者認為，中華文明的初始階段是多元發生的。在中原的周邊，如北方的紅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也曾興盛一時。但持續的趨勢卻有不同，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在進入原始社會晚期后，社會生產和社會組織的發展似乎處于停滯的局面，并沒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進入文明、建立國家。而中原文化則以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崛起，率先進入文明時代。
從“刀耕火種”到“精耕細作”
──中原農耕技術曾領先世界
使用木石農具、刀耕火種，撂荒耕作制，是原始農業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主要特點。傳統農業以使用畜力牽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屬工具為標志，生產技術建立在直觀經驗的基礎上，而以鐵犁牛耕為其典型形態。我國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夏朝進入階級社會，黃河流域也就逐步從原始農業過渡到傳統農業。從那時起，中原農業逐步形成精耕細作的傳統。
張九洲：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龍山文化時期，中原農業已由鋤耕階段進入了犁耕階段。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紀，中原地區進入了文明社會，中原農業和農耕技術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時期。在夏到春秋的這一過渡時期中，中原農業進入了溝洫排灌的農業時代。殷墟甲骨文除記載了不少農事活動內容外，還出現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農業已在中原大地興起。周朝晚期，鐵制農具在中原地區漸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蟲防治，土地連作與休耕制被人們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現了耦耕和犁耕，并重視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們還在田間管理方面創造了一套獨特的作法──鋤地。
如果說這一時期的農業技術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農業的優秀傳統和技術體系的話，那么到了兩漢和南北朝，則是這種優秀傳統和技術體系的基本形成時期。兩漢時期，中原冶鐵業非常發達，政府對農具的制造和推廣也非常重視，從而促進了中原農耕文化更加迅速地發展。就墾耕工具來說，除了鐵犁外，還有鐵齒耙、钅矍（即镢，相當于現代的鐵鎬、鐵镢）和（即鍬）等；播種工具出現了耬車。此外，還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間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脫粒收藏和運輸工具、加工工具等，到東漢時又出現了水磨。鐵范鑄造金屬器類已相當普遍。到魏晉南北朝時，以保墑防旱為中心的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基本形成，主要標志是耕－耙－耱－壓－鋤相結合的農業耕作技術系統化。這一技術體系，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上的領先技術，至今仍是中國北方農業中重要的增產措施之一。后來隨著大量中原人的南遷，這些技術措施也隨之傳播過去，從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發展的基礎。應該說，中原古代先進的農耕技術，對中國傳統農耕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奠定了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基礎。
作為中國農業文化的內容之一，農作物品種的選育、栽培和糧食的加工、儲藏，中原地區在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發展中也處于前列。絲麻的栽培與紡制，也大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還應當指出的是，中原地區的先民們不僅最早在華夏大地開發了農業，而且也很早認識到了水利與農業的關系，并進行了農田水利建設和灌溉機械的創造發明，這正如徐光春書記舉例所說：“大禹采用疏導的辦法治水，推進了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數學、測繪、交通等相關技術的進步。戰國時期，由河南人鄭國主持修建的‘鄭國渠’，極大地改善了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
是啊！直到唐代中期，中原農耕技術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先進的，其影響也是深遠的。
從《呂氏春秋》到《齊民要術》
——中國古代農業的制度與理念跟中原密切相關
中原古代農業制度包括農業耕作制度與農業土地制度等多種制度。
農業耕作制度，是指農作物栽培中土地利用方式和保證農作物高產、穩產而有關農業技術措施的總和，在歷代農業生產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核心是正確處理用地和養地的矛盾，使土地保持肥沃。中原古代的耕作制度大體經歷了西周至戰國時期的熟荒耕作與休耕制、秦漢至隋唐時期的輪作復種制、宋元至明清時期的輪作復種制和間作套種制三個發展階段。輪作復種制和間作套種制等，仍然延續至今。
中原傳統農業是建立在直觀經驗的基礎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單純經驗的范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農學理念。這種農學理念是在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表現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導原則，因而又可稱為農學思想。這自然要提到兩部著作：一部是戰國時期呂不韋所著的《呂氏春秋》，另一部是北魏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呂不韋是戰國末年衛國濮陽人，原籍陽翟（今河南省禹州）；賈思勰雖不是河南出生，但他來到了河南境內的朝歌（淇縣）一帶，且該書主要反映的是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地區的農業情況。
游修齡（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理事、浙江大學教授，著名農史研究專家）：中國古代農耕文化的核心，是古代的天、地、人“三才”理論在實踐中的指導和運用。“三才”是哲學，也是宇宙觀，古代用以解釋各種有關方面，用在農業生產上，是一種合乎生態原理的思想。“三才”在中國農業上的運用，并表現為中國農業特色的，是二十四節氣、地力常新和精耕細作，這三者便是對應于天、地、人的“三才”思想的產物。《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和《審時》４篇，是融通天、地、人“三才”的相互關系而展開論述的。西漢《勝之書》的“凡耕之本，在于趨時、和土、務糞澤”，可作技術看，也可視為“三才”的具體化。這種思想貫穿于后來的《齊民要術》等所有農書。
李根蟠：“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該詞最初出現在《易傳》中。人們認為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構成的，并把世間一切事物都放到這樣一個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國古農書無不以“三才”理論為其立論的依據。這種理論把農業生產看成稼、天、地、人諸因素組成的整體，它所包含的整體觀、聯系觀、動態觀貫穿于我國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各個方面。例如土脈論、地力常新壯論、有風土而不唯風土論、三宜原則等，都是從“三才”理論中派生出來的。正是在這種整體觀的指導下，人們看到了生物體這一部位與那一部位之間、這一生育階段與那一生育階段之間的關聯，看到了農業生態系統內部各種生物之間的關聯，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這種整體觀的指導下，我國古代農業重視農業系統中廢棄物質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論系統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現的，而是自然過程的參與者；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因而產生保護自然資源的思想。農業生物在自然環境中生長，有其客觀規律性。人類可以干預這一過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標，但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違反客觀規律。因此，中國傳統農業總是強調因時、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謂“三宜”，把這看做一切農業舉措必須遵循的原則。但人在客觀規律面前并非無能為力；人們認識了客觀規律，就有了主動權，可以“盜天地之時利”，可以“人定勝天”。
“三才”理論是精耕細作技術的重要指導思想。精耕細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爭取高產。精耕細作技術，是建立在對農業生物和農業環境諸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的認識基礎之上的。
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觀是一種有機統一的自然觀。這大概沒有比在中國古代農業科技中表現得更為典型的了。“三才”理論正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結晶。這種理論，與其說是從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移植到農業生產中來的，毋寧說是長期農業生產實踐經驗的升華。它是在我國古代農業實踐中產生，并隨著農業實踐向前發展的。
張九洲：在中原農業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與農業有關的哲學和政治思想也產生和發展了起來。如孔子、墨子、商鞅、韓非、李斯、賈誼、晁錯等人的重農思想，孔子、老子、韓非、賈誼等人的民本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如務實、安土樂天、崇上尊老等，都具有重大影響。這些思想和觀念，是與中原農耕文化的生產組織與生活方式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今天仍有積極意義。
應當說，土地制度是中原農耕文化中最重要的制度文化。在中國古代史上，土地制度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原始社會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第二階段是奴隸社會的奴隸主貴族土地國有制，第三階段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古代中國不同階段土地制度的變革與斗爭，多在中原地區演出了一幕幕生動的活劇。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引起貴族怨恨，最后兵敗被俘，車裂而死，就是悲壯的一幕。由此完全可以說，中國古代農業的制度變革與中原密切相關。
從昨天到今天
——中原崛起需從農耕文化中汲取營養
中原農耕文化盡管在漫長時期中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其先進技術和思想理念遠遠高于周邊地區，但是它并不保守，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吸納其他地區對其有益的東西。
張九洲：這，可以舉一些例子。如中原地區引進了游牧民族的良馬以及治療牲畜疾病的方法；引進了中亞西亞地區的作物或蔬菜品種，有小麥、胡豆、胡谷、胡麻、胡桃、胡瓜、胡葵、胡蔥、胡蒜、胡栗、胡椒等。大豆是從東北引進的，水稻是從南方傳入的，中原地區的面食方法也來自于西部的少數民族地區。到明清時，國外的紅薯、煙草、棉花、玉米、花生等也在中原地區種植。總之，中原農耕文化雖然反映了黃河流域旱作農業的本身特點，但它在發展過程中確實也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地區的文化因素。當然，中原農耕文化的技術和精神方面，也毫不吝惜地傳入和影響其他地區，并推動這些地區文化的發展和農業的進步。
遺憾的是，自宋代以后，中原燦爛的農耕文化日益失去了光輝，其軸心地位出現了傾斜。
今天，我們回顧中原農耕文化，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有助于增強河南人的歷史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
二、有助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鞏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業更好更快發展。
三、有助于我們充分認識國情、省情，更理性地開展經濟和文化建設。
四、有助于我們吸收和繼承傳統農業文化的合理成分，如精耕細作的科學技術體系，集約經營、主攻單產、用地養地、以糧為主多種經營等做法，邁向農業現代化。（文/河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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