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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我認為中國古村落的保護各個地方都應該有各式各樣的辦法。比如說西塘，西塘就要保持它的原建性。這種態度和思路有點像希臘和意大利，這種方法是說靠街的一層的外部是不動的，但是屋里按照現代建造的方法施工。烏鎮它用的是景觀的方式，讓居民都搬出去，然后那個村落完全開發旅游，請一些電影廠過來拍電影，做出布景來，雖然這個方式有些專家并不認同，但它也是一種方式。
還比如麗江的束河，它是新舊分開的，老村落不動，另外開一個新區，你要想住你可以住在新區里，然后你在老村里可以做買賣，可以運作老的村落，這個方式有點像巴黎。還有婺源，因為江西挨著安徽地區，它的建筑大部分都是馬頭墻的瓷磚灰瓦，這些建筑和藍天綠水搭配起來非常漂亮。但農民還要蓋新房子怎么辦？他們就按照這樣的風格設計出六七種房子樣式，農民可以選擇其中一種樣式建造，室內也可以裝空調，但外觀上旁人看不出來，這樣就能保持這個村莊原有的風格，但保持的同時還有改變。關鍵的一點是一方面我們要保護遺產，同時我們也要改變村落的生活，而且我們需要兢兢業業地按照這個標準和目的做下去，這樣我們的工作才有出路。
不合理的管理機制正使古村落加速消失
現在，在每個可能的場合，馮驥才都以盡可能多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發出呼聲。他說，傳統村落是農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遺產，現在已到了關乎傳統村落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的自然村，由于歷史悠久、文化板塊多樣、民族眾多、環境不同，導致村落形態各異。經過歷史的變遷，很多村落逐漸消失。而中華文明最遙遠綿長的根就在村落里，大量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都跟村落有密切關系。
村落是農耕文明最小的社區單位，人們在其中生產、生活；村落里同時有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一千三百多項國家級“非遺”和七千多項省市縣級“非遺”，絕大多數都在村落里，少數民族的“非遺”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
“從這個角度說，傳統村落本身就是最大的文化遺產，價值我認為不比長城小。因為我們中華民族最深的根在這里面，中華文化的燦爛性、多樣性和地域性體現在里面，文化的創造性也在村落里。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其所附有的文化性逐漸被瓦解，這種變化現在看來勢不可擋。保留這些文化后遺產相當困難。而且村落本身無法歸類到物質或非物質文化遺產任何一方。在我國，物質文化遺產歸國家文物局管理，非物質文化遺產歸文化部非遺司管理，村鎮建設歸建設部村鎮司管，有些業務又歸農業部管。如此一來，傳統村落的保護哪頭都不靠，也沒有一個明確的部門專門負責。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雖然評定出160多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但評定標準是從建筑方面考慮的，且門檻很高，而很多擁有國家級‘非遺’的傳統村落又不見得能列入其中。結果，傳統村落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也造成了目前古村落保護困難的現狀”。
加大開發力度，也就預示著加大了破壞力度
馮驥才認為傳統村落的保護確實面臨很多問題，每個傳統村落歷史、環境、居民民族等各不相同，保存現狀、所處位置不同，所以有著巨大的多樣性，故而傳統村落的保護沒法有一個統一標準或規程，而是要針對每一個村落的具體情況來具體分析，再對癥下藥。但是這又是最讓他苦惱的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專門研究傳統村落的專家學者太少了。我國80%的“非遺”項目，沒有一個學者專家進行研究，只有一個或兩個傳承人。沒有專家的研究、監督，很多“非遺”也就很容易變成一種適應當前市場的商品，因為市場利潤而變質。
“我特別反對開發這個詞，這是一個非常粗暴的說法。保護與利用才是符合文化規律的做法。開發就需要賺錢，就被納入了經濟規律，加大開發力度，也就預示著加大了破壞力度，這是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的。現在，很多‘非遺’一旦進入了名錄，當地政府就放心了，也就不管了，更多地被政績化、產業化，其實這樣反倒加快了這些‘非遺’的消失速度。”馮驥才認為保護與利用才是對傳統村落和“非遺”的最好保護。(文/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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