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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寧寺，全稱“郭隆彌勒洲”，位于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屬藏傳佛教格魯派，為安多地區四大寺院之一，被尊為“湟北諸寺之母”。相傳寺址附近原建有薩迦派寺院，亦曾盛極一時，明時衰微。明萬歷十二年（1584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此為10余萬僧俗信眾講經說法，建議部落頭人在此建寺以弘揚格魯派教法。
萬歷三十年（1602年）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自內蒙古赴西藏坐床途經此地，周圍13個部落頭人聯名提出建寺請求，并祈請四世達賴喇嘛從西藏派人前來主持建寺事宜。第二年，四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派七世嘉色·頓悅卻吉嘉措前去建寺。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七世嘉色活佛在一世松布·卻丹嘉措等人的協助下，建成大經堂，并開設顯宗學院，寺院始成。后逐步建成密宗、時輪、醫明學院，以學風嚴謹、制度嚴格、名僧輩出、佛法興盛而聞名遐邇。清康熙年間，寺僧達7000余人，寺院建筑2000余間，成為湟北第一寺院和青海著名大寺。
歷史上，佑寧寺還以著名活佛多而聞名，有“佑寧寺多名僧”的說法。該寺盛時有活佛轉世系統30余位，其中章嘉、土觀、松布、卻藏、王佛5個活佛轉世系統被清政府敕封為“呼圖克圖”。章嘉活佛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領袖人物之一，輔政弘教，為維護祖國統一、增進民族團結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管理藏傳佛教的重要措施，清代中央政府曾向藏區主要寺院賜額賜匾，由于佑寧寺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影響，清政府亦曾兩次賜匾。第一次是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賜寺額“佑寧寺”，自此，該寺以“佑寧寺”之名傳世。第二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賜“真如權應”匾。清政府兩次賜匾佑寧寺，是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寄望其發揮不同的歷史作用。
第一次賜匾，清政府希望佑寧寺在政治上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族親王羅卜藏丹津叛亂，由于郭隆寺僧眾素與羅卜藏丹津關系密切，其子寺郭莽寺僧眾加入叛軍，郭隆寺部分僧人則趁機劫掠。清軍認為郭隆寺是反叛據點之一，雍正二年，年羹堯、岳鐘琪等率軍進剿。該寺則從農村牧區征集壯丁與清軍對抗，結果大敗。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被俘，然后被輾轉押送到北京。
因其年幼以及章嘉呼圖克圖在藏傳佛教中的重要地位，雍正皇帝令其從同屬郭隆寺的著名駐京呼圖克圖二世土觀活佛學習佛法，還曾與皇子（即后來的乾隆皇帝）同窗讀書，學習漢、蒙、滿等文字。雍正十年（1732年），三世章嘉活佛與二世土觀活佛懇請雍正皇帝重建郭隆寺，雍正特敕命發帑派官重建，賜寺額“佑寧寺”，并賜碑文以記其事。
所謂“佑寧”，有說法認為是“保佑西寧”之意。但此說似乎不確。雍正在“敕賜佑寧寺碑文”中指出，“役既告竣，以舊稱不雅，敕定嘉名，賜額曰‘佑寧寺’，并紀文勒石，以昭久遠。”并希望該寺重建后出現“鴻慈普佑，永載清寧”的勝景，期望“茲寺與西土山川同其悠久可也”。因此，“佑寧”應為“以大慈普佑眾生、永保社稷清平安寧”之意。正像雍正所言，佑寧寺“地處通途，喇嘛之自西藏來者，于茲取道”，在清代既是連接西藏與內地之間的重要樞紐，也是聯系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重要紐帶。故清政府賜匾“佑寧”，意在希望佑寧寺在經歷叛亂后，能夠總結經驗，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佑護西南邊陲安寧。此后，佑寧寺確實在政治上發揮了維護社會穩定、加強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治聯系等歷史作用。
第二次賜匾，清政府希望佑寧寺在宗教上發揮弘揚正法的作用。乾隆初年，青海地區的一些蒙藏佛教寺院受到了當地漢族貪官和衙役們的破壞，為“使寺院受大皇帝頒賜的敕令的保護”，三世章嘉呼圖克圖請求乾隆皇帝給塔爾寺、佑寧寺、廣惠寺等寺院頒賜字匾。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世章嘉返回青海講經說法，將字匾頒賜各寺，其中，賜給佑寧寺“真如權應”金字紫匾一面，以及鑲嵌珠寶的釋迦牟尼佛像和敕書等。這是清政府第二次向佑寧寺賜匾。乾隆賜匾，使青海各寺受到尊重和有效保護，并促進了青海地區各民族間的和睦與團結。
所謂“真如”，為佛教術語，亦作“如如”“實相”“法性”等，指絕對不變的“永恒真理”或本體、諸法實相。《成唯識論》上說，“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所謂“權”，也作“權衡”，亦為佛教術語，指佛以神通而現的實相。《止觀》上說，“佛日初出，權者引實，聞法即悟。”“應”可理解為“印證”“應現”等意。故“真如權應”，意為“佛法真理以佛示現的諸法實相加以印證”。乾隆皇帝此舉意在希望佑寧寺弘揚和證悟佛法真理，成為弘揚正法的藏傳佛教典型，在宗教上發揮弘揚正法的作用。
歷史上，佑寧寺切實發揮了弘揚正法的作用，不僅名僧輩出，而且法務興隆，寺院也確因其弘法成就而聲名遠播。佑寧寺弘揚正法的成就首先體現在譯經著述方面。佑寧寺高僧在翻譯佛經、著書立說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為弘揚正法、增進民族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貢獻。
譯經方面，乾隆七年（1742年），三世章嘉奉命主持，將藏文大藏經《丹珠爾》全部譯為蒙文，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奉命主持，將其譯為滿文。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世章嘉經皇帝批準將漢文大藏經中的《首楞嚴經》譯為滿、蒙、藏三種文字。著述方面，三世章嘉的《第七世達賴喇嘛傳》《文典智源》，三世土觀的《佑寧寺志》《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傳》《塔爾寺志》等，三世松布的《如意寶樹史》《青海歷史梵曲新音》《密咒總義》等，在藏傳佛教界和學術界享有盛譽，反映了佑寧寺的高超佛學水平。佑寧寺弘揚正法的成就還體現在掌教輔國方面。
作為清中央政府冊封的著名呼圖克圖，佑寧寺高僧奉命掌管蒙藏地區有關宗教事務，為佛教在邊疆的弘傳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輔政弘教業績顯赫，佑寧寺高僧獲得了清中央政府的高度禮遇。自第二次賜匾以來，眾多高僧獲得清政府的特殊賞賜。乾隆十六年（1751年），賜給三世章嘉“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封號，并賜金印一顆。道光八年（1828年），賞賜四世章嘉錫制鍍金“大國師之印”及誥命；同治九年（1870年），封五世章嘉為“大國師”，并賜金印金冊。光緒三十年（1904年），封七世章嘉為“灌頂普善廣濟大國師”，并賜印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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